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7日破曉,珠江口上空云層翻滾,悶雷仿佛堵在每個人的胸口。此時的廣州東山省委大院,電話鈴聲已接連響了一夜,災情數字不斷攀升。短短三天,粵東沿海平均雨量突破300毫米,揭陽、汕頭的堤壩告急,半個省都泡在水里。陶鑄守在地圖前,咖啡涼了再熱,依舊沒顧上喝一口。
他不是廣東人,卻對這片土地有十二分熟門熟路。早在黃埔軍校時代,他就沿著粵北山路逃亡回湘,此后又因戰爭功勛被中央點名南下主政華南。八年奔波,110個縣走了104個。如今山河有難,他比誰都急。
省防汛指揮部做了最壞打算:道路中斷,通信受阻,僅剩空中通道還能動。空軍部電報同時送到陶鑄案頭:空運支援機組已起飛,機長施麗霞。聽到是名女飛行員,秘書愣了一下,陶鑄卻連眼皮都沒抬,低聲嘟囔了一句:“來得正好。”
中午,白色伊爾-14在白云機場降落。施麗霞脫下皮手套,長靴沾著雨水,雨點順著短發滴在機坪上。陶鑄快步迎上去,只握了三秒鐘便轉身往舷梯走。連一句客套都沒有。看似失禮,實則時間刻不容緩。
飛機爬升到兩千米,云縫中能見度不足五公里。施麗霞照舊穩住航向,副駕駛示意“開始按原定航線”。陶鑄卻倏地探過頭,指向東側:“改向榕江。”語氣平靜得像在辦公室。機組默契執行,飛機隨即掉頭。榕江兩岸到處是水,田埂淹沒,屋頂擠滿嗷嗷待救的群眾。透過舷窗,陶鑄眉骨緊鎖,一滴淚不知何時滑落。他把沾濕的手背往褲縫一抹,沒人出聲。
十分鐘后,施麗霞將飛機壓低到四百米,螺旋槳卷起的氣流吹動水面。有人在木筏上沖她揮手,她仍沉住氣,遵循飛行規范保持高度。張姓副司令輕聲感慨:“洪水像一張鋪開的網,撈走了整個夏天。”陶鑄沒接話,只把看到的每一處決口、每一片積水深淺都記在隨身的小本上。
下午返航,白云機場塔臺報信:汕頭軍用機場失聯。張副司令猶豫片刻,“盲降試試?”施麗霞點頭,調轉方向。四十五分鐘后,他們在汕頭上空盤旋,跑道東端只剩不到六百米干地,積水反光刺目。失去地面引導,任何偏差都可能機毀人亡。施麗霞深吸一口氣,壓桿、收油門、放襟翼,整個動作一氣呵成。輪胎觸地剎那,機身猛抖幾下就穩住了。艙里響起短暫的呼氣聲,沒有人鼓掌,也沒人尖叫,都在心里說了句“活下來了”。
機場空蕩,官兵已轉移。張副司令完成勘察,指令原機返回廣州。夜里十點,他們才摸黑降落。燈火搖搖晃晃,依稀照見堆得像小山似的空投包裹。陶鑄直接把任務書塞到施麗霞手里:“按這個坐標,把糧食、藥品全部扔下去,一包都不能錯。”他聲音不高,卻帶著不容置疑的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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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夜飛行,機腹敞口一包接一包滑出。山頭上火把此起彼伏,百姓跳進齊腰深的水里去搶物資。機艙里悶熱,汗水夾著油味,但沒人抱怨。等最后一座孤島投送完畢,東方已露魚肚白。
三天后,廣東主汛期洪峰過去,水位緩慢回落。省委會議室里,陶鑄終于騰出半小時見機組。他先盯著茶杯沉默,忽然抬頭對施麗霞說:“那天見面,我一句多余話都沒留,當時只想著救人。”施麗霞擺擺手:“書記,咱們都在同一條戰線。”對話就這么簡潔,卻把雙方的心氣兒都交代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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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后重建啟動,陶鑄又馬不停蹄下鄉。有人統計,自1949年底重返華南至1966年調離,他在廣東度過的日子超過5400天。最極端的一年,他走訪基層時間占到全年三分之二。有人好奇他為何對廣東“偏心”,他笑著說:“換作誰坐在這里,也得把水里的石頭摸清楚。”
施麗霞則繼續留在空軍運輸部隊,后來參與西南高原航線開辟,多次完成特殊任務。提起1959年那場洪水,她只說一句:“那是紀律,也是本能。”
一場暴雨,串起一位省委書記和一支空軍機組的交匯;幾次冷靜的握手、毫無鋪墊的轉身,背后是成千上萬條性命的重量。歷史資料寫得再詳細,也難描摹那幾天艙門外的嗚咽風雨。可廣東大地終究熬過去了,憑的正是那群人在高空與水面之間的反復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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