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孫殿英被俘，劉伯承：此人不可殺，曾對革命有恩

1947年5月，劉伯承司令員的一道手令，直接把看守戰俘的解放軍戰士們給整蒙了。

手令上寫得清清楚楚：“此人不能殺，還要給他治病，生活上要優待。”

大伙兒那是面面相覷，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知道，這會兒被關在牢里頭的，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小嘍啰，那是全中國老百姓恨不得生吞活剝了的“東陵大盜”孫殿英。

這就好比抓住了個殺人放火的慣犯，結果法官說要請他吃席，這誰能想得通？

這孫殿英是個什么貨色？

把慈禧太后的陵墓炸了個底兒掉，把乾隆皇帝的牙敲掉摳珠子，簡直就是那個年代的頂級破壞王。

就在幾天前的湯陰保衛戰里，這老小子還替蔣介石死磕到底，那是真的一點后路都沒給自己留。

按說這種人，拉出去槍斃一百回都算是便宜他了。

可是，就是這么個集盜墓賊、大煙鬼、老兵痞于一身的“混世魔王”，卻在那個生死關頭，拿到了一張莫名其妙的“免死金牌”。

這事兒吧，乍一看是劉帥心軟，實際上背后藏著的，是中國共產黨人那種看長遠、算大賬的頂級智慧。

如果不帶情緒地把孫殿英這輩子攤開了看，你就會發現，這人簡直就是民國亂世里的一個黑色幽默，活脫脫一本行走的“投機倒把教科書”。

孫殿英出身那是真苦，因為父親跟旗人打架被關進大牢折磨死了，他打小就對清朝皇室懷著一股子刻骨的恨意。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后來他敢去挖祖墳，除了求財，多少帶點報復的快感。

但你要是只把他當個單純的土匪看，那就太小瞧這個在軍閥混戰里屹立不倒的老江湖了。

孫殿英這輩子最大的本事，其實不是打仗，而是會“算賬”。

1928年那場震驚中外的東陵盜墓案，說白了就是孫殿英人生里最大的一場豪賭。

那陣子蔣介石搞裁軍，要把這些雜牌軍餓死困死。

孫殿英不想坐以待斃，心一橫：既然活人不管我，那我就找死人要錢。

他搞來了炸藥包，咣當一聲，轟開了清東陵的大門。

這一下可好，慈禧嘴里的夜明珠、乾隆棺材里的九龍寶劍，全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這事兒一爆出來，全國都炸了鍋，滿清遺老哭得昏天黑地，溥儀更是發誓要把孫殿英碎尸萬段。

按大清律例或者民國法律，這都是掉腦袋的罪過。

但孫殿英精明就精明在，他太懂那個世道了。

他知道在國民黨那個圈子里，就沒有什么是錢擺不平的。

他把盜來的稀世珍寶并未全部私吞，而是連夜打包，像發快遞一樣分送給了南京的權貴們。

這一手“金錢開路”玩得是爐火純青，硬是把一場天大的殺頭罪給抹平了。

孫殿英不但沒受罰，反而官運亨通，繼續當他的軍長，這操作簡直就是現代版的“危機公關”教學現場。

那時候的孫殿英產生了一個巨大的錯覺：只要手里有硬通貨，這世上就沒有過不去的坎。

但他沒想到的是，僅僅幾年后，世道變了，日本人來了。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這是孫殿英人生中唯一一次像個人樣的時刻。

在熱河前線，面對日軍的瘋狂進攻，好多平時滿口仁義道德的國軍嫡系部隊跑得比兔子還快，反倒是這個流氓出身的孫殿英，帶著一幫土匪兵硬頂了七天七夜。

當時他對部下喊的那句話，現在聽著都帶感：“我孫殿英雖然是個混蛋，但絕不當亡國奴！”

這股子草莽英雄的血性，讓他即使背負著盜墓賊的罵名，也在那一刻讓人高看了一眼。

可孫殿英畢竟是孫殿英，骨子里那種投機分子的基因是改不了的。

隨著戰局陷入僵持，他又開始了他的“算賬”游戲。

他一方面掛著國民黨的頭銜，一方面不得不應付日本人的拉攏，夾在中間那是相當難受，這就跟現在的職場“夾心餅干”差不多。

也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他的目光投向了此時裝備簡陋、處境艱難的八路軍。

這就是劉伯承后來下令“不可殺”的真正伏筆。

在太行山抗戰最艱苦的歲月里，孫殿英做了一筆在當時看來風險極大的“風險投資”。

他這雙看透了世態炎涼的賊眼，居然看清了一件事：八路軍雖然窮得叮當響，但是得人心，打鬼子是真拼命。

作為一個老江湖，他隱約覺得，這支隊伍的潛力比那個腐敗的南京政府大多了。

于是，一條秘密的軍火輸送線悄悄建立了起來。

這就是典型的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只不過這個籃子，當時看起來有點破。

孫殿英雖然對外宣稱效忠南京，私底下卻通過秘密渠道，給極度缺乏彈藥的八路軍送去了一批又一批的“救命物資”。

這里面有成箱的手榴彈，有嶄新的捷克式機槍，還有八路軍最急需的子彈。

他做得很隱蔽，名義上都報的是“戰斗損耗”或者是被土匪搶了，實際上都進了太行山根據地的庫房。

這筆賬，當時的國民黨不知道，日本人不知道，但劉伯承心里跟明鏡似的。

對于孫殿英來說，這或許只是他為了將來留條后路的一貫伎倆——就像當年給蔣介石送珠寶一樣。

但他算錯了一點：共產黨和國民黨不一樣。

國民黨看重的是你能送多少禮，共產黨看重的是你在民族大義上做了多少事。

1947年，當解放軍攻破湯陰城，把正在被窩里抽大煙的孫殿英揪出來時，他其實已經絕望了。

但他萬萬沒想到，當年送進太行山的那些槍支彈藥，在十幾年后變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劉伯承的那句話，分量極重：“抗戰時期，他是有功的。”

這不僅僅是對孫殿英個人的寬大，更是一種極高明的政治姿態。

在那個解放戰爭即將進入決戰的時刻，國民黨陣營里還有大量像孫殿英這樣的雜牌軍將領，他們大多搖擺不定，都在觀望共產黨的政策。

劉伯承不僅留了孫殿英的命，還特批軍醫給他治療那幾十年的老煙癮，甚至安排專人照顧他的飲食起居。

這一招，比十萬大軍的攻心戰還要管用。

消息傳出后，許多原本準備死磕到底的國民黨將領心里都有了底：連孫殿英這種聲名狼藉的人，只要在這個國家最危難的時候做過好事，共產黨都能記著，都能給條活路，那我們還怕什么？

這種“功過分明、不咎既往”的胸襟，直接瓦解了敵軍無數的心理防線。

在戰俘營的日子里，孫殿英的身體其實早就被鴉片掏空了。

但在生命最后的時光里，他得到了難得的平靜。

戒掉毒癮后，他曾對看守感慨：“我這輩子，前半生靠給當官的送錢活命，那是假的；后半生靠給八路軍送槍積德，這才是真的。”

有些賬，只算是非，不算恩怨。

孫殿英臨終前，沒有留下什么豪言壯語，只有深深的懺悔。

他說自己一生最大的罪孽是挖了東陵，而最慶幸的決定，就是當年沒有把路走絕，在抗日戰場上幫了八路軍一把。

1947年秋天，孫殿英病死在戰俘營，終年58歲。

解放軍沒把他隨便找個坑埋了，而是用一口好棺材，給了他最后的體面。

參考資料：

晉冀魯豫野戰軍戰史編寫組，《晉冀魯豫野戰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