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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簡稱“清華簡”,是目前公布的戰國古書簡中數量最多的一批。其中,許多內容為傳世文獻所無,對證史、補史以及重新解讀中國傳統文化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學術界對清華簡等戰國古書竹簡的研究不僅聚焦于文本內容與文字釋讀,還深入考察其物質形態,并通過字跡分析探討書寫者身份、抄本與底本關系,重現竹書的制作與傳播過程。
復原戰國竹書,再現書籍制作傳抄過程
清華簡字跡研究不僅要描述清華簡字跡特征和分析竹簡書寫者,還要對竹簡形態等進行考察。書寫載體是形成字跡的必要條件之一,因而字跡研究是多維度的,如竹簡的制作工藝、竹簡的形制、竹簡背面的劃痕等均在研究之列。戰國竹簡保存情況不佳,出土后大多散亂無序,并且存在許多殘簡。清華簡是從境外搶救回來的,其保存情況較差,因此首先要對這些竹簡進行復原。依據竹簡形制、書寫者字跡特征對竹簡進行分篇歸類是最有效的方式,即便是同一個人書寫的相同形制的不同篇竹書,也可以通過字跡特征、竹簡形制、簡背劃痕等情況進行歸篇、編聯等復原工作。清華簡中有不少同一個人抄寫的內容相近、形制相同的不同篇竹書,如《廼命一》《廼命二》中就有被整理者歸錯篇目的竹簡,利用簡背劃痕信息,可以調整這兩篇竹簡,使竹簡復原更加準確。
戰國竹簡背面存在許多信息,如每篇竹簡使用的竹筒數量可以通過竹節位置推算出來,竹簡背面的斜劃痕或者交接劃痕表示竹簡排列次序。這表明,竹書書寫者是自己加工完竹簡再按照劃痕一支支抄寫。由此可見,清華簡的書寫者也是這些竹書的制作者。清華簡不同書寫者所書篇目的竹簡長度較為接近。例如,《尹至》類與《皇門》類字跡書寫者所用竹簡的長度多在45厘米左右。又如,《封許之命》與《厚父》是由不同書寫者抄寫的兩篇竹書,它們的竹簡不僅長度相同,而且部分竹簡的制作出自同一竹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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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至》 資料圖片
通過字跡特征研究不僅可以分析這批戰國竹書書寫者的數量,還可以辨別清華簡各篇書寫者之間的關系。與郭店簡、上博簡一樣,清華簡也存在多人抄寫同一篇文獻的情況,如《四告》就出現了4個書寫者的字跡。清華簡中還出現了同一篇典籍由不同書寫者分工抄寫,又各自分為兩卷竹書編聯的情況,如《治邦之道》與《治政之道》。這種分工抄寫卻不合編為一卷的現象尚屬首次出現。
比較字跡特征,考察戰國文字現象與社會文化水平
字跡特征是認識、分析不同書寫者的科學物質依據。清華簡呈現的文字現象極為復雜,其字跡特征可以分為竹簡形制、字跡的概貌特征、運筆特征、文字寫法特征、筆畫搭配特征、篇題、標識符號、簡文校補、竹簡編聯等類別。通過比較這些特征,不僅可以區別不同書寫者,還可以研究同一書寫者不同的書寫變化、不同書寫者字跡特征的共性等,從中發現竹書文本累積的不同時間及空間的痕跡。
清華簡是研究戰國時期文字的鮮活資料,通過清華簡字跡研究,我們看到“書同文”之前戰國文字各異的實例。戰國簡帛文字寫法基本沒有統一的標準,大量使用異體字、同一個詞多種寫法的現象頻見。不過,清華簡中同一個書寫者在書寫同一篇竹簡時,也存在異寫較為頻繁的現象,這是書寫者有意變化文字寫法或避免重復所致。例如,《越公其事》是清華簡中篇幅較長、記錄事件時間跨度較大的一篇,簡文中文字異體或用不同字記錄同一個詞的現象比較多見,證明不少書寫者具有掌握各種異體文字的能力。
此外,利用字跡特征分析清華簡書寫者數量,還可以從側面考察當時的社會教育水平。根據清華簡已公布的60多篇竹書,可以確定共有20多位書寫者。這些書寫者中有一人抄寫10余篇竹書的,有一人抄寫兩三篇的;也有一人僅抄寫1篇的。在清華簡眾多書寫者中,《尹至》類字跡的書寫者抄寫篇目最多,達14篇竹書。《皇門》類字跡的書寫者抄寫了13篇竹書。《筮法》的書寫者是書寫竹簡數量最多的,共有266支。上述三類字跡的書寫者所寫竹簡總數都超過200支。另外,還有《湯處于湯丘》等9篇竹簡是同一個書寫者所寫,竹簡總數近200支。除《尹至》類字跡的書寫者抄寫的竹簡內容皆為“書”類文獻外,其余書寫者所抄寫竹書的內容十分豐富。這些書寫者抄寫的竹書數量多、誤字較少。其他書寫者或只抄寫一篇竹書,或僅對竹書進行校改,也達17位。在同一墓葬中出現20多位書寫者的字跡,一些書寫者的字跡特征還存在許多共性,由此推知當時社會存在一定規模的書寫群體以及數量可觀的識字群體。這些竹簡上的字跡與出土的戰國文書等簡的字體風格大多不同,并非楚國官府小吏常用字體,清華簡這種文字載體正是大眾掌握文化的重要物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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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門》 資料圖片
歲察抄本與底本關系,探索戰國文化交流
利用清華簡文字寫法、用字情況分析文本,可以推測簡文抄本與底本關系。例如,清華簡中有兩篇內容相同的竹書,被整理者分別命名為《鄭文公問太伯》甲本、乙本。它們雖為同一人抄寫,但是常有相同位置文字異寫或用字不同的現象。另外,甲、乙本各有三處表示句子停頓的符號,標記位置也有差別。這是由于它們來自不同底本。
利用字跡特征考察竹書的抄寫情況,不僅要分析不同書寫者的字跡現象,同時也要注重摸索同一書寫者字跡變化的規律,還要探尋影響該書寫者字跡變化的原因——可能是由書寫環境、書寫時間、抄寫底本等因素造成。例如,《系年》記錄的事件從西周初年到戰國前期,時間跨度很長,通過分析其字跡,可以認定這篇竹書是由同一個書寫者在同一時間段內完成的。全文中記錄同一個詞的字出現多種寫法,如用來表示“命”“讓”等義的“使”字就有六種寫法。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系年》所據底本來源復雜,由此遺留了時間和空間累積的痕跡。從清華簡的文字寫法特征來看,抄本中存在有意保留底本文字寫法的現象,如清華簡《四告》分為四個篇章,由三個書寫者合作完成,還有一個人做了校改工作。由于四個篇章的來源不同,即便同一個書寫者所寫的同一個字,在不同篇章中的寫法也存在較大差別,一些文字呈現出更為古老或特殊的寫法,這應該是由于書寫者有意保留所據底本的原貌。再如,《封許之命》中一些常用字的寫法首次出現,但是在該書寫者所寫的《大夫食禮》與《大夫食禮記》中,這些字又恢復了常見寫法。
清華簡中大部分竹書的同一書寫者在抄寫不同來源的文本時,其文字寫法較為統一。不同書寫者所寫的特征字寫法差異不是很大,這種情況在郭店簡與上博簡中不常出現,這是我們推測清華簡書寫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華簡中大部分篇目是由楚文字書寫的,但是也有一些竹書全篇字跡的地域特征與楚文字書寫風格大不相同,如《保訓》的書寫風格與三體石經古文十分相近。在新近刊布的《參不韋》中,我們又看到了具有這類書寫風格的文字。通過分析《保訓》《參不韋》兩篇竹書的字跡,可以發現它們可能是由魯國的書寫者所寫;《良臣》《祝辭》是同一書寫者抄寫的兩篇竹簡,其文字書寫風格應是晉系文字。由此可見,魯國抄本、晉系文字抄本在楚地的流通。這說明戰國時期各國聯系密切且文化交流頻繁。從清華簡中屬齊系抄本的《保訓》《參不韋》與屬晉系抄本的《良臣》《祝辭》等文字特征看,戰國時期各國文字的寫法實則具備高度共性。需要注意的是,《參不韋》全文是用齊系文字書寫,其中的校改字跡是楚文字,校改者是《皇門》類字跡的書寫者。另外,目前所見的戰國古書簡均是在楚地發現的,但這些古書所記錄的事件不限于楚地。雖然這些古書簡所抄寫的底本來源復雜,但是經過較為漫長集中的統一,最終呈現出具有楚地風格的寫本。例如,《筮法》《子產》《五紀》等篇是具備楚文字書寫風格的抄本,其文字寫法含有不少非楚因素,這些現象對研究戰國時期各國文字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綜上,清華簡字跡研究的核心在于應用現代筆跡學原理與技術手段分析竹簡字跡。通過綜合運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科學、系統地進行多方面研究,建立起規范的分析標準,為深入探究戰國典籍的書寫、制作、抄錄和傳播過程以及深化我們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等,提供了重要的實證基礎。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基于現代筆跡學原理的甲骨文字跡研究”負責人、吉林大學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邵賢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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