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周世忠回鄉，和當地鄉親提出一請求：幫我找失聯20年的母親

1953年6月的一天清晨，大別山腳霧氣正濃，一輛掛著軍牌的吉普車沿著碎石土路慢慢駛進湖北紅安二程鎮。車上坐著的，是35歲的周世忠，他脫下軍帽，額頭已滲出細汗。此時此刻，他肩負“高級兵團戰術教授”的頭銜，卻比任何一次作戰調動都緊張，因為這是二十年來第一次踏進故土。

車停在河口鎮的小廣場，油門聲剛落，附近耕田的鄉親們便圍攏過來打量這位身著呢子軍裝的“新大官”。還沒寒暄幾句，周世忠掏出準備好的紅紙封包，按鄉里禮數遞給村里德高望重的周少山老人，“我這趟回來，只求一件事——幫我找娘。”短短一句，鄉親們瞬間安靜，眼神里滿是訝然與同情。

得知周世忠要尋母，幾位老年人把他請進周家祠堂，一邊燒水，一邊翻舊賬簿。祠堂里墻面斑駁，那些被煙火熏黑的族譜紙張，在晨光里顯得格外刺眼。老人們細聲回憶：“李少青當年往漢口找丈夫去了，再沒回來。”這條線索雖舊，卻是唯一方向。周世忠鄭重其事地把軍帽放到桌角，雙手抱拳：“只要能找到她，我周世忠愿出所有積蓄。”

話說出口，他的腦海飛速掠過過往。1918年5月，他出生在周家院子一戶極貧寒人家。父親周茂銀靠租種地主6畝半薄田，母親李少青自幼做童養媳。到1924年，他才6歲，跟著母親挑著小竹籃走村賣油條，常常餓得直冒金星卻舍不得咬一口。那年的冬夜，他第一次聽見母親在灶屋里壓抑的抽泣，聲音比寒風還冷。

1928年春荒，糧倉見底，一家人被迫分散。父親攜二弟去漢口協昌洋火廠討生活，母親帶他同行。小小年紀，12小時的包裝工讓他手指成了滿是裂口的黑木棍；更糟的是，外國督工的皮鞭說落就落，他在屈辱里偷偷攥緊拳頭。也是在工棚里，他第一次聽人議論“共產黨替窮人打天下”，那句“有飯大家吃”在他耳邊回蕩，像升起一團火。

1930年春，大悟山一帶紅旗漫卷。三叔周春山已是第六區蘇維埃主席，常來家里動員。12歲的周世忠死纏著三叔要當紅軍，“槍太長你扛得動嗎？”三叔半開玩笑問。他把扁擔往肩頭一甩：“我扛水幾年了！”自此改名“世忠”，含義一輩子忠于革命。那天傍晚，母親在昏黃油燈下替他縫補棉背心，手卻止不住顫抖。她輕聲囑咐：“娃，多留個心眼。”周世忠悶聲回答：“娘，等打下天下，就接您住瓦房。”母子倆都沒想到，這一別，竟是漫長的二十載。

隨后紅25軍北上，他在號角聲里成長，從勤務員到司號員，再到排長、營參謀，戰役一場接一場。抗戰爆發，他奔河北、陜北，后來解放戰爭，他隨二野轉戰大西南。戰場上炮火密集，可夜深人靜，他仍會摸出軍裝內袋那片油紙——母親早年塞給他的家門鑰匙，已經銹跡斑駁，卻舍不得扔。

1949年10月，天安門禮炮七十四響，新中國成立。此時周世忠任團參謀長，風光無限，可當年給家里寄出的數十封信，全都石沉大海。1950年，他終于收到堂弟周少山一封回信，才驚覺父親、二弟已病逝，母親更下落不明。那一夜，他握著報喜的電報，卻連喜悅都咽回喉嚨。

于是有了1953年這次專程回鄉。他先去父親墳前燒紙，再把多年積攢的津貼交給族里修繕祠堂，隨后在祠堂口將尋母一事公開。不到半天，半個二程鎮都沸騰了。不少鄉親自告奮勇，四處托人沿漢口、武昌碼頭打聽。周世忠怕大家費心費錢，主動拿出一筆懸賞銀圓，并提議：“我也在《武漢晚報》登啟事，若有人來信，請立即轉給我。”

1954年農歷四月，有意思的是，線索并非來自登報，而是一位跑武漢做布匹生意的韓精靈無意聊天所得。韓精靈記得，一位滿頭白發的老太太在大岸咀江邊搭茅棚謀生，自稱“紅安李家人”。這一說法讓族里人精神大振。周少山和幾個年輕人立刻趕往武昌，沿江邊一棚棚找，整整三天，終于在一處廢棄渡口認出她——確實名叫李少青。

老太太那時已年近六旬，滿臉風霜。聽見“世忠”兩個字，她手中的破搪瓷碗瞬間落地，哆嗦著嘴唇：“世忠活著？真活著？”隨后便泣不成聲。家鄉人把她接回紅安，隔了一個月，周世忠請假趕到。當列車停在武昌站，母子隔著人群相望，沒有臺詞，只有彼此緊緊抓住的雙手。旁人說，那天站臺上連汽笛聲都顯得溫柔。

團聚以后，周世忠把母親接到南京。可老人一輩子在泥土里打滾，住久了城市高樓總覺著憋悶，常說“地氣不夠，睡不香”。1976年，他升任武漢軍區副司令，干脆把母親又接回鄂東老家，每月寄錢，托區里干部照應。老人性子倔，不到兩年還是回到自家的舊屋，守著祖墳。1978年秋天，風寒入骨，她沒能挺過來。臨終前只說：“給我找口棺材。”樸素得讓在場的干部紅了眼。

1992年10月9日，北京總醫院高干病房。癌癥折磨下，74歲的周世忠命懸一線，忽然清醒。他攥住長子周曉明的手，聲音沙啞：“抓兩把骨灰，撒在你奶奶墳前。”隨后閉目，再未睜開。第二年清明，周曉明依言而行，把骨灰撒在母親墳旁，親手種下兩棵柏樹。歲月流逝，那兩棵柏樹如今冠蓋如云，護著母子安眠。

有人說，周世忠戎馬半生，最大的勝仗并非戰場，而是找回那位飽經苦難的母親。這聲“娘”，他足足喊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