她碩士畢業，在貴州花溪大學城，賣糯米飯

嗅態

觀察商業榜樣，輸出榜樣觀察

作者 | 石燦

吳英蘭身姿嬌小，骨子里卻透著一種雷厲風行的氣度。那副眼鏡壓不住她眼里的神采，走起路來腳下生風，說話更是快刀斬亂麻般的利索。整個人宛如一團濃縮的火苗，脊梁永遠挺得筆直，那股子蓬勃的精氣神，生生撐起讓人仰視的氣場。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2025年9月，她剛擺攤不久，因為一輛三輪車、一碗糯米飯攤和幾條短視頻，人生像一把扇子一樣被徐徐舒展開。

她的常駐擺攤地點貴州師范大學附近。那些書本里學來的民族學、人類學知識，本來只待在論文和課堂里。出攤以后，她開始把這些知識一點點搬到攤位前，用它們去看價格、客流，也看顧客的表情和情緒。擺攤讓她真正握住了一些具體的東西，三輪車、糯米、酸菜、火候和人群，都是可以被她親手安排的秩序。

大部分顧客都是在網上刷到她的視頻后專門找來的。有學生下課順路來，有老師特意繞遠，有人排隊時說“現在終于吃上了”。起初，她對短視頻的理解停留在“記錄一下”的階段，不談運營方法，也不自封IP，只是堅持更新，在評論區慢慢觀察受眾的來路和心情。她很少給自己貼標簽，更不愿過早下結論，給人的感覺像是在安靜地搭一個風來了也能站得住的小臺子，等一等，再看一看。

△吳英蘭糯米飯攤前，充滿人間煙火氣

第二次見面是三個月之后的12月25日，她剛結束2025年的最后一攤，準備短暫休整。這一次，她不再只是向我講自己的故事，而是不斷向外發問。她問起各大平臺辦創作者大會是怎么回事，問平臺怎么扶持內容，好奇我的商業模式。談話的節奏明顯變了，她聽得快，追問得也快，幾乎每一個信息點都會順著往下追一句：“這是什么呢？”

三個月時間里，線下和線上都不斷有陌生人出現在她身邊。做電商的人來探路，拋出“可以合作看看”的話，卻說不清楚要合作什么；掮客想給她介紹資源，把她往“網紅帶貨”的路徑上推，卻很難說清楚她的內容和生意到底獨特在哪里；粉絲想做她的合伙人，她反而先拋出一個條件“你也要做自己的個人賬號”，這一句就篩掉了不少人。她開始學習如何分辨信息、辨別動機，哪些是可以認真談的，哪些只是“看中流量”的試探。

新的環境和新的人群，讓她的反應速度被迫提上來。她一邊賣飯、一邊回消息、一邊思考商業模式，思維轉得快，應對方法也在增加，但這些看上去紛繁的變化并沒有把她推離原點。她越來越清楚，真正需要自己扛住的，是智識上的獨立判斷、情感上的自我安頓，以及在缺乏同伴經驗時依然往前走的勇氣。創業者特有的那種孤獨感，開始在她身上變得具體，她于是更頻繁地向內構建秩序，給自己設邊界、立原則。

目前，她的受眾主要集中在貴州省內，尤其是花溪大學城周邊的幾所高校。半年前，她還是其中一所學校里的學生，如今，已經成了不少學生口中的“學姐榜樣”。在貴州，這樣的路徑并不常見。當地的互聯網產業并不發達，成熟的內容產業鏈和成熟的創作者社區都還稀薄，她的出現，更像是在這片相對貧瘠的土壤上意外長出來的一株新苗。

媒介是人的延伸，人是環境的產物。她或許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份稀缺性。這恰恰是這篇故事想要追蹤的起點。

01

擺攤的“最后一天”

12月23日，是吳英蘭在2025年最后的擺攤日。這天，對她說，是從前一晚的攤位邊開始的。

12月22日晚上八點多，貴州花溪大學城一條街道上，糯米飯售罄，人散得差不多了，她剛從衛生間出來，回攤位收東西。走在路上，她想著明天要收攤，臨時起意，把手機拿出來，對著鏡頭說一段通知，把“明天最后一天擺攤”講清楚。

剛錄幾句，便碰到兩個女孩子，她們正過來問還有沒有糯米飯賣，她索性把手機對準自己和她們，把原本要說給鏡頭聽的話，當場說給人聽：“不用問了，沒有了，明天最后一天，要來的話早點來，可能要排隊。”說著說著，又有一個大哥走過來問，她又順勢把這段對話錄進去。

沒有準備文案，沒有鋪墊，她在攤位邊一邊收拾東西，一邊剪這條視頻，當場發到賬號“英蘭的舒展生活”上，也順手發了朋友圈，然后才真正開始收攤。

回到家已經很晚，她把第二天要用的糯米用水泡好，就往床上一躺。沒過多久，手機響了，是丈夫的視頻電話。他語氣沖，說她這條視頻容易讓人誤會，說大家會覺得她現在生意好了，人變了心思，說這種說法會影響別人對她的看法。

她聽著，沒有爭論，只是嗯一聲接一聲地應著。

她明白他的顧慮，也明白自己為什么要發這條內容。在她的心里，這條視頻只是她長期記錄生活的一個點，是她在攤位邊的一次當場決策，是她把生活進程交代給關注自己的那群人的方式。

掛掉電話，她躺在床上，眼睛盯著天花板，腦子里卻一直在轉第二天要準備的東西。

半夜，她迷迷糊糊醒過來，屋里很安靜。她起身去客廳，看見丈夫蜷在沙發上睡著，電視機還亮著。她沒有喊他回房，只是把“小太陽”挪近一點，給他取暖。她在客廳站了幾秒，又轉身回臥室，重新躺下。眼睛閉著，腦子里的事卻一件一件往外蹦：明天要多準備多少飯，昨天那條視頻會不會真的帶來更多人，評論區會不會有人問她是不是不干了，會不會有人說她不穩定。她翻來覆去，睡不踏實，直到六七點才迷糊了會兒，九點多又醒來。

23日早上，她比往常晚起。身體沉，眼睛澀，她心里清楚，今天不能按平常那套量來備貨了，多半會比往天忙。丈夫這天起得早，站在廚房門口問她要幫什么忙。她把一桶一桶油膩膩的餐具端出來，讓他幫忙刷，又讓他把比平時盛得更多的糯米蒸籠放在蒸鍋上。對他來說，這些步驟都有點陌生；對她來說，這些是每天重復的流程。

蒸糯米飯那一段，對兩個人都是新的場面。他把泡好的糯米舀到蒸籠里，疑惑米為什么要泡著；米放到蒸籠后，他又問為什么要往鍋里加水。她只好一項一項講。她發現他連蒸飯的水箱都沒打開，蒸籠里也是干的，一邊著急，一邊忍不住笑，又忍不住生氣。他有點不好意思，只能一遍一遍照她說的去做。她嘴上嫌棄，心里卻柔軟，那是難得的支撐，是她日常里不常擁有的陪伴。忙完這一場，他出門上班。

房間里剩下她一人，繼續把五花肉拌好，把酸菜、腌魚、腌肉打包裝盒。按她原本的打算，中間要留一段時間剪視頻，把前幾天的素材整理一下，剪輯成一條視頻發布出去。但那天完全擠不出這個空，她心里清楚，只能先記著，晚點再說。

△吳英蘭糯米飯攤位上的烤肉、腌魚、腌肉和糯米飯拌在一起吃，味道極好

下午兩點左右，她把東西全部搬上一輛小轎車。那輛車自2018年起跟著她走過鄉村、翻過山路，也陪她從教書到擺攤，從貴州鄉下到貴州省城，見證她把一份普通生活硬生生變成創業。由于太忙，車身上還有沒洗掉的塵土，前幾天燈也出過問題，她一直沒空去修。她對這些舊物是有情感的，小攤車、小轎車，是她世界里最忠誠的同伴。

小攤車停在貴州師范大學云創貴安谷的地下車庫，她從住處開車過去，約十分鐘，把小攤車從庫里推出來，檢查一遍，又把需要的東西從車后備箱搬到攤車上。

三點過，人開始出現在攤位旁。她把攤車停好，爐子架好，掀開糯米蒸籠，肉放在烤架上。剛開始，來買的人是一兩個地問，不一會兒，就有人開始排隊。她低頭打包裝飯的時間里，隊伍慢慢拉長。她按要求加肉、加腌魚、加腌肉、加酸菜，把盒蓋扣緊，遞出去，收錢，再繼續下一份。

那天一共賣出一百多份，營收首次突破四位數，她的手幾乎一直沒有空下來。平時只有她一個人在攤上打理，那天多了兩雙手，一個是群里的老粉絲，一個是群里的學妹。粉絲一直在烤肉，學妹在打理其他事兒。她心里清楚，如果沒有她們，“我自己一個人是搞不定的。”

七點多，天已經暗下來，糯米和菜都見底了，她干脆對隊伍后面的人說，賣完了。最后幾份出完，她關火，把爐子、餐盒、調料一件一件收回攤車里。她回到地下車庫，把攤車停回原位，再把要帶回家的東西搬上轎車。

回到家已經八點多，她把車停好，把裝滿油污餐具和工具的箱子全部搬進廚房。客廳的沙發就在旁邊，她連看都沒看一眼。脫掉外套，袖子一挽，就站到廚房的水槽前。碗、盆、桶、蒸籠，按順序清洗，刷干凈，碼到一邊瀝干水。她把餐桌擦干，把地拖一遍，把廚房恢復到一個她心里能接受的狀態。她其實可以把這些留到明天早上再弄，但她不允許自己這么拖。

忙完一圈，已經快十一點。她洗了個澡，上床躺下，拿起手機給丈夫打了個電話，對方說還在外面吃飯，她只說了一句“那你早點回來”，就掛掉。“他回來的時候我都已經睡覺了。”吳英蘭說。

02

不是獨立漂浮的人

他常被人誤會成那個“什么都沒幫上忙”的人。鏡頭里的吳英蘭，總是在攤前忙進忙出、在視頻里講自己的故事，而他更多只是被提到，卻少有人真正看見他這一邊的生活。

他原本在電視臺做節目，后來跟著一批人出來單干，成立了傳媒公司。公司有員工、有房租、有項目周期、有甲方預算，還有一堆隨時可能出現的問題。他每天要思考的是賬期、成本、客戶情緒、團隊士氣。項目一做就是十幾二十萬的體量，可甲方的猶豫、回款的拖延，輾轉一圈之后，都會落到他頭上。他不是一個可以說停就停的人，外人看到的是“管理層”這三個字，其實他每天也在為“保住收入”和“撐住團隊”煩心。

很多時候，別人會羨慕吳英蘭，說她丈夫是做影視的，是“專業人士”，拍攝剪輯都懂，好像是她創業里的天然助力。但她賣糯米飯、拍視頻、剪片子，他幾乎沒有直接參與過。不是因為不愿意，而是他實在已經被自己的工作填滿。

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身不由己。許多個晚上，她回家收拾餐具洗碗的時候，他還在辦公室盯著時間線改片子；半夜她睡著的時候，他剛從客戶那里回來；清晨她去市場買菜的時候，他還在補覺。兩個人的生活常常錯位，卻又在這種錯位里保持一種隱形的協作。

他看著她越來越堅定地走進自己的節奏，心里既驕傲也擔心。12月22日晚上，她發了那條“明天最后一天賣糯米飯”的視頻，他立刻打電話過去，說這會讓人誤會，說她看起來像是草率做決定的人。他口氣重了些，她沒有反駁。他在意的，是外界怎么看她，是別人會不會借機否定她，是這條路走下去會不會更難。他知道吳英蘭不是一個隨便放棄的人，可他也清楚觀感會帶來壓力。

第二天，他早起，第一次進廚房幫她準備糯米飯。他問東問西。她急得說他連自己每天做的事情都不知道。可她還是一件件教，他也一遍遍照著做。那一刻，他真的走進了她的世界，她也看到了他努力靠近的一面。

他其實很少表達“辛苦”。他覺得這些都是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管理層該承擔的。他要守著公司，也要守著家；他要穩定收入，也要給她自由探索的空間。他不一定總能理解她的每一個決定，但他愿意在關鍵的時候伸手。她不一定習慣把他拉進自己的節奏，但她心里清楚，這個家能一直穩住，他撐著的那一頭很重要。他們的分工和方式不同，卻都在朝著同一個方向把家往前推。

他們從同一片土地走出來。山在那兒，河在那兒，從江縣的風吹過占里侗寨，家家戶戶炊煙一起升起。吳英蘭和她丈夫，就是在這樣的地方長大。兩家背景相似，父母都是老實踏實的人，信的永遠是“好好做人”“認真過日子”。從小到大，他們聽到的最多的，是要肯干，要吃苦，要守住家。侗寨里沒有太多宏大的話，大家靠著土地、靠著手藝、靠著一代一代傳下來的規矩，日子一點一點往前推。

糯米，在那里的生活里是繞不開的東西。侗族人過節、嫁娶、接待客人，桌上少不了糯米飯。糯米要提前泡好，手要反復清洗米粒，蒸的時候火候要穩，掀開蓋子時一股香氣飄出來，這是很多家庭的日常情景。孩子們從小就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對糯米沒有浪漫的想象，只覺得那就是飯，是節慶，是鄰里往來的禮數，是一種和家聯系在一起的味道。

△吳英蘭在從江占里侗寨的田間，身后就是整個木香古樸的寨子

他們后來一起離開老家，來到了貴陽。不是一腔熱血，也不是突發奇想，而是現實需要謀生。他先決定出來發展，她就把原本穩定的工作辭掉，跟著一起來。兩個人結婚后，她繼續讀研，孩子出生，慢慢長大，也慢慢成了連接兩地的紐帶。

為了方便照顧，孩子更多時間在老家，由奶奶主帶，尚未退休的爺爺一周回家一次照應，平時每天固定視頻報平安。她和丈夫在貴陽工作，為這個家再鋪一層穩定。年輕人外出，老人幫著看家帶娃，三代人合在一起，勉力成就一種共同體的穩定。

這種跨地域的家庭結構，在貴州，甚至整個中國都不算稀奇，反而是新時代農村家庭的真實樣態，也是侗寨文化在現代生活中的一種延伸。

2025年碩士畢業后，她的路在工作、學習、照顧家庭之外，又多了一條“自我探索”的線，從做內容，到思考自己的位置，再到重新接近糯米這條線索。她跟糯米飯攤主學習、體驗、觀察，最終自己開始賣糯米飯。很多人以為這是商業選擇，其實也是一種回望。她是在拿一種熟悉的食物，重新理解自己來自哪里。

他們的家庭文化里有一種一致性。兩家人是一樣的背景，沒有明顯的階層跨越，沒有文化隔閡。公婆對她友善，既支持她去上班，也支持她選擇更自由的路徑。她也一直心懷感激，知道這些理解并非理所當然。她的原生家庭也給她打下了一種內在要求：不能懈怠，不能享受太久，始終要配得上所得。這些觀念疊加起來，就形成了她今天那種“明明很累，還不允許自己停下來太久”的狀態。

她和丈夫之間，也有這種“地方文化”的影子。他們很少大聲表白，也很少把情緒講到臺面上。更多的是做事。她賣糯米飯、拍內容，他去上班、扛公司，在柴米油鹽和責任之中，找出一種穩定的搭檔關系。

吳英蘭從不是獨立漂浮的人。她與家、與丈夫、與孩子、與糯米飯、與從江侗寨的文化，始終在一條看得見的脈絡里，慢慢往前走。

03

“我是真的喜歡”

操場上站滿了人。

2025年6月18日，貴州民族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穿學位服的學生排成一列又一列，等待走上主席臺，接受撥穗之禮。吳英蘭在臺下架起一個三腳架，把手機固定好，對準自己，希望拍下珍貴的一幕。

但是，她站在主席臺上的第二排，被第一排的人擋住了，她的撥穗之禮沒有被拍下，“蠻遺憾的”。

△吳英蘭在畢業典禮上

吳英蘭1994年出生于貴州從江，侗族人，本科在貴州師范大學讀的學前教育專業，畢業后在從江縣的一所幼兒園工作。2020年疫情暴發，她仍在體制內，工資一分不少，但社交媒體上大量關于失業、斷收入的消息，讓她開始懷疑自己原本認定的“穩定路徑”。

強烈的對比讓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反思，人這一輩子只有短短幾十年，難道一直待在一個自以為安全的格子里，把整個人生交給同一份工作嗎？那段時間，她前所未有地迷上刷微博，看見了許多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態度，也看見了各種社會問題，對世界的原有認知被一點點推翻。

同一時期，她讀到人類學家項飚的民族志作品《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寫的是在北京打拼的浙江農民工如何在城市里做生意、找落腳點、重建生活秩序。這本書不是簡單的故事集合，而是在告訴讀者，很多人離開老家并不是單純追求更高收入，而是想在不確定當中爭取一種由自己掌握的安全感，想在制度和機會的縫隙里為自己再開一條路。

書中關于流動人口如何在城市邊緣搭建自己的社會網絡與市場空間的討論，讓她第一次有意識地去思考世界與自己的關系，意識到個人選擇和戶籍、土地、制度性機會之間的聯系。她開始主動去感知書本里的知識，把這些論述和自己的處境對照起來。那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智識啟蒙。

同一年，她第一次報名考研，目標是貴州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我是真的喜歡”。第一次考試，英語差了幾分；2021年，她再次備考，一邊上班一邊學習，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背單詞、做題，晚上下班再學，最終考上了，成為她們寨子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

2021年入學后不久，吳英蘭在研一生了孩子。她把原本的全職工作辭掉，靠存款、助學貸款和家里支援撐起三年的學業和生活。

和身邊的同學比起來，她的年齡稍長一些，還有過一段工作經歷，所以學習的主動性更強。很多同學是應屆生，一直待在校園里，沒接觸過社會，學習上難免有些被動。但她不一樣，她是那種心里想什么、嘴上說什么、手上做什么都一致的人。在圖書館看書就是看書，不會假裝睡覺打掩護，也懶得開“摸魚”的玩笑，遇到熟人問起，她會直接說“我在復習，在努力”。

身邊人都說她挺“卷”的，她自己也承認。但她清楚“卷”是個無底洞，沒完沒了，要是一直跟著別人的節奏卷，只會迷失自己，找不到真正想要的東西。

吳英蘭的畢業論文選題和框架定得并不順利。入學時，導師就給她定了一個題目，她準備了很久，開題后才發現題目太大，根本寫不下去，又花了兩個多月時間重新定題。

2024年，她在網上偶然刷到一本書，書名叫《童年人類學》，作者是美國人類學家戴維·蘭西。原版于2008年出版，中文版引進是在2023年，她趕緊在淘寶上下單。書有600多頁，她花了整整一個月讀完，每天寫論文之前都會先翻幾頁，把和自己田野材料有關的段落做標記，再從里面提煉出關鍵概念，慢慢搭起自己的理論框架。

這本書寫的是不同文化中兒童如何在勞動和日常生活里被卷入，如何在幫忙和摸索中成為“社會中的人”。這些觀點讓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從小在從江侗寨里的成長經驗，其實可以和書里的討論對接起來。那些原本看起來虛無的西方理論，通過這本書變得貼地，她能用自己的話理解和轉述，也能用來梳理論文里“兒童”“地方經驗”和家庭結構的關系。

她一向不是那種鉆進一本書里反復考據的人，多數時候只是翻一翻，知道個大概就放下了，但這本書她讀得很慢，也很認真。她一邊讀，一邊琢磨作者是怎么找到觀察角度的，為什么能從兒童身上看見這么多社會結構的東西。后來，她在寫論文時大量引用書中的概念。

畢業季來臨時，身邊的同學都在忙著找工作、考公務員，她也跟風報了兩個崗位——一個公務員崗，還有一個事業編崗位。報崗的時候，她一方面是被畢業季的就業焦慮裹挾著，看著大家都在找穩定工作，自己也忍不住慌；另一方面，也確實對那個崗位有過期待，真心想得到。那段時間，她把自己關在出租屋里，沒日沒夜地刷題，除了吃飯睡覺，幾乎所有時間都用來復習。

可復習越深入，她心里越糾結。她知道考公競爭有多激烈，尤其是在小地方，沒有關系和背景，就算考上了，往后的日子也大概率是一眼望到頭。而且她還聽說，有些單位面試時更傾向于招男生，這讓她心里更沒底。

“我不斷問自己，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嗎？把自己訓練成應付考試的‘機器’，擠破頭闖進體制，然后日復一日重復枯燥的工作，這樣的人生有意義嗎？”她想起自己讀研是為了做喜歡的事，不是為了再跳進另一個“內卷”的漩渦里。

這種內心的拉扯讓她備受煎熬，最后還是遵從自己的內心，決定放棄考公。她把所有復習資料打包封好，數學資料直接退了貨，退不了的教材就送給了小區里的一位叔叔。做完這些，她心里反倒踏實了。

放棄考公后，她想找一件自己真正喜歡、能體現自我價值的事情來做。

她從小就和糯米飯打交道，小時候讀書，同學們總喊他們是“糯米仔”，對糯米飯的制作和口味，“我再熟悉不過了，而且我覺得自己能接觸到最優質的供應鏈，所以第一個念頭就是擺攤賣糯米飯。我覺得擺攤不僅能作為一個實踐載體，還能讓我把民族學、人類學的專業思考融入進去，挺有意義的。”

04

第一天擺攤，狀況百出

不過，在真正擺攤之前，吳英蘭特意去體驗了擺攤人的生活。

她先去了貴州民族大學花溪老校區北門附近，跟著賣糯米飯、煎餅果子、炸洋芋、饅頭包子的攤主們打交道。每天按照他們出攤的時間去幫忙打下手，和他們交朋友，一點也不繞彎子，直接告訴他們：“我想擺攤，想來體驗一下，我跟你一起賣，好不好？”

他們爽快地接受了吳英蘭，沒人找理由拒絕。

小孩子們一放學，是他們最忙的二十分鐘，她就幫著打包，攤主也挺樂意。

賣饅頭包子的叔叔還跟她說，賣這些小吃一個月能掙四五千塊錢，足夠生活費，他還靠這個在花溪大學城買了門面，租出去一個月能收六千塊錢租金。

“這讓我覺得擺攤也是一條可行的路。直到現在，我還常常想起這些攤主，心里挺感激他們的。”吳英蘭說。

馬不停蹄，吳英蘭回到從江，在從江高鐵站附近跟賣糯米飯的攤主學習。那里的競爭比貴陽老小區激烈多了，到處都是賣糯米飯的，攤主們都要大聲吆喝招攬顧客。她被一家生意最好的攤主吸引，便過去跟她請教，還加了微信，站在一旁仔細觀察他怎么招呼客人、怎么打包、怎么定價。

回到從江的日子里，吳英蘭準備擺攤裝備，先從攤車開始下手。她在網上買了一輛三輪車，花了3700塊，4月初，讓商家把車直接寄回從江老家。父親會木工，車一到，家里人就在院子里幫她加固車架、釘木板、搭工作臺，花了六天，硬裝做完，車斗從一個空架子變成了能放鍋、能切菜的操作面。

緊接著，她花460元把車托運到貴陽，又斷斷續續繼續改。軟裝完全沒有現成模板，全憑她自己的感覺。她把從苗族服飾里獲得的牡丹畫在車身，希望給這門生意帶點喜氣；又畫上大雁圖騰，連著侗族遷徙的記憶。糯米飯在她筆下變成“糯魚”，既是諧音，也是她給自己攤位取的一個記號。那段時間，她白天被理論和材料困在電腦前，累了就下樓，對著車身一筆一筆上色。

“小攤車涂鴉是一種通過色彩和線條的直接表達，可以讓人暫時的從理論世界里抽離出來，回歸到一種近乎本能的觸手可得的創造之中。久而久之，小攤車成了我那段生命歷程的物質見證，一個承載了疲憊、焦慮，也記錄了釋放與喜悅的田野文本。它獨一無二，更是我對我那逝去的奶奶的追念。她（奶奶）是我見過最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老人，她將永遠的活在我的心里。”吳英蘭說。

前前后后兩個多月，遮雨傘、側擋板一點點裝上去，電源位置預留好，檐下可以掛燈、掛布，攤車的輪廓越來越清楚。

吳英蘭第一天擺攤是在2025年7月2日，狀況百出，本來定了早上4點的鬧鐘，結果前一晚太興奮，5點才起床，準備東西的時候忘這忘那，來來回回往家里跑了四五趟，等她推著攤車趕到擺攤地點時，已經8點多了，早高峰早就過了。

第一天，微信營收只有8塊錢，還有幾塊錢現金，一大桶糯米飯幾乎沒賣出去多少。起初，她按照從江縣的賣法，按一兩、二兩來稱重售賣，每次都要跟顧客解釋半天，特別費勁。第二天，她果斷改了規則，直接定價5塊錢一份，不用稱重，簡單明了，連小黑板的內容都沒來得及寫，就直接跟顧客喊“5塊錢一份”，生意才慢慢有起色，到第三天營收就漲到了200多塊錢。

△吳英蘭開著裝飾過的三輪車上路擺攤

擺攤之外，她的時間幾乎全部投入短視頻。每天5點起床，6點出攤，8點半到9點收攤，回家后一整槽餐具要洗干凈，鍋具晾好，再打開手機開始剪輯。剛開始，一個三分鐘的視頻，她要花一整天；熟練以后，最快也要三個小時。她用一臺手機完成剪輯，屏幕小、操作不順手，她本可以用丈夫的剪片電腦，但那臺電腦長期用于他自己的傳媒項目，她不愿“搶機器”。她也嘗試用自己用來寫論文的筆記本剪過一次，但性能不足，只好作罷。

“一整天下來，幾乎沒有停下來的時候，雖然累，但過得特別充實，而且現在睡覺睡得比以前好很多。”吳英蘭笑著說。

讀研寫論文那幾年，她的日子完全被打亂了節奏。每天逼自己寫夠1000字，關上電腦也停不下思考，框架怎么改、文獻還差什么，走到哪兒都在腦子里推演論文。題材又涉及家鄉，越想寫好，壓力越大，一邊照顧孩子，一邊面對導師的要求，最緊張的時候，幾乎整夜整夜睡不著。

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她的狀態像一把原本收得很緊的折扇，慢慢被展開。

有客問她為什么要擺攤，她不會立刻給出標準答案，而是先反問一句：“你想聽哪一條理由？”

“理由有很多。”她想了想，“但最簡單的一條就是，現在我能睡好覺了，不用再為論文框架、文獻資料焦慮。這種踏實的感覺，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同學間，沒人相信吳英蘭會帶著碩士畢業的社會身份去擺攤，按照常規職業路線，這并不是一份傳統意義上體面的工作。

“既然沒有人相信我真的會去擺攤，那我就把整個過程記錄下來，讓別人相信。”于是，吳英蘭決定，從畢業典禮這天起，用短視頻系統地記錄自己的選擇。

05

“差點放棄了”

“我差點放棄了。”吳英蘭說。

“放棄做這個賬號？”我問。

“對。其實，做這個賬號，等于要走創業之路。”她答。

9月份我們見面之后，吳英蘭回到從江，正趕上秋收。整天帶孩子，還要去田里割稻谷、做家務、拍視頻、賣香禾糯，生活一下子縮回到具體的日常里。孩子需要陪伴，家務需要打理，老人需要照顧，而創業意味著她必須把大量時間押在“外面”的世界。

她反復問自己，到底是留在貴陽生活，還是回到從江生活？到底是找一份穩定工作，按部就班地做一個好媽媽、好兒媳、好妻子，還是繼續扛著這一份極不穩定卻充滿創造力和不確定性的事業？

她很清楚，在同樣的問題面前，男性往往被期待優先承擔掙錢和事業的責任；作為母親，她同時被一套完全不同的敘事框住。既要賺錢養家，又要始終陪著孩子，還要把家庭維持在一種溫柔而有序的狀態。她說，那是一種揪扯心肺的拉扯，無論怎么選，都像是在虧欠人，要么虧欠孩子，要么虧欠自己。

她的念頭一度已經走到了“放棄”的邊緣。手上的一攤事情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賬號已經運作起來，影響力也起來了，真要收手，又覺得太可惜。她把這些想法攤開跟丈夫講，丈夫沒有勸她務實一點，反而對她說，不要留遺憾。

11月，她再次回到貴陽。她重新擺攤，重新創作視頻，節奏回到自己熟悉的軌道。

生意突然好起來了。第七屆貴州省鄉村旅游創客大賽決賽上，她的項目拿了獎，得到官方層面的認可與曝光，線上售賣香禾糯，線下售賣糯米飯，訂單穩定出現，商業模式得到驗證，每日營業額達到800元，甚至更多，“截至12月底，已經在微信賣了4000多斤香禾糯了，轉化挺好的。”

△吳英蘭和她的團隊伙伴在第七屆貴州省鄉村旅游創客大賽決賽上，獲得“十佳創新創意獎”

這讓她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做的事情不僅能養活自己，還能作為一個創業項目成立。擺攤、內容、銷售、社群被串成一個完整的閉環，這些現實世界的回報，把她從“差點放棄”的那條線拉了回來，讓她重新篤定地站在攤車后面，“只要內容做好，產品做好，整個運行的底層框架搭好，這件事就可以持續做下去。”

更重要的是，她意識到，自己經歷的這種困境，本身就是極其重要的內容主題。她不只是在賣糯米飯，她在用自己的身體力行去回答一個問題：一個女性，如果既想擁有事業，又不想放棄家庭，她究竟在和什么力量對抗？

仔細看吳英蘭現在做的事情，其實已經長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三角商業模型。

最表層的一角，是她在網上不斷更新的視頻和文字，讓別人先記住“這個人是誰”“她在做什么”，這是入口。第二角，是城里那張要收要擺的小攤，真正接住線下客流，也把“看過她的人”變成“走過來買一份糯米飯的人”。第三角，在很多人視線之外，是從江縣那條穩定的糯米、腌魚、腌肉供應鏈，原材料從老家一路走到城里，把味道、身份和故事牢牢拴在一起。

線上內容讓她被看見，線下攤位讓人愿意靠近，家鄉那一頭保證這件事有真實的產品和根基。這三點互相咬合，既構成她目前的生意結構，也構成她理解自己的方式。

當我們從遠一點的距離看她，會發現，她身上的確折射出當下許多現實議題：擺攤，內容生產，城鄉流動，女性成長，知識與經營并行。

這些主題原本分散，如今被意外地匯聚到她身上。她并沒有刻意扮演任何角色，卻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樣本。她沒有試圖解釋時代，只是盡量把自己的生活過穩，把每一個決定想清楚。

吳英蘭站在這個三角形的正中間，一邊要維護賬號的更新節奏，一邊要扛起出攤日切菜、蒸飯、出餐的體力活，還要隨時回到從江，確認那條供應鏈運轉正常。對外看，她像是在同時做三件事；對她自己來說，這已經是一套完整的生活系統，其實，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側面。

06

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求知狀態

12月21日，冬至前一天。吳英蘭從花溪出發，開車去貴陽市區的一家科技公司拜訪。途徑走鹽沙大道，道路很長，路面坑洼，兩旁是一排排梧桐樹，已經落葉，只剩樹干。

她有感而發，鹽沙大道與創業路很相似，有起點，沒有現成的終點，只能往前走。

梧桐樹經歷春夏秋冬，一年一年站在路邊，她的攤、她的合作和她的人脈，也在一個時段一個時段更換形態。她從一個只守著糯米攤的人，變成一個會預約見面、會跑公司的人，她的社交圈被打開了，她的視野被打開了。

自創業以來，吳英蘭的手機幾乎沒有真正安靜下來過。微信提示一條接一條跳出來，有的是本地商人委婉表述“想合作看看”，有的是機構直接發來項目想法，還有人坦白說希望她帶帶貨、露露臉。

她有時候在攤位后面，一邊盛糯米飯，一邊抽空看一眼屏幕；有時候剛回到家，還沒坐穩電話就響。她能明顯感覺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她當作“有影響力的人”來對待，她的賬號在貴陽本地的存在感，已經被推到前臺。

不過，當外界不斷遞來橄欖枝時，她也漸漸意識到，很多人與其說是理解她在做什么，不如說看中了她“正在增長的流量”。

有的人開口就談曝光和轉化，有的人只盯著粉絲曲線，很少問起糯米飯怎么做、供應鏈如何維持。她把這些交談一條條放在心里，慢慢辨別“別人眼中的她”和“真實生活里的她”之間的差距。她清楚，自己并不愿意只被定位成“被運作的網紅”，因為她每天仍要面對原材料、天氣、客流和經營壓力，這些才是實實在在的生活。

也正因為這些現實，她開始重新整理自己理解中的邊界。她覺得，所謂“網紅”，本質依賴內容和流量存活，而“創業”則是另一套邏輯，要自己打通經營結構，承擔責任，理解勞動。她在攤位和內容之間切換，逐漸形成一個判斷，不能只盯著平臺數據，還得腳踏實地把事情做下去。每當有人告訴她“繼續做內容就行，錢自然會來”，她心里都會再退一步，審視這句話背后到底站著怎樣的世界觀。

△吳英蘭在與有意向合作的商業伙伴進行洽談

支撐她穩住節奏的，是碩士學位那幾年民族學的學習經歷。她剛開始接觸專業書時，覺得抽象；后來，她慢慢學會把理論拆開，轉化成自己能理解、能使用的語言。她被其中對“人”與“多樣性”的尊重所吸引，也逐漸形成一種觀察姿態——先理解，再表達。現在擺攤時，她看著來來往往的客人，聽他們一句兩句地聊生活，已經習慣從這些碎片里，看到更大的社會圖景，卻又不急于總結。

糯米飯攤，成了她把知識落地的場所。她本就熟悉這種食物，也了解家鄉背后的文化，因此，當她站在攤位后面時，并不覺得突兀。

理論里的“社會結構”與“日常生活”，在這里成了可以觸摸的現實。

有人猶豫于價格，有人因為味道回頭，有人說起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她把這些細節一點點記在心里。她從不刻意展示“研究者姿態”，只是多留一份耐心，多看一眼，時間久了，這些觀察自然積累成一條條內在線索。

她始終把“人”擺在首位。擺攤時，她習慣把顧客當作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用戶”；面對粉絲和陌生人的詢問，她盡量認真回應，不急著給建議，也避免輕易評判。

這種持續反思，讓她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求知狀態。她不再滿足于“知道一點”，而是盡量追問：為什么是這樣？背后還有什么？這種渴望沒有把她推得更驕傲，反而讓她越來越謙遜，更愿意承認“我還不知道”。她意識到，紅火之后，真正需要承擔的，是理解世界與自我之間的責任。

12月24日，是吳英蘭在2025年擺攤的最后一天，是極冷的一天，也是人數最多、營業額最高的一天。雖然有顧客勸她不要休攤、繼續擺攤，但對她來說，仍需要慢慢走出“學生”的角色外殼，用這個寒假作為過渡，逐漸轉變為更加社會化的創業者。

“不同的職業會造就不同方式，就會造就不同的時序認知，那是嵌入我們身體的認知差異。”吳英蘭在12月25日晚發視頻說，“我是一個在學校里面待了二十多年的人，一下子沒有寒暑假，我感覺有點適應不過來。”

她要參加一些社會活動，還要回到從江，準備過年期間的一些事務，把之前只在腦子里想過的事情往前推一推，比如嘗試做電商，把老家的東西更系統地搬到線上去，看看能不能讓“從江”不只出現在她的視頻里，而是真正變成更多人下單時會點開的那一欄。

故事并沒有在這里畫上句號，只是從貴陽的小攤口，轉到從江的山水間去繼續展開。來年開學季，她或許又會出現在花溪大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