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名土匪遣人送信：我是王鼎山，希望新四軍支援40萬發子彈

1944年10月17日深夜，浙東皖南分界的烏龜嶺上只有雨點敲打樹葉的聲音。一對裝扮成母女的山民踉蹌而行，她們的褡褳里裹著油紙，油紙里是一封急信，落款“王鼎山”。若被國民黨憲兵截住，信使和信件都會消失在黑暗里，因此她們一句多余的話都不敢說。

沿著崎嶇山路下到上虞東郊的破廟，天剛蒙蒙亮。門口站崗的新四軍戰士喝了一聲“口令”。“八月桂花開。”婦女低聲對答，隨后遞出那封被雨水浸得發硬的信。值班兵一摸落款，迅速請來臨時辦事處主任陳山。

油燈下，陳山展開信紙，只看了兩行眉頭便緊皺：“被圍四十余日，彈藥見底，盼借四十萬發子彈。”他抬頭對副官說了句：“事情麻煩，可人必須救。”副官為難：“四十萬發？全團儲備也沒有這么多。”陳山揮手，吩咐先去司令部匯報。

何克希司令員和譚啟龍政委聽完經過，沉吟片刻。“子彈湊不夠，”何克希低聲道，“但人情要給。你帶兩個連，先把他們接出來。”陳山領命而去，同時讓信使帶回回信：“子彈不多，人馬可援，見字速動。”

事情的緣起要追到七年前。1937年冬，王鼎山還是嵊縣一名佃農。地主逼租、兵匪橫行，他的老母病死在寒夜，沒錢買棺材。第二天他挑著鋤頭闖進地主家，被家丁打斷一根肋骨，那一刻他認定再窮也要活出硬骨頭。

1939年春，王鼎山在亂世中結識幾位流亡漢子，占據白霧嶺，樹了面黑旗。“劫富濟貧”是口號，也是活路。他們搶的是豪紳的錢糧，卻給窮苦人留米留鹽，名氣一時傳遍浙東諸縣。當地百姓暗地喊他“王爺”，但官方檔案給他蓋了倆字——“匪首”。

1942年初，陳山受組織指派潛入嵊縣，化名陳力平，以秀才身份投奔王山虎。其間他故意挑起矛盾，扶持王孝明分家，又聯手王鼎山擊潰王山虎。土匪窩被端那天，陳山將受困的百姓全部放下山，暗中留下十六個兄弟隨他撤往山外。王鼎山在篝火旁敬他半碗冷酒：“改日若要用我，一封信即可。”

一年后身份揭開，陳山被調往上虞，繼續整合地方抗日武裝。王鼎山沒立即下山，他掛念的是一千多條兄弟性命，擔心共產黨紀律太嚴，眾人未必適應。于是他選擇觀望，但守住一句話：絕不跟漢奸同路。

1944年夏，國民黨第十師忽然調防浙東，宣布“剿匪清鄉”。幾乎同時，日軍浦江支隊也南下搶糧。雙重壓力擠向烏龜嶺，王鼎山的槍膛很快打空。他嘗試夜襲繳槍，卻被迫擊炮堵在山口。第四十二個清晨，糧桶翻到底，他終于寫下那張借條——“愿率眾歸新四軍，惟盼四十萬發子彈救命。”

十月下旬，新四軍挺進分隊悄悄抵近烏龜嶺。陳山沒帶四十萬發，他只帶了八騾子彈藥和兩門迫擊炮。但夜幕里接應信號一亮，王鼎山便率眾沖破西北側封鎖，歷時兩個時辰全部突圍。山谷火光映紅天際，步槍聲、罵聲和山風混成一片，直到東邊晨曦浮現才逐漸平息。

匯合后，王鼎山提出三個條件：一、兄弟仍歸自己指揮；二、老弱家屬需妥善安置；三、之前扣押的三名豪紳必須拿銀元贖回。陳山當即答應前兩條，對第三條沉了臉：“百姓一文不能碰。”靜默半分鐘，王鼎山扯斷自己腰帶：“好，銀元退回去，我聽紀律。”

烏龜嶺隊伍編為浙東游擊縱隊獨立三大隊，王鼎山任大隊長，陳山兼政委。為了讓這些出身草莽的兄弟迅速適應，他取消了沿用多年的“黑旗”標志，換成印著紅星的袖章。“從今往后，槍口只對侵略者。”這是政工隊在第一次隊務會上寫在黑板上的十個字。

隨后幾個月，新編大隊在曹娥江、會稽山脈連打八場小規模殲滅戰，炸毀國民黨封鎖據點六處，俘虜日軍十余人。王鼎山指揮突擊時嗓門極大，手臂一揮就往最危險處沖，副官笑稱他“還是那股匪勁，只是旗子變紅了”。每拿下一座碉堡，他都會先讓戰士搜出糧鹽，分批送回山下村民。

1945年1月，華東野戰軍前敵指揮部嘉獎“烏龜嶺大隊”，王鼎山被授少校軍銜。不久，陳山向上級提交報告：“此人能征慣戰，品行已定，可提副團長。”批準文件送到時，王鼎山獨自在營房門口站了許久，他沒說感謝，只嘟囔一句：“四十萬發子彈，一個子都沒要成，倒把命押了出來。”說完大笑，槍背在肩，轉身去整隊出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