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大特務給陳賡寫信，希望得到照顧，陳賡：提供100元生活費

1954年秋天，北京西長安街一棟灰磚小樓里，陳賡大將收到了一封信。

信不厚，字跡卻很局促，像是寫了又改，改了又寫。落款是"鮑君甫"三個字。身邊的同事看陳賡拿著信，半天沒說話，便好奇地問了一句。陳賡目光從信紙上移開，沉吟片刻，只回了六個字："老朋友，欠他一條命。"

這六個字，讓屋里的空氣都凝住了。一個能讓戰功赫赫的開國大將親口說"欠命"的人，究竟是誰？

一只耳朵，兩個主人

鮑君甫這個名字，上海灘上知道的人不多。但提起"楊登瀛"，租界的巡捕、淞滬警備司令部的軍官、甚至日本人開的商行，都得客客氣氣叫一聲"楊先生"。

1893年，鮑君甫生在廣東香山一戶殷實人家。家里有錢，送他去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那些年他不光把日語說得溜，還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1919年回國，正趕上五四運動，他跟著學生上街游行。1924年加入國民黨，1925年五卅運動又沖在前頭。那時候的鮑君甫，是個標準的進步青年，跟瞿秋白、惲代英這些共產黨員都能說上話。

轉折來得突然。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到處抓人殺人。鮑君甫因為替共產黨說了幾句公道話，被扔進了監獄。牢房里陰冷潮濕，每天能聽見外頭槍斃人的聲音。好在老友張道藩念舊情，又有蔡元培出面保人，鮑君甫才撿回一條命。

出獄后日子不好過。正愁著，同鄉楊劍虹找上門來。楊劍虹那時候已經跟了陳立夫，正在籌建"黨務調查科"——后來大名鼎鼎的中統前身。楊劍虹看中的，是鮑君甫這張嘴和這份人脈。日本人那邊能搭上話，租界巡捕房認識人，上海各路山頭都給面子。

1928年，鮑君甫改名楊登瀛，當上了國民黨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從此，這個廣東人成了蔣介石在上海灘的一只"耳朵"，專門盯著共產黨的動靜。

可這只"耳朵"，很快就有了第二個主人。

那年春天，鮑君甫的老朋友陳養山找上門來。陳養山搞農民暴動失敗，從浙江逃到上海，沒地方住，只能來投奔他。兩人本就認識，1926年時陳養山還跟他學過日語。陳養山是共產黨員，鮑君甫心里清楚。但他沒有告發，反而把人留在了家里。

住了幾天，陳養山試探著問了一句：你現在給國民黨做事，將來怎么辦？

鮑君甫沉默了很久，最后說：我不想得罪共產黨。這句話，陳養山聽懂了。他立刻把情況報給了組織，一層層傳到周恩來那里。周恩來當即拍板：留住這條"內線"。

1928年5月，黃浦江邊一家小酒館里，鮑君甫見到了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陳賡。兩個黃埔出身的人，幾杯酒下肚，話不用說透，彼此心里都有了數。

陳賡的意思很明確：你在明處，繼續當你的國民黨大特務；我在暗處，負責接應。為了讓你站穩腳跟，我們會給你送些不痛不癢的情報，讓你去"破案立功"。

鮑君甫點了點頭。從那天起，他成了中共情報史上第一個"雙面間諜"。

刀尖上的舞蹈

當上國民黨上海特派員后，鮑君甫的官越做越大。中央特科專門給他配了輛別克轎車，還在四川北路大德里設了個"楊登瀛辦事處"。表面上看，這是個追捕共產黨的據點；實際上，這里是共產黨的情報中轉站。

鮑君甫演戲演得像模像樣。

中央特科會故意透露一些已經轉移的活動據點，他就帶著人去"破獲"。搜出幾本《新青年》，抓幾個無關緊要的進步學生，關幾天再放掉。幾次下來，陳立夫在電話里笑得合不攏嘴，夸他是"棟梁之才"。

可真正的戲，在暗處上演。

1929年8月，彭湃、楊殷被叛徒白鑫出賣，關進了龍華監獄。鮑君甫利用職務之便，第一時間摸清了關押地點和槍決時間——8月30日。他把情報悄悄遞給了陳賡。周恩來親自策劃劫刑場，紅隊化裝成攝影隊準備半路截擊。可惜囚車提前兩小時出發，營救失敗。彭湃和楊殷壯烈犧牲。

雖然沒能救下人，但鮑君甫查出了叛徒白鑫的藏身之處。幾個月后的一天夜里，白鑫剛走出家門，就被紅隊擊斃在街頭。這一槍，是鮑君甫提供的情報打出來的。

同一年11月，任弼時在上海被租界巡捕房抓了。

鮑君甫跟巡捕房的英國人蘭普遜關系好，花了點錢，又說了些好話，很快就把人保了出來。

最兇險的一次，是1930年4月。

從蘇聯回國的黃第洪，偷偷給蔣介石寫了密信，說能誘捕周恩來。蔣介石看了信，立刻批給陳立夫，陳立夫轉交給徐恩曾，最后到了鮑君甫手里辦理。鮑君甫拿到密信，火速通知了陳賡的助手劉鼎。周恩來因此改變了行程，躲過一劫。

這份情報，等于救了周恩來的命。

1931年春天，關向應在法租界被捕。更要命的是，巡捕從他住處搜出了一箱絕密文件。法國人看不懂中文，托鮑君甫找個"鑒別專家"。鮑君甫立刻安排劉鼎去巡捕房"鑒定"。劉鼎白天陪著法國人看文件，晚上就把真文件偷偷帶回去抄錄，再換上假的。

關向應裝出一副嚇破膽的書呆子模樣，什么也不承認。幾個月后，巡捕房拿他沒辦法，只能放人。

那幾年，鮑君甫一邊是國民黨的信任和獎賞，一邊是共產黨同志的安危和革命的前途。他的腳下，是刀尖，是深淵。一步走錯，萬劫不復。

身份暴露，功臣變囚徒

再嚴密的計劃，也架不住意外。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這個人知道的太多了——上海的機關在哪里，哪些國民黨官員是共產黨的內線，鮑君甫的真實身份，他全都清楚。錢壯飛拼死送出警報，周恩來等人連夜轉移。

陳賡也聯系了鮑君甫，讓他趕緊離開上海。

可鮑君甫猶豫了。他在上海經營多年，關系網盤根錯節，舍不得這份體面和富貴。他覺得國民黨那邊沒有確鑿證據，自己應該能蒙混過關。陳賡只好叮囑他：實在不走，就咬死一口，什么也別說。將來共產黨得了天下，不會忘記你。

鮑君甫失算了。顧順章的供詞里，還是咬出了他的名字。雖然沒有鐵證，國民黨還是把他秘密拘留了起來。

牢里一關就是兩年。審訊的人輪番上陣，打掉了他好幾顆牙，可他就是不開口，只承認自己"無意中被共產黨利用過"，別的一個字都不說。

1933年，更戲劇的事發生了。陳賡在上海被捕，也被關進了南京憲兵司令部。

兩個人竟然被關在了同一個牢房。一夜無話，直到天亮時，陳賡才輕聲說了句：將來江山易主，我們不會忘記你的。這句話，鮑君甫記了一輩子。

不久后，陳賡被宋慶齡等人營救出獄。鮑君甫卻繼續熬著，直到張道藩念舊情出面斡旋，1932年才被放了出來。出獄后，國民黨給了他一個"反省院副院長"的閑職，實際上已經不再信任他。他成了一個被兩邊都"遺忘"的人。

1949年，南京解放。曾經風光無限的"楊登瀛"，已經窮困潦倒，在夫子廟擺舊書攤，靠微薄的收入養活一家老小。

一百塊錢的分量

1951年初，南京市清查國民黨舊職人員，要求統一登記。

鮑君甫想，自己當年是給共產黨做事的，不算"國民黨舊職"，就沒去登記。結果這一"拒不登記"，被當成"故意隱瞞身份"，直接抓了起來。

法庭上，審判長念出一條條罪狀：擔任過國民黨調查科特派員，擔任過南京反省院副院長……罪名一條條念下來，都夠槍斃了。

鮑君甫聽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幾個字時，終于繃不住了。他掙扎著站起來，大聲喊道：我不是特務！我救過共產黨！陳賡能作證！

全場愣住了。一個國民黨特務頭子，要共產黨的開國大將給他作證？

主審法官鞠華覺得事情不簡單，親自給陳賡寫了封信。一封電報發到北京，陳賡看到后，立刻回電確認。鮑君甫當場被釋放，改判為管制一年。

管制期滿后，鮑君甫的日子還是緊巴巴的。積蓄早已耗盡，一大家子人等著吃飯。實在撐不下去了，1954年秋天，他鼓起勇氣，給遠在北京的陳賡寫了那封求助信。信里沒提過去的功勞，只是窘迫地訴說眼下的困難。

陳賡收到信后，沒有絲毫猶豫。當即批示：每月補助鮑君甫生活費一百元，由南京市公安局執行。過了段時間，陳賡覺得一百塊可能還不夠，又主動加到了一百五十元。

這筆錢，在當時足夠一家人吃飽穿暖。它不僅僅是錢，更是一份遲到了二十多年的認可，一份生死之交的情義。

1956年3月，南京軍區派專車把鮑君甫接到北京。闊別25年，他終于見到了陳賡、李克農、陳養山這些老戰友。大家推杯換盞，不談驚心動魄的往事，只問他衣食冷暖，還張羅著給他裝了副好假牙。此后，陳賡每次路過南京，只要有時間，總會去看望他。可惜的是，這份平靜沒能持續太久。

六十年代，政治風暴再起。鮑君甫因為復雜的歷史，再次受到沖擊。審查人員反復要他"揭發"陳賡、李克農，他卻始終一言不發。妻子急得直哭，他反倒很平靜：老陳在的時候，不讓我說假話；老陳不在了，更不能讓人給他栽贓。

1969年12月，鮑君甫在北京病逝，終年76歲。

臨終前，他只對守在床邊的子女說了一句話：我不是叛徒，周總理心里明白。

他沒有說錯。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彌留之際，拉著羅青長的手，逐一念出了一批在隱蔽戰線上做出過貢獻卻未被公正對待的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鮑君甫"三個字。周恩來叮囑羅青長：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了……

如今，那封泛黃的求助信和陳賡的批示，靜靜地躺在中央檔案館里。一百塊錢的分量，重過千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