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見】龐中英 | 全球化史十二講：什么是全球化史

從全球史、全球經濟史、全球思想史等多學科角度，為寫作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化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方法論體系，希望有助于推進關于全球化史的深入研究。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文科講席教授龐中英的自序，文章來源于《全球化史十二講：什么是全球化史》。

本文大約7900字，讀完約15分鐘。

“全球化史”（The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與“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不是一樣的。本書關切的是“全球化史”。擔心有人把“全球的”（Global）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把“全球史”和“全球化史”當做一回事，在本書開頭，請允許我這么寫。

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史”逐步成為世界史學科的一門“顯學”；不過，這門“顯學”更加成為“顯學”卻不是在誕生了“全球史”學的美歐，而是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中國。在中國的“全球史”持續“發熱”，反映了這門學科更加是真正的“全球的”（Global）。不少世界的歷史學家興奮地、不辭辛苦地說明“到底什么是全球史”。[目前國內至少有兩部常被用作全球史入門讀物的譯著。其一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美國歷史學家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什么是全球史》；其二是德國歷史學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關于全球史的著作，分別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全球史導論》以及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史是什么》。此外，中國歷史學家葛兆光主編的《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三卷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然而，本書沒有把全球史與全球化史混為一談，而是自問自答“到底什么是全球化史”？

本書還提供不了一個“全球化史”，而是關于構建“全球化史”的方法論。

一、對“全球化”研究的研究

在當今的“我們的時代”[1944年，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1886—1964）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一書問世。這是1944年問世后被公認為經典的著作之一。1944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那一歷史時刻誕生了包括波蘭尼《大轉型》在內的許多著作經典。波蘭尼的“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80多年，他的“我們的時代”總是具有“當代史”的價值。]，具體指21世紀20年代的今天，經歷了40年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研究”，我們需要對“全球化”和“全球化研究”進行反思、重思。反思、重思的一個形式和內容是提出關于“全球化”和“全球化研究”的學科史，甚至“全球化”思想史和“全球化”史。2022年6月起，我在四川大學任教。構筑一個“全球化”學科史、“全球化”思想史和“全球化”史是我在川大學術工作的中心之一。

我們這代20世紀60年代之后出生、80年代求學、90年代走上學術之路的人，經歷了從“全球化”概念誕生以來的“全球化時代”。1983年，“全球化”一詞或者“全球化”思想正式誕生。[Theodore Levitt, 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3. 《大英百科》認為，這位萊維特是第一個制造“globalization”術語的作者，見https://www.britannica.com/money/globalization。]當時，我還是天津南開大學同時熱烈追求哲學和歷史學的經濟學本科生。2023年，香港中聯辦主辦的《紫荊論壇》編輯部約我就“全球化”問題發言。我提交了一個思考角度，即“全球化”概念誕生40年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全球化”之原意或者本意是“地球化”。本來應該把globalization[當今世界，English已經是復數的，即Englishes。Globalization不僅是復數的，而且“英國英語”和“歐洲英語”，其單數拼法是Globalisation，區別于世界范圍內“主流”的Globalization。] 翻譯為“環球化”或者“地球化”。但不知為什么在中文中一直沒有翻譯為“地球化”。

我到四川大學，為本科生開出的第一門專業課是“全球化史”。有同學問我“全球化”的定義到底是什么。我說，40多年來，“全球化”早已不是這個概念誕生時那么被人們容易理解甚至容易接受，其定義越來越多（多樣的“多”），“抵制”甚至“反對”“全球化”的人似乎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很多。總之，我告訴提問的同學，在概念上，“全球化”已經“全球化”了。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國家或區域、不同的時期，對國際英文的Globalization有著不同的理解（定義）。之所以要有“全球化”學科史、“全球化”思想史、“全球化”史，是為了理解“全球化”的過去。

與人是生命一樣，地球也是生命。我們的地球觀包括地球也是生命，而且是包括我們人類在內的生命的根本依托或者基礎。在古希臘，地球有個名字，即“蓋婭”（Gaia），其意思是“地球的人格化”（the personification of Earth）。[詳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ia。]科學家以其縮寫“Ge/geo”作為地球科學的基礎。[詹姆斯·拉伍洛克.蓋婭：地球生命的新視野［M］.肖顯靜，范祥東，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把“地球化”理解為“地球的人化”（the humanization of the globe），[見理查德·鮑德溫（Richard Baldwin），“A long view of globalisation in short: The humanisation of the globe”,https://cepr.org/voxeu/blogs-and-reviews/long-view-globalisation-short-humanisation-globe-part-2-5。]是我最贊賞的一個“地球化”定義。因為這個定義把人和地球之間的生命、命運關系講清楚了。

從1983到今天的這一剛剛過去的當代世界歷史時期，許多人習慣于把其叫做“全球化時代”。是的，“全球化時代”名副其實，剛剛過去的40多年，用其他詞語、概念、思想概括“我們的時代”都不如“全球化”準確、明確、精確。不僅如此，“全球化”是19世紀以來的最近200多年來，繼工業化、現代化等一系列超級的“化”之后，世界的又一個最大的“化”。

本書試圖超越“關于全球化的標準而正統”（ the standard orthodoxy about globalization），[這句話來自哈羅德·詹姆斯（Harold James）發表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和發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雜志2006年9月第43卷第3期中的，對于杰弗里·弗里登的著作《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書評。]重視發生在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的“地球的人化”——不同的人（以及各種人類集團，如族群）在世界各地的接觸（相遇）、互動（民間以及國家之間的沖突和合作）的過程和結果。

關于global一詞，這是一個比globalization還關鍵的詞。國內大多數把global翻譯為“全球（的）”，尤其是在歷史學、世界史學，把Global History翻譯為“全球史”（學）。然而，這一翻譯是有問題的。如同globalization，global未必是“全”“球”的。恰恰是，無論哪種哪個“全球史”，其實際情況是“局部的地球的”（partially Global）。所以，本書在提到“全球史”時，有時盡可能寫為“地球史”，而在“全球化”和“全球化史”的地方，則是“地球化”和“地球化史”。

當然，我的“地球史”不是地球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earth/globe）。

如果盡可能地拉長globalization的歷史，即把globalization放到更長的世界史中，就可以看到，大多數情況下，globalization并非是我們中文世界使用“全球化”者想象的那么“全”。如同地球并不是“圓的”或者“平的”，[“（據說有6個）盲人摸（1只）象”（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這個寓言的長期中文解讀（幾乎是唯一解讀），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不同的人對“地球化”中或者“地球化”后的世界的認識，有人可能堅持說“地球是圓的”，有人則可能“自信”地說“地球是平的”。]“地球化”并非一定是“全”的。Globalization的本意并不是強調地球化的“全（面）性”，而是“球”——地球本身。“全”是中文譯者根據中國的語境等條件（包括文化或者思考方式等因素）加上的?！叭笔顷P于“地球化”的一種想象（imagination）——摸“地球化”之大象，產生了對“地球化”的一個認識——如此之“全”。在我看來，正因為這個“全”字，使中文的“全球化”與英文的globalization、法文的mondialisation等不一定是同等（equivalent）的。

思想上，“地球化”是一個極大的創新（innovation），而且比之其他歷史上的創新，也是前所未有的。這是20世紀世界思想史的成就之一。本書指出了globalization曾被作為公司（企業）和國家的行動、策略和政策。這在20世紀80和90年代，非常突出。例如，globalization被許多公司（尤其是“跨國公司”）接受和采取為生產和經營策略，globalization被一些政府，如美國的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政府（1993—2001）和英國的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政府（1997—2007），作為公共政策（國內和外交政策）加以推行。

本書認為，“全球化”確實帶來了一場深遠的思想和行動革命，盡管這場革命現在有人紛紛宣稱其已經“終結”。[關于“全球化的終結”的判斷、結論或者宣布世界各地到處都是，“全球化”不知已經被“死”了多少回。]

歷史（經濟史）學家尋求到了“全球化”的各種起源（origins），對“全球化”研究貢獻很大，使“全球化”的概念有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全球化”是人類歷史的一個突出特征?？上?，人們到了20世紀后期才發現、認識到“全球化”。今天，人類對全球化的認識仍然是初步的，對globalization未知遠大于已知。本書總結已知的關于globalization的一些學術研究，是為了開辟進一步認識globalization的道路（包括研究方法）。[地球主要是一個水球，超過70%的地球表面由海洋覆蓋。今天，海洋科學家普遍認為，人類已經能夠探測更深的海底。但總的來說，在21世紀初，人類只探索了海洋的不到5%。而海洋深處的95%，當代的人類仍然知之甚少。]

二、關于“全球化”研究的學術史

為某一學科、以某種主題進行的學術寫作，例如歷史寫作，如同蓋房子等結構設計和建設，是一件美妙、復合、艱辛、長期的事業。

不僅是廣義文學，遠遠超過文學，許多科學、學術領域使用“寫作”一詞。我個人找資料和閱讀的一個體會是，歷史學用“寫作”超過了其他學科。歷史學用“寫作”一詞，如同經濟學喜歡用“生產”（produce），古代歷史學家喜歡用“修史”?，F代和當代歷史學則是“歷史寫作”（Historical Writing）。

什么是“歷史寫作”？

“歷史寫作”的歷史源遠流長。由詹姆斯·韋斯特福爾·湯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與霍爾姆（Bernard J. Holm）合作兩卷本的《一種歷史寫作》（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被認為是史學史的一個轉折點。[此書商務印書館出版時，翻譯為《歷史著作史》。我覺得還是直譯為《一種歷史寫作史》更好，以突出“歷史寫作”。]

我大學本科不是歷史學專業的，研究生時逐步進入了歷史（世界歷史）研究的道路。借用“歷史寫作”一詞，本書是關于“地球化寫作”（the globalization writings）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30年，“地球化寫作”是一個超級規模的人類寫作事業。此種寫作的結果形成的“地球化研究”（The Globalization Studies）幾乎成為21世紀的今天最重要的一個新興學科體系。關于“全球化”的寫作本身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地球化寫作”是一個復數之復數。地球化研究是一門系統的、復合的、多樣的學科，用跨學科、多學科等詞匯都不足以描述之復合性和多樣性，因為卷入全球化寫作的作者不僅來自地球上不同的地點，而且來自各種不同的學科，使用各種不同的思考和敘述方法。[龐中英.理解全球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幾乎所有的學科（不僅是我們熟悉的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社會學，而且哲學、數學和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在不同程度都介入了“全球化”研究。其實，每一個學科都要應對自己的“全球化”問題。

“地球化寫作”是本書提出的一個概念，這意味著筆者盡可能地收集和整理有關的“全球化”研究文獻。必須指出，我的這種收集完全不是“大數據”收集，我也不會大數據收集。這并非因為我要抵制AI等新工具，我是高度重視“AI時代”（the Age of AI）的。我是想提供我40年的個體的專業接觸和研究“全球化”的經驗。

三、“全球化”史是在地球“舞臺”上“男男女女”的歷史

本書的一個特點是重視個體的人的地球化。許多人關注國家層次的“全球化”。關于國家層次的地球化，有著太多的著述，而且其文獻還在增加。但是，關于個體人層次的地球化，研究上往往已經和正在被忽視、忽略。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莫洛·紀廉（Mauro F. Guillen）的著作《多代社會》（The Perennials: The Megatrends Creating a Postgenerational Society Download）一書第十章討論“文化變化”時，作者引用了莎士比亞的句子。歐洲出身的社會科學作者常常引用莎士比亞。莎士比亞也是思想家，這是我感興趣的。為了精確，我找到莎士比亞的原話與紀廉在書中的引用對比，莎士比亞“幫了”紀廉的忙。紀廉的“多代社會”理論居然是基于莎士比亞的“世界是男男女女的舞臺”“人生七段”等思想。

《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梁實秋譯為《如愿》。]第二幕第七場的一段獨白。400多年來，莎翁的這段獨白經常出現在各大“舞臺”：“全世界是個舞臺”“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一些演員”“憂郁的杰奎斯（Jacques）通過人生的‘七個時期’講述了‘他們的退場和上場’”。

400年來，莎士比亞的作品從英格蘭走向地球各地，包括中國；從英文（包括莎士比亞創造的英文）變成中文，這不就是一個“全球化”的最佳例子嗎？也就是說，莎士比亞的劇作和思想“全球化”了。這個世界不知多少人已經吃過、正在吃和將要吃莎士比亞這碗飯。世界應該長期存在一個莎士比亞價值鏈。

地球是所有人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的莎士比亞式的男男女女在改變著這個地球。這不就是地球化的本意嗎？也就是說，莎士比亞時代，當然不存在“全球化”的概念，但是，莎士比亞用他的作品對“全球化”研究做出了貢獻。

四、從世界經濟史到地球經濟史

20世紀90年代以來，盡管缺少嚴格的定義，也沒有與傳統的“世界經濟”（World Economy）概念加以嚴格區分，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全球經濟”（Global Economy）的概念被廣泛使用。在許多情景或者場合下，“全球經濟”的術語大有取代“世界經濟”概念之勢。20世紀90年代以來，專研“全球經濟”以及與“全球經濟”有關的論著、論文非常多。這主要是因為“全球化的理論與實踐”在冷戰結束以后的普及。“全球經濟”一般被理解為“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或者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叭蚪洕币馕吨M成世界經濟的各個部分（尤其是各國經濟和各地區經濟）更加“相互依存”。

“全球經濟”一詞，即在“經濟”前面加上“全球”，如同“全球史”一詞，即在“歷史”前面加上“全球”?！叭蚴贰焙汀叭蚪洕保约捌渌摹叭蚴裁础?，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學術流行。

在歐洲，“世界經濟”的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蘇格蘭思想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1776）?！秶徽摗分傅氖恰案髅褡?人民的財富”（The wealth of nations）。這可以是最早的“世界經濟”概念。[詳見《大英百科》“亞當斯密”詞條，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Adam-Smith。]

其實，“全球經濟”如果寫為“地球經濟”，“全球經濟史”改為“地球經濟史”，更貼切，因為更不容易誤解。

“地球經濟”使“世界經濟”建立在地球基礎上，是對“國際經濟”的一大“范式轉變”。

“世界”和“地球”之間的不同，往往為人們不注意。前者可能指整個“地球的世界”，但也不一定。自從“世界”的概念誕生以來，不同思想家、不同學派有著不同的世界概念；后者強調的是人的經濟等活動（包括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互動）從局部的或大或小的區域（包括國家）經濟走向更大范圍的地球經濟，這包括工業化經濟對地球資源尤其是石化（化石）能源的深刻依賴。

“地球經濟”的概念強調超越“世界經濟”概念與生俱來的“英國或歐洲或西方中心主義”，強調要考慮19世紀和20世紀“非西方經濟”的興起，尤其進入21世紀后“新興經濟的崛起”。在經濟學和經濟史學，“地球經濟”概念本來指向的這一重大意義往往沒有被認識到。在多數情況下，交替使用“世界經濟”和“地球經濟”的作者，等于沒有真正超越經濟學上或者經濟史學上的“西方中心主義”。

至少從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以來，世界經濟史（學）并未被地球經濟史（學）完全取代。今天，我們能發現許多“世界經濟史”名作，盡管他們已經越來越強調“地球經濟史”的概念。

當然，概念上，“地球經濟”是從“世界經濟”中發展而來，如同“全球史（學）”是從世界史（學）發展而來一樣。從有關學科之間比較的角度，“全球史”的一個最重大貢獻是超越了世界史（學）的歐洲和西方中心主義。[柯嬌燕.什么是全球史.劉文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遺憾的是，在世界經濟史（學），并沒有發生如同世界史（學）那樣的地球史（學）轉向和轉變，沒有實質性超越西方（尤其是美國）經濟中心主義。這一重大遺憾情況表明，我們仍然處在世界經濟史（學）的時期，除了少數作者在研究地球經濟史（但他們的研究也未必是如史學的“全球史”學科那樣跳出“西方中心主義”）。實際上，總體看，并不存在如同地球史（學）那樣大規模的地球經濟史（學）繁榮。在21世紀，構建和發展地球經濟史（學）應該是（世界）經濟史（學）的一個必須完成的宏大研究任務。

在認識論意義上，“地球經濟”的概念本來為克服歐洲和西方經濟中心主義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會。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的研究發現，即使有的作者非常難能可貴地使用了地球經濟和地球經濟史的概念，但是這種使用距離（世界）經濟史（學）的“全球”或者“全球經濟”的范式轉變仍然相當遠。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近代英國工業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視》的作者羅伯特·C.艾倫（Robert?C. Allen），他的《全球經濟史》（《牛津通識系列》之一）一書在國際上以及中國的影響很大，但是該書仍然沒有真正強調“全球的”，仍然堅持了以英國、歐洲和西方為中心敘述世界經濟的傳統路徑。

一些影響巨大的來自西方的世界經濟史（學）巨著，值得我們反復研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第一次在宏觀經濟學的框架下，以定量的方法系統地重建了兩千年（從公元1世紀至20世紀末），特別是中世紀以來整個人類長期經濟增長的歷史。[伍曉鷹.從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探索長期增長的密碼［N］.經濟觀察報，2022-12-05.]但是，麥氏“千年世界經濟史”，其中的“全球經濟史”占多少？麥迪森的“1820年轉折”，尤其是1870年以后，“世界經濟”進入“全球經濟”時期。

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應該是第一位真正理解了“全球化”和“全球經濟”意味著什么的德國/歐洲學者。他的學術足跡遍及地球各地。弗蘭克的《轉向東方：亞洲時代的全球經濟》（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初版于20世紀90年代，是一個充分擁抱“全球化”概念的真正“全球經濟史”代表作，標志著世界史（學）全面轉向全球史（學），從歐洲的民族國家的中心轉向地球的、人類的中心，“歐洲其實是憑借亞洲力量而興起的，是世界創造了歐洲，而不是相反”。該書中譯本一般翻譯為《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我為了突出從“世界經濟史”到地球經濟史的大轉變，覺得應該按照弗蘭克的原書名譯出中文。

近幾年，在世界范圍內，功深力厚的世界經濟史（學）力作不時出現。這些作品多少都是“全球化史”/地球化史，但不一定是“全球史”/地球史。最近的如布拉德福德·德隆（J.Bradford DeLong）的《蹣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經濟史》，承繼20世紀史學界的“長歷史”傳統，構建一種現當代的地球經濟史。再如，德國圖賓根大學經濟史學家約爾格·巴騰（Joerg Baten）與國際經濟史協會（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合作，推出了《1500年到今天的地球經濟史》（A History of the Global Economy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文集。參加這一文集的學者均為著名研究者。但是，該書的一大局限同樣是“名不副實”，仍然交替使用世界經濟和地球經濟，也就是不像地球史（學）那樣，沒有明確構建超越西方（歐洲）中心主義的全球經濟史——新的21世紀的全球經濟史。

中國歷史學家的“全球史”（學）貢獻也在穩定增長。葛兆光及其團隊試圖和已經構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義”但“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這一史學的“中國崛起”，使“全球史”更加“全球”，具有重大的學科史意義。這一學術實踐對于世界經濟史（學）也具有建設性意義。借鑒“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本書的一部分內容實際上是構建“從中國出發”的地球經濟史，重點闡述地球經濟的概念在世界經濟史上的范式轉變意義。

綜上，本書首先是一個關于“全球化研究”的學科史，甚至是一個初步的“全球化”思想史；其次，本書為基于這樣的學科史和思想史的“全球化史”——地球化史開了個頭。

是為自序。■

文章來源于《全球化史十二講：什么是全球化史》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