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all of a Time: A History of the New Year’s Eve Ball Drop
作者:拉蒂夫·納賽爾(Latif Na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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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年夜午夜鐘聲敲響之際,全球約十億人會停下手中一切,只為觀看一個巨大的球體沿著桿子緩緩滑落。時代廣場的這個裝置堪稱視覺奇觀:它由鋁制測地線骨架構(gòu)成,表面覆蓋著楔形切割的水晶片和三萬兩千多個發(fā)光二極管,能變幻出數(shù)十億種萬花筒般的色彩圖案。然而,盡管披著現(xiàn)代科技的外衣,這顆重近一萬兩千磅的球體,本質(zhì)上卻是一項十九世紀的發(fā)明。
“時間球”(time ball)最早出現(xiàn)于十九世紀初,彼時還沒有時區(qū)的概念。美國大多數(shù)城市都根據(jù)太陽位置自行設(shè)定本地時間。而在海上精確掌握時間極為困難,卻又至關(guān)重要——航海者依靠時間來計算經(jīng)度。為了確定準確時間,水手們依賴一種名為“航海天文鐘”的儀器,其外形酷似一只超大號懷表,被小心地安裝在木盒內(nèi)的萬向節(jié)架上,以確保船只顛簸時仍能保持水平。
可惜的是,這些天文鐘的“走時速率”各不相同。若不定期進行“校準”,船只就可能因定位偏差而觸礁擱淺。正如歷史學家亞歷克西斯·麥科羅斯恩(Alexis McCrossen)所言,這項“關(guān)乎生死的天文鐘校準任務(wù)”,迫使船員們將這些精密儀器搬上岸,付費請專人維護。
1818年,英國皇家海軍的羅伯特·沃科普(Robert Wauchope)船長提出了一個更聰明的辦法:何不在沿海海軍天文臺設(shè)置一個視覺信號,通過電報同步,讓甲板上的船長們直接觀測?1829年末,世界上第一次“時間球降落”在英國樸茨茅斯的一個船塢舉行。沃科普的設(shè)計包含兩個直徑五英尺的球體,安裝在水邊旗桿上:一個固定在頂端,另一個則可移動且配重。每天正午前幾分鐘,可動球被升至旗桿頂端,與固定球緊密貼合,不留一絲縫隙。附近還會升起一面警示旗,提醒觀察者球即將落下——據(jù)沃科普估算,整個下落過程不到半秒。當船長們看到兩球之間透出光線的瞬間,便立即對照自己的天文鐘與官方標準時間。
一年后,沃科普豪邁地宣稱:“凡是有一定規(guī)模的港口,船舶駛?cè)牒蠖寄塬@得船上計時器的精準校準。”他成功爭取到倫敦船長們的支持,不久后,格林尼治皇家天文臺也豎起了自己的時間球。很快,好望角、雅加達、瓦爾帕萊索、馬德拉斯等地的港口紛紛效仿。到1845年,全球已有大約十二個時間球投入使用。
但這項技術(shù)存在缺陷。由于天文鐘通常安裝在甲板下方,船員根本看不到時間球,因此很難據(jù)此校準。時間球操作員也常抱怨天氣惡劣、能見度差或信號故障。據(jù)《科學美國人》記載,1845年安裝在美國華盛頓特區(qū)海軍天文臺頂部的時間球——很可能是由查爾斯·固特異(Charles Goodyear)制造的“氣密式橡膠球”——必須“手動扔下”。球落地后會先砸在天文臺穹頂上,再滾落到下方屋頂。(前總統(tǒng)約翰·昆西·亞當斯就喜歡散步到天文臺,專門看球落下。)但麥科羅斯恩指出,這個球“顯然對航海者幾乎毫無用處,畢竟很少有船只會特意停靠在波托馬克河如此內(nèi)陸的位置”。
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新型商業(yè)技術(shù)(例如布魯克林的自鳴鐘公司[Self-Winding Clock Company]的產(chǎn)品)使水手無需再頻繁校準天文鐘,公共時間信號也因此逐漸失去必要性。
然而,在陸地上,時間球卻找到了新的受眾。城市居民用它校準自家鐘表;銀行、馬車公司、鐘表匠和劇院等依賴精準時間的行業(yè)也紛紛效仿。我們知道林肯遇刺的確切時間是晚上10點13分,正是因為當天早上福特劇院的一名舞臺木工曾校準過大廳的鐘:“我今天按時間球調(diào)好了門廳的鐘,現(xiàn)在它是準的。”政府官員甚至認為時間球是市政建筑的得體裝飾。1884年,有人甚至提議在華盛頓紀念碑頂端安裝一個時間球。
新時間球陸續(xù)出現(xiàn)在東西海岸,甚至深入內(nèi)陸城市,如密蘇里州堪薩斯城、俄亥俄州阿克倫,以及內(nèi)布拉斯加州的克里特。商家將其置于櫥窗或公司總部樓頂,珠寶店則用它展示自家鐘表的可靠性。1877年,西聯(lián)匯款公司在其位于百老匯與迪街交匯處的曼哈頓總部樓頂安裝了一個時間球。其下落信號來自華盛頓海軍天文臺,通過專用電報線路傳輸,確保球體在紐約時間正午(即華盛頓時間上午11點48分)準時落下。
不過,紐約的時間球也有批評者,其中包括后來成為美國氣象局局長的克利夫蘭·艾比(Cleveland Abbe)。他在1881年《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該球“下落時常出現(xiàn)較大誤差,有時竟達五六秒之多”。但紐約市民依然喜愛它。正如耶魯大學天文學家倫納德·沃爾多(Leonard Waldo)所說:“波士頓、紐約和華盛頓的時間球已深得公眾歡心。”
1896年,阿道夫·奧克斯(Adolph Ochs)成為《紐約時報》出版人后,決定將報社遷至原帕布斯特酒店(Pabst Hotel)舊址——即第42街、百老匯與第七大道交匯處。新落成的《紐約時報》大樓采用赤陶與粉紅花崗巖建造,是當時曼哈頓第二高的建筑。到1904年,奧克斯成功說服市長喬治·麥克萊倫(George McClellan)將此地更名為“時報廣場”(Times Square)。同年,他策劃了一場跨年派對,承諾在午夜燃放煙花,以吸引紐約人離開傳統(tǒng)的聚集地——華爾街(那里人們習慣聆聽三一教堂的鐘聲)。這一招果然奏效。
然而三年后,奧克斯未能獲得煙花燃放許可。于是,他改用一顆重達七百磅的鐵木球體,表面裝有125瓦燈泡,在午夜從旗桿頂端緩緩降下。
《紐約時報》雖于1913年搬離,但“時報廣場水晶球降落”傳統(tǒng)卻延續(xù)至今,僅在1942年和1943年因戰(zhàn)時燈火管制而中斷。直到1995年,水晶球仍沿用老式方法降落——“六個壯漢拉著繩子,看著秒表操作”。如今,這一儀式由位于科羅拉多州的激光冷卻原子鐘啟動,該鐘是美國的國家授時基準。水晶球降落,依然是最壯觀的公共計時展示。
本文作者:拉蒂夫·納賽爾是哈佛大學科學史博士。照片由 Chester Higgins Jr./《紐約時報》/Redux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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