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撥回到1950年。那年春天,羅瑞卿結束廣東公務返京途中,順道把一個瘦小的女孩帶回了家。女孩姓鄧名金娜,父親正是“四八烈士”鄧發。郝治平看見孩子,一怔,而后一句埋怨也沒說,只是把女兒朵朵的新外套遞給她試碼。家里原有七個,突然多出第八個,不論是食宿還是排座次都得重排。可這位出身女兵連的女主人行事利落,她把舊衣裳拆線又縫,硬是給金娜做出一整套春秋裝,日后提起,還笑說那時針腳比批示還多。
金娜在羅家的童年像一場夾雜俄語、北平話和鄉音的混響。餐桌上,郝治平規定:“豆腐、青菜是孩子們搶得最兇的,金娜必須占到最少一勺。”孩子們都懂,這勺不僅是營養,更是烈士遺孤在羅家的“席位”。晚飯后,七八個孩子圍桌寫功課,羅瑞卿常端著搪瓷缸巡視,“作文別湊字數,真事真寫。”這句話金娜一直記到成年。
1960年夏天,高考前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宿舍燈火通明。金娜趴在桌上背英語單詞,窗外卻傳來隔壁北大的手風琴聲。那支小夜曲里,她初次見到李新華——越南留學生,笑容靦腆,發音略帶鼻音。兩人談學習,也談故鄉。羅家對子女交友不設閘門,但郝治平仍悄悄跟進。一次,郝治平問她:“想明白了嗎?遠嫁意味著什么?”金娜點頭,卻仍嘴硬地回:“越南離北京不過兩千公里。”對話不長,卻讓郝治平半夜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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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春,北海公園柳絮滿天。金娜、李新華在越南駐華使館依照家鄉禮俗成婚。羅瑞卿為這段跨國婚禮備下一封手寫祝詞,他寫道:“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郝治平沒寫信,只將一對縫著蓮花紋的絲綢枕套交到女兒手里。枕套原打算給朵朵出嫁用,現在改了歸屬,朵朵默默點頭。那年秋天,金娜跟隨丈夫南下河內,成為外貿學院的英語教師,起初不久便體會到戰火侵擾與缺糧之苦。夜里空襲警報響起,她抱著課本躲防空洞,心里卻惦念北京炕頭那壺剛沏好的茉莉花茶。
羅瑞卿在1978年病逝,這個消息卻隔了幾年才傳到越南鄉間。金娜得知噩耗時正在批改試卷,筆尖失守,紙面劃出長長墨痕。她給自己定下一條:若有機會,一定親自回京為“羅爸爸”燒一炷香。機會很快到來。1983年春,親生母親去世,越南戰火也漸息,金娜遞交了回國申請。囊中羞澀,她賣掉戴了十八年的金戒指,又四處借款仍差一大截。危急時刻,中國駐越使館撥來盤纏,并說:“祖國為自家孩子花得起錢。”短短一句,讓她淚落簌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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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那場重逢來得突然卻不失體面。郝治平推開院門,先看到個少年的剪影——金娜的大兒子。緊隨其后,金娜步入院內,母女相對數秒,擁抱。擁抱沒有過分語言,但一聲哽咽還是溢出:“媽媽,我太不知好歹。”郝治平拍拍她肩:“回來就好。”隨后,她領著外孫參觀那些舊物——米什卡玩具熊依舊穿著當年小衣服,顏色早褪卻線頭整齊。金娜扯了扯衣擺,輕笑又紅了眼眶。
數日相處,金娜把海外漂泊細節一一講給母親:防空洞內如何教學生英語,缺鹽日子里如何用海水熬菜。郝治平靜靜聽,當聽到一段饑餓故事時,她忍不住說道:“你父親當年在晉察冀也這樣啃過樹皮。”一句話拉近距離,金娜仿佛回到少年時代,依舊是那個圍爐聽故事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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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親結束,金娜與丈夫、孩子落腳廣州,進入暨南大學教研室。郝治平幾乎每逢中秋、春節必打長途,問一句“米還夠嗎”。金娜總回答“夠”,但電話擱在桌上,人卻忙著給孩子補褲腿。生活平凡卻安心。郝治平知道,這個八零年代的廣州已足夠包容女兒延續自立的性格,因此她不再過問太多。晚年里,郝治平常念叨:“金娜懂事了。”點點、朵朵都看在眼里,也明白母親那句“懂事”背后,是烈士孤女終于落地生根的安心感。
多年之后,院里海棠老去新生,郝治平偶爾提筆,寫下寥寥幾行:“延安之緣,太行之情;一家九子,終不負烈士托孤。”字跡仍硬朗。無署名,卻無須署名,因為字里行間的那份從容,正是她一生的注腳,而鄧金娜——當初那個稚氣少女,已成為這段歲月最溫暖的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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