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以明代古畫抵賬，還可以這樣騷操作！是否涉嫌侵吞國有資產？

文化殿堂，竟成“畫債”江湖。

近日，一則來自香港《亞洲周刊》的報道，給本在風暴中的南博再一痛擊——南京博物院被曝出，多年前借走民間藏家一幅古畫，而后竟“無法歸還”。離奇的是，經法院審理，雙方“協商”之下，南博最終以一幅館藏的明代古畫作抵，了結了這筆糊涂賬。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借畫不還已是奇聞，以國藏抵私債，更是聞所未聞的“神操作”，這背后，究竟是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還是一出精心設計的資產騰挪？公眾的追問，直指國有文博機構管理的黑洞與公共信任的脆弱底線。

整件事透著一股“荒誕現實主義”的氣息，按常理，國家級博物院向外借展或研究借調文物，有著極為嚴格的登記、保管、運輸與歸還流程。一幅古畫，從借出到“無法歸還”，中間經歷了什么？是保管不慎損毀，是記錄混亂遺失，還是如外界揣測的“監守自盜”或“長期私用”？涉事方至今語焉不詳，仿佛那幅畫只是憑空蒸發。

更蹊蹺的是，當事情鬧上法庭，最終的解決方案并非追究責任、賠償損失，而是用另一幅同樣屬于國家所有的明代古畫去“抵賬”，這相當于用左口袋的公共資產，去填補右口袋因管理失職造成的窟窿。國有資產，竟成了機構之間“平賬”的籌碼，其嚴肅性與法定性蕩然無存。

這一“抵賬”操作，至少觸及三重紅線。

其一，法律程序的合理性存疑，法院的調解或判決，依據何在？《文物保護法》明確規定，國有文物收藏單位不得將館藏文物贈與、出租或出售。即便因損傷、遺失需承擔賠償責任，也應當以貨幣形式進行，并履行嚴格的報批、評估與備案程序。直接以甲文物抵乙債務，是否繞過了這些法定屏障，使得國家文物在實質上被“私下易主”？這其中，評估環節是否公正透明？所謂“協商”是否在信息與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達成？畫作的所有權變更，是否完成了法定的注銷與登記手續？一系列程序黑箱，讓這次“抵賬”的合法性籠罩在濃霧之中。

其二，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難消，兩幅古畫，其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市場價值能否簡單劃等號？借出的古畫身份成謎，用以抵賬的明代古畫也未見詳細披露。這其中是否存在價值差異？若有，差額部分如何彌補？若無，為何不直接用等額資金賠償，而非要動用不可再生的文物本體？這種操作，極易成為變相侵吞或廉價處置國有資產的隱秘通道。公眾有理由懷疑，這是否是某種“洗畫”套路，將來源清晰、傳承有序的館藏珍品，通過一場含糊的訴訟，以“抵債”之名，行“轉讓”之實，最終使文物脫離公共監管視野。

其三，文博機構公信力遭受重創，博物院不僅是文物的倉庫，更是文化尊嚴的守護者、公共信任的承載者。南博此舉，暴露出其內部管理可能存在的巨大混亂與任性。文物借出如泥牛入海，解決糾紛則“以畫易畫”，視國家珍寶如私相授受的物件。這種“江湖做派”，與其學術殿堂的形象格格不入。它傷害的不僅是那位民間藏家（如果程序不公），更是全體國民的文化權益。長此以往，誰還敢將珍貴藏品借予博物館？公眾又如何相信博物館能守護好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

近年來，從故宮瓷器損毀事件，到多起博物館文物失竊、火災事故，再到此次南博的“抵賬”奇聞，國有文博機構的管理漏洞頻頻示警。許多問題根源在于，封閉的運行體系、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模糊的責任追究機制，以及將“文物安全”讓位于人際疏通或機構利益的潛規則，一件國寶，其命運有時竟系于個別管理人員的職業操守甚至一念之間。

“騷操作”之所以令人憤慨，在于它踐踏了程序正義，挑戰了常識底線，褻瀆了文化傳承的嚴肅使命。此事絕不能止于輿論的驚嘆與嘲諷。上級文物主管部門與紀檢監察機關必須及時介入，徹查幾個關鍵問題，當年借畫程序是否合規？“無法歸還”的真實原因與責任人是誰？法院調解或判決的全過程是否合法合規？用以抵賬的明代古畫的選擇、評估與所有權轉移程序是否透明、合法？是否存在失職、瀆職甚至違法犯罪行為？

守護文物，就是守護歷史的見證、民族的根脈，文博機構的每一個舉動，都應以最高的專業標準和最嚴的法治準繩來要求。南博“以畫抵賬”的鬧劇，是時候拉下帷幕了，它必須有一個清晰、合法、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交代。否則，今天可以悄無聲息地抵掉一幅明代古畫，明天又有什么不可能被“協商”掉呢？文化的尊嚴，就在這般“神操作”中，悄然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