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鄧麗君突然病逝，母親趙素桂卻平靜地說了句：麗君走得是時候

1987年冬，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后臺燈火通明，剛唱完安可曲的鄧麗君縮在暖風機旁猛吸氣。她的圍巾被趙素桂緊緊揪住，母親小聲問：“麗君，還喘嗎？”她勉強彎起眼角：“沒事，一會兒就好了。”舞臺上的掌聲依舊滾滾而來，母女倆卻知道，第一次劇烈的支氣管痙攣已經拉開了序幕。八年后，泰北清邁的醫院冷冰冰的病房里，趙素桂聽見醫生宣告死亡時間，只抹了把眼淚，隨后說出那句令人倒抽冷氣的話——“麗君走得是時候”。不少親友疑惑，那分明是最疼女兒的母親，怎么舍得讓生命就此停格？答案得從更早的日子說起。

1953年1月29日深夜，臺灣云林一間軍眷宿舍里，第四胎終于是個女娃。趙素桂早給鄰居打過招呼，若再是男孩就抱過去。但那張粉嫩小臉讓她瞬間改主意，取名“麗筠”，后來改寫成“麗君”。現實卻不溫柔：五個孩子、一份軍薪，一頓飽飯都靠算計。等到孩子六歲，家里添了老五，經濟徹底繃緊。就在這時，小麗君一次學校聯歡唱《丟丟銅》，精確音準把老師聽得愣住。趙素桂看見機會，咬牙拿出幾乎全部積蓄買了把二胡，又托人把女兒送進臺視歌唱訓練班。

1967年，14歲的鄧麗君已經是《每日一星》主力嘉賓，一晚下來酬勞出奇地高。演播室里到處是電線與煙味，她麻利地搬凳、對麥、化妝，趙素桂守在燈影邊，提著那只舊化妝箱。從那以后，臺灣大大小小的歌舞廳、軍中慰問舞臺、街頭義唱攤位，母女兩張車票、一張房卡，輪番流轉。收入最多時能到八千新臺幣，足夠一家人搬進臺北公寓。可歌聲背后是體力與嗓子的雙重消耗，哮喘、咽炎、輕度腎病在青春期同時找上門。

1973年鄧麗君赴日錄制《空港》，陌生的語言、嚴格的練聲課讓她幾欲放棄。趙素桂每日提一籃菜，在宿舍小爐子炒菜、煲湯。日語剛學一個禮拜，母親卻已能用片假名問路。有人說鄧麗君會唱九種語言，其實背后是一對母女對著電視新聞抄生詞的漫長夜晚。唱片銷量直沖榜首，巡演日程排到三年后，外界只見風光，沒人知道她常在走音擔心里偷偷吸藥霧。

感情路上，她的傷更深。1971年的林振發、1979年的成龍、1986年的郭孔丞、1992年的保羅，每一次都是浪漫開頭，支離破碎收場。趙素桂習慣在酒店門口等女兒收工，同事笑她像“移動保險箱”。可她知道，舞臺只能擋住外人，擋不住情緒。林振發心臟病暴斃那天，趙素桂陪女兒站在吉隆坡墓地，鄧麗君哭到聲音嘶啞。醫生提醒最好半年內別再高強度演出，她只休息了兩周便登臺，因為合約違約金壓得她無法停下。同年冬天，第一次大面積浮腫出現，厚厚舞衣里纏著緊身束帶，防止燈光下看出異樣。

1985年5月，鄧麗君宣布遠離歌壇。事實上是身體耗不動了，哮喘每月發三次，激素藥把臉頰吹得圓滾。隱退后，她帶母親到歐洲、北美四處散心，外界以為是享受生活，其實更多時間在各國診所。醫生給出的統籌方案很殘酷：減壓、戒煙、控制體重、定期吸入激素，最重要的是避免勞累與情緒劇烈波動。鄧麗君誠心答應，卻做不到；音樂會只要加一場，她就忍不住答應；歌迷聚會開一次，她必然出現。趙素桂私下向朋友嘆氣：“拉得住她的只有舞臺。”

1994年4月30日，他們抵達清邁。當地濕熱空氣讓她一度呼吸順暢，她興奮得像孩子，對母親描述夜市、廟宇和蘭納舞。電話里，趙素桂聽見女兒笑聲松了口氣，卻又夾雜隱隱不安。5月8日下午，小旅館外的氣溫飆到38攝氏度，鄧麗君的哮喘突然急性發作，十分鐘內呼吸完全堵塞，緊急送醫。當夜19時17分，醫學文件確認死亡。噩耗傳回臺灣，電話那頭哭聲震天，趙素桂卻僅說那句“走得是時候”。她不是狠心，而是明白多年病痛、情路坎坷早已把女兒壓得透不過氣。對于無法根治的慢性哮喘，劇烈發作一次就可能奪命，與其一再呻吟，不如一次解脫。

回到臺北，趙素桂整理遺物。唯一放在手提包里的，是一盒吸入劑、一張清邁寺院門票、還有給歌迷準備卻沒來得及寄出的簽名照。照片背后，她寫著：“別擔心，我在唱歌時最快樂。”母親把這行字撫平，輕輕合上行李箱——那個陪伴二十多年的舊化妝箱，也終于可以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