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養女鄧金娜從越南到北京看望郝治平：媽媽，我太不知好歹

時間撥回到1950年。那年春天，羅瑞卿結束廣東公務返京途中，順道把一個瘦小的女孩帶回了家。女孩姓鄧名金娜，父親正是“四八烈士”鄧發。郝治平看見孩子，一怔，而后一句埋怨也沒說，只是把女兒朵朵的新外套遞給她試碼。家里原有七個，突然多出第八個，不論是食宿還是排座次都得重排。可這位出身女兵連的女主人行事利落，她把舊衣裳拆線又縫，硬是給金娜做出一整套春秋裝，日后提起，還笑說那時針腳比批示還多。

金娜在羅家的童年像一場夾雜俄語、北平話和鄉音的混響。餐桌上，郝治平規定：“豆腐、青菜是孩子們搶得最兇的，金娜必須占到最少一勺。”孩子們都懂，這勺不僅是營養，更是烈士遺孤在羅家的“席位”。晚飯后，七八個孩子圍桌寫功課，羅瑞卿常端著搪瓷缸巡視，“作文別湊字數，真事真寫。”這句話金娜一直記到成年。

1960年夏天，高考前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宿舍燈火通明。金娜趴在桌上背英語單詞，窗外卻傳來隔壁北大的手風琴聲。那支小夜曲里，她初次見到李新華——越南留學生，笑容靦腆，發音略帶鼻音。兩人談學習，也談故鄉。羅家對子女交友不設閘門，但郝治平仍悄悄跟進。一次，郝治平問她：“想明白了嗎？遠嫁意味著什么？”金娜點頭，卻仍嘴硬地回：“越南離北京不過兩千公里。”對話不長，卻讓郝治平半夜無眠。

1965年春，北海公園柳絮滿天。金娜、李新華在越南駐華使館依照家鄉禮俗成婚。羅瑞卿為這段跨國婚禮備下一封手寫祝詞，他寫道：“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郝治平沒寫信，只將一對縫著蓮花紋的絲綢枕套交到女兒手里。枕套原打算給朵朵出嫁用，現在改了歸屬，朵朵默默點頭。那年秋天，金娜跟隨丈夫南下河內，成為外貿學院的英語教師，起初不久便體會到戰火侵擾與缺糧之苦。夜里空襲警報響起，她抱著課本躲防空洞，心里卻惦念北京炕頭那壺剛沏好的茉莉花茶。

羅瑞卿在1978年病逝，這個消息卻隔了幾年才傳到越南鄉間。金娜得知噩耗時正在批改試卷，筆尖失守，紙面劃出長長墨痕。她給自己定下一條：若有機會，一定親自回京為“羅爸爸”燒一炷香。機會很快到來。1983年春，親生母親去世，越南戰火也漸息，金娜遞交了回國申請。囊中羞澀，她賣掉戴了十八年的金戒指，又四處借款仍差一大截。危急時刻，中國駐越使館撥來盤纏，并說：“祖國為自家孩子花得起錢。”短短一句，讓她淚落簌簌。

京城那場重逢來得突然卻不失體面。郝治平推開院門，先看到個少年的剪影——金娜的大兒子。緊隨其后，金娜步入院內，母女相對數秒，擁抱。擁抱沒有過分語言，但一聲哽咽還是溢出：“媽媽，我太不知好歹。”郝治平拍拍她肩：“回來就好。”隨后，她領著外孫參觀那些舊物——米什卡玩具熊依舊穿著當年小衣服，顏色早褪卻線頭整齊。金娜扯了扯衣擺，輕笑又紅了眼眶。

數日相處，金娜把海外漂泊細節一一講給母親：防空洞內如何教學生英語，缺鹽日子里如何用海水熬菜。郝治平靜靜聽，當聽到一段饑餓故事時，她忍不住說道：“你父親當年在晉察冀也這樣啃過樹皮。”一句話拉近距離，金娜仿佛回到少年時代，依舊是那個圍爐聽故事的小姑娘。

探親結束，金娜與丈夫、孩子落腳廣州，進入暨南大學教研室。郝治平幾乎每逢中秋、春節必打長途，問一句“米還夠嗎”。金娜總回答“夠”，但電話擱在桌上，人卻忙著給孩子補褲腿。生活平凡卻安心。郝治平知道，這個八零年代的廣州已足夠包容女兒延續自立的性格，因此她不再過問太多。晚年里，郝治平常念叨：“金娜懂事了。”點點、朵朵都看在眼里，也明白母親那句“懂事”背后，是烈士孤女終于落地生根的安心感。

多年之后，院里海棠老去新生，郝治平偶爾提筆，寫下寥寥幾行：“延安之緣，太行之情；一家九子，終不負烈士托孤。”字跡仍硬朗。無署名，卻無須署名，因為字里行間的那份從容，正是她一生的注腳，而鄧金娜——當初那個稚氣少女，已成為這段歲月最溫暖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