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的波恩歲月

在波恩大學的知名校友中，哈貝馬斯也許不是最有影響力的，但一定是最長壽的。2026年3月14日，德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哈貝馬斯（1929-2026）在巴伐利亞施坦貝格湖畔去世，享年96歲。我最后一次聆聽哈貝馬斯的演講，是在他獲得博士學位五十周年的慶典儀式。

2004年11月，波恩大學決定授予哈貝馬斯“金博士”（Goldene Promotion）學位。這是德國大學的一項傳統(tǒng)榮譽，用以表彰獲得本校博士學位五十周年的資深學者。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指導的電影《野草莓》，講述的就是一位醫(yī)學教授返回母校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的心路歷程。與伯格曼筆下生命將盡、尋求心靈救贖的醫(yī)學教授不同，時年75歲的哈貝馬斯依然神采飛揚，在思想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波恩大學主樓，大禮堂在二層中間部分 作者供圖

慶典儀式在大學主樓舉行，可以容納千人的大禮堂（Aula）座無虛席，許多人站立旁聽，現場氣氛莊嚴肅穆，近乎虔誠。二戰(zhàn)之前，波恩大學的大禮堂被譽為德意志全境最美麗的學術空間之一。除了巴洛克宮殿華麗的裝飾，大禮堂內部還有一組創(chuàng)作于十九世紀初的巨幅壁畫，題為“科學與藝術的勝利”。1944年10月18日，在波恩大學建校126周年紀念日當天，大學主樓遭遇盟軍毀滅性的空襲，位于主樓核心區(qū)域的大禮堂化為灰燼。為了盡快恢復教學功能，戰(zhàn)后重建的大禮堂采用了極簡風格，內部線條平直而簡約，彰顯“廢墟中學習”（Studieren in Runien）的時代精神。時至今日，大禮堂依然是波恩大學最神圣的場所，用于舉行開學典禮、學位授予儀式或舉辦重要的學術演講。

主樓的一道側門 作者供圖

1950年，哈貝馬斯進入波恩大學學習哲學、歷史學、心理學、德國文學和經濟學。戰(zhàn)后的德國百廢待興，波恩作為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的首都，從一座安靜的大學城轉變?yōu)槲鞯碌恼沃行模娮C了德國政治從納粹獨裁走向聯(lián)邦民主的歷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批判，構成了哈貝馬斯政治哲學與公共理論的重要背景。

在金博士學位的授予儀式上，哈貝馬斯回顧了自己在波恩的求學經歷。當時的學術環(huán)境仍籠罩在與納粹遺產的復雜關系中，同時受到戰(zhàn)后知識界樂觀主義氛圍的影響。哈貝馬斯把波恩視為學術生命的起點，那是他在戰(zhàn)后廢墟上重塑世界觀的關鍵時期。他在演講中感嘆，正是波恩大學那種傳統(tǒng)的、甚至有點老派的學術氛圍，讓他學會了嚴謹的哲學思辨。

埃里希·羅特哈克

哈貝馬斯的導師埃里希·羅特哈克（Erich Rothacker, 1888-1965）是哲學文化人類學的創(chuàng)始人，也是當時德國最知名的哲學人類學教授。因納粹時期的過往，他在戰(zhàn)后一度被停止教職。羅特哈克桃李天下，許多學生成為有影響的哲學教授，阿佩爾（Karl-Otto Apel）、馮克（Gerhard Funke）、阿爾伯特（Karl Albert）都是他門下的弟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羅特哈克還曾指導過一位中國博士生，也就是后來的北京大學哲學教授熊偉。羅特哈克反對拉幫結派，他希望學生的研究不是為了肯定和宣揚導師的理論，而是自由地發(fā)展新的思想。

在波恩求學期間，哈貝馬斯就已嶄露頭角。1950/51年冬季學期，在羅特哈克的研討課上，哈貝馬斯結識了比他年長七歲的哲學家阿佩爾。阿佩爾的積極思考及其對美國實用主義的興趣，對哈貝馬斯日后的哲學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是在阿佩爾的影響下，哈貝馬斯關注到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中存在的問題，由此引發(fā)了一場爭論。1953年，年輕的哈貝馬斯向《法蘭克福匯報》投稿，發(fā)表了第一篇重要的公開辯論文章《與海德格爾一起思考反對海德格爾》（Mit Heidegger gegen Heidegger denken）。

《與海德格爾一起思考反對海德格爾》

1954年，哈貝馬斯在羅特哈克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絕對與歷史：論謝林思想中的二重性》（Das Absolute und die Geschichte. Von der Zwiesp?ltigkeit in Schellings Denken），時年25歲。羅特哈克稱贊他是一位杰出的學生，博士論文“優(yōu)秀卓越”（egregia）。哈貝馬斯的第二導師是哲學家兼數學家奧斯卡·貝克爾（Oskar Becker, 1889-1964），他的現象學方法對哈貝馬斯的早期思想具有重要的影響。哈貝馬斯把博士論文視為后期對自然主義批判的起點。在榮譽博士授予儀式上，哈貝馬斯以人的自由為題發(fā)表演講。圍繞腦科學研究和自由意志的辯論，他對還原論自然主義進行了批判性的審視，主張捍衛(wèi)人類行為的自主性。

《法蘭克福匯報》用圣經中“浪子還鄉(xiāng)”的典故形容哈貝馬斯的波恩之旅。哈貝馬斯在波恩年少成名，五十年后作為世界知名的哲學家回到學術故鄉(xiāng)，不再是那個憤怒的批判者，而是一位帶著和解之心歸來的睿智長者，最終被母校以最高的榮譽接納。

在慶典儀式上，哲學教授霍格雷貝（Wolfram Hogrebe）的致辭頗具深意。他說，五十年的博士學位并不鮮見，難能可貴的是在有生之年寫出一部經典。對于在場的年輕一代而言，博士學位不是終點，而是學術道路上新的起點，在未來的歲月里，既要保持生命之樹常青，也要不疾不徐有所建樹。

哈貝馬斯離世之時，正值伊朗和中東地區(qū)重燃戰(zhàn)火。他生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在二戰(zhàn)中度過了青少年時光，在戰(zhàn)后廢墟上經歷了國際秩序的重建，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見證了歐洲大陸最持久的和平。但是，步入晚年，哈貝馬斯多次對世界局勢表示悲觀。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國際秩序再度面臨崩塌，世界徘徊在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危險邊緣。作為溝通理性的倡導者，他感到挫敗。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防止人類滑向自我毀滅的邊緣，但是數字媒體和社交平臺摧毀了他一生捍衛(wèi)的“公共領域”，導致社會極化，理性的討論變得愈發(fā)艱難。當對話之門被迫關閉，所剩的唯有暴力的邏輯。盡管如此，垂暮之年的哈貝馬斯始終堅持繼續(xù)發(fā)聲。他相信思想的力量，并寄望于“科學與藝術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