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義將領鄭洞國后人今何在？次子在臺灣神秘失蹤，孫子官至副國級

1954年早春，北京西郊，萬泉河畔仍帶著寒意。毛主席招待鄭洞國共進午餐時，親手遞上一支香煙。細節不大，卻讓在場的聶榮臻、陳賡都看出兩人間微妙的信任。鄭洞國握煙的手微微發抖，想到六年前如果沒有那場長春被圍，他此刻或許仍在臺北等待反攻大陸。命運拐了個彎，而且再也沒有回頭路。

倒帶到1948年10月19日，長春西南角炮聲漸稀，街巷空蕩，白色傳單從城頭飄落。守軍彈盡糧絕，饑餓蔓延到軍官餐桌。鄭洞國曾用指尖蘸水在地圖上比劃突圍路線，數次沖鋒皆被東野火力切斷。他拒絕南苑校場的勸降書，卻無法拒絕營房里孩子瘦弱的哭聲。那夜，他舉槍想“以死報蔣”，侄子破門而入，槍口偏了一寸，子彈嵌進墻壁。

城破后，肖勁光見他時神情平和，“先吃口熱飯再談別的吧。”這句半帶玩笑的話，把長春幾個月的血腥味沖淡了幾分。隨后旅程轉向哈爾濱，沿途的車站有解放區百姓遞上苞米面餅，鄭洞國看見小學生向烈士紀念碑鞠躬，那股子尊敬讓他想起黃埔時期的初心。

再往前追，1924年，他頂替同鄉名字混進黃埔一期。此事被發現后，校務處本想勸退，校長蔣介石看他操槍踢腿皆出色，揮手一句“留下”，年輕學員自此認定蔣介石就是恩主。十年東征北伐、古北口浴血，他每打一仗就升一級。到1942年，他成了全美械裝備的新一軍首任軍長，美援武器新嶄嶄，勃朗寧重機槍剛開箱就被拉上野戰工事。他率一個團硬撕日軍五倍兵力，那場勝利被《大公報》連登三日。

然而勝利換不來戰略主動。抗戰結束后，內戰驟起，東北局勢惡化。鄭洞國對蔣介石仍有忠心，卻無法忽視遍地民怨。同僚曾澤生一句“兄弟不能再為內戰而死”，像一道閃電劈開了他的胸膛。60軍起義成功，讓他第一次看見另一種選擇。

1949年5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為他安排了學習考察。延安窯洞、晉察冀邊區的鄉村小學，還有翻新的北京大學堂課堂，都向他打開。對照南京政府腐敗景象，他內心的天平緩緩傾斜。1950年春，他南下治病，路經天津電臺，聽到廣播里播報《共同綱領》，那一刻，“新中國”四個字仿佛有了體溫。

水利部的任命書遞到手里，他卻還猶豫。周總理在中南海請他茶敘，談到長江三峽、黃河治理。“這活兒，你不做誰來做？”一句話擊中他的工程師情懷。翌日，鄭洞國簽字到崗，負責水利勘測。身邊參謀換成了一群年輕技術員，他學著用量角器測水位，常在防汛壩線上跑得滿頭大汗。

新職務漸起色，家庭卻風波不斷。1949年春，兩個兒子鄭安飛、鄭安騰被迫隨國民黨軍機飛往臺灣。兄長不甘流亡，輾轉香港回到廣州，再赴北京，成了父親最貼身的照顧者。弟弟鄭安騰卻像從人間蒸發。島內傳言他被派往情治系統，也有人說在“白色恐怖”中遇害。鄭洞國多方打聽，始終沒有結果。每逢深夜，他總盯著電話機，手覆在話筒上久久不肯移開。

鄭洞國育有四名子女。長女遠嫁湖南鄉下，生活平淡。小女兒命途多舛，1977年在一次意外沖突中身亡，噩耗傳來，他坐在病榻前沉默到天明。唯一能慰藉他的，是長子子承父業繼續關注兩岸關系。

鄭安飛的長子鄭建邦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后進入統戰系統。憑著穩健作風與敢言性格，他主持過數十次兩岸座談，有一次在臺北高校演講，他坦言“家族的缺口還在”，會場瞬間安靜，隨后爆發掌聲。2020年代，他位列副國級，關注領域依舊是兩岸交流。外界評論這位孫輩時常提到一個細節：辦公室墻上掛著一幅舊照片——1954年毛主席給鄭洞國點煙的瞬間，人物被放大，香煙的火星清晰可見。

鄭洞國晚年堅持每周寫工作日志，字體蒼勁。1991年1月27日清晨，他在北京醫院安靜離世，享年88歲。中央軍委、政協同日致唁；臺北“國防部”也低調下半旗，這是國軍將領中罕見待遇，僅杜聿明與之并列。當天夜里，北京八寶山禮堂外，鄭安飛站在雪地里，手心凍得通紅，仍不斷翻看來賓名單，希望突然聽到弟弟的消息，可惜始終沒有。

關于鄭安騰的行蹤，檔案里只有一行字：“1949年5月后未再聯絡。”坊間版本眾多：有人說他被單線派去泰北訓練“孤軍”，也有人說在綠島遭整肅。沒有確鑿證據。1993年，鄭建邦赴臺訪問，走遍臺中、基隆的老兵社區，張貼尋人啟事，換來的只是一陣風。

鄭家譜冊如今被存放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資料館，紫紅封皮邊緣已磨損。第一頁用鋼筆寫著：黃埔一期，字仲華，湖南石門人，1924年入伍，1948年起義。“仲華”兩字下方，后人加了一行小注：余生致力于民族復興與兩岸之和。字跡不同，卻延續了一段曲折的家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