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夫人劉英晚年著書，為何對汪東興有微詞？幾次要求均遭阻攔

1978年初冬，北京西山的風帶著濕冷，劉英站在南沙溝的小院里，望著灰白的天空，心里只有一個念頭：把老伴的骨灰接回北京。時鐘倒撥到四年前，這個念頭便在她腦海里生了根，卻一直被一道看不見的閘門壓住。那道閘門的鑰匙，恰恰握在中辦主任汪東興手里。

1974年春末，劉英獲準探親進京。先去了王震住處。老人家把煙斗放下，近乎囑托地說：“老張得回北京，給毛主席寫信試試。”彼時張聞天與幾位老同志被疏散在廣東肇慶已滿三年，氣候悶熱，醫(yī)療條件有限。劉英回到肇慶立刻動筆，措辭謹慎，卻始終沒盼來批復。傳來的只有一句轉(zhuǎn)告——“到北京恐不合適，可考慮其他地方”。轉(zhuǎn)告人正是汪東興。夫妻倆權衡再三，選了無錫，理由很簡單：氣候好過嶺南，離江浙親友也近。

一年后，張聞天病情惡化，1976年7月病逝于無錫。這一年，中國局勢風云突變，汪東興身處要津，劉英再次提筆，請求回京安置骨灰。信件石沉大海。毛主席于當年9月病逝，葉劍英出面，才讓劉英得以前往北京參加遺容瞻仰。小院門口，葉帥輕聲對她說：“去吧，另有我負責。”這句不足十字的話，給了劉英暫時的慰藉。

劉英暫住在老戰(zhàn)友陳宗瑛家，三個月后又搬進南沙溝。組織部同志登門，征詢需求。劉英毫不猶豫：第一，把張聞天骨灰遷到北京；第二，盡快為他定性，整理遺稿。對方爽快應允，可幾日后風向驟變，通知擺在桌上：骨灰遷移“暫緩”，理由同樣來自汪東興——“不必遷動”。劉英皺著眉，把紙條折好放進抽屜，自知這事還得慢慢耗。

同年歲末，中央醞釀為幾位已故老同志合并舉行追悼活動，劉英聽到消息，心中燃起一絲希望。不料討論階段即遭擱置。陳云得知情況后表態(tài)：張聞天貢獻突出，應單獨追悼；若鄧小平主持，更能彰顯分量。方案很快拍板，悼詞由胡喬木、鄧力群執(zhí)筆。胡喬木感嘆：“聞天同志在肇慶寫的那些文章，我真寫不出來。”這句肺腑之言，劉英后來在書里專門記上一筆。

追悼會舉行前夕，劉英在老干部局同志陪同下奔赴無錫，取回骨灰。途中經(jīng)過江陰大橋，她忍不住推開車窗，任冷風刮面。幾十年的風浪都過來了，這點寒氣算什么。骨灰盒抵京那晚，南沙溝小院燈光徹夜不熄。劉英輕輕撫摸盒蓋，低聲道：“回家了。”

張聞天的文稿問題也在同步推進。早在1974年，王震就提醒過劉英，千萬別讓珍貴手稿散佚。于是，劉英把一麻袋稿紙寄存在王震辦公室。1979年春，王震將手稿移交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任院長，鄧力群為副院長，隨即成立“張聞天文集整理組”。整理工作持續(xù)十余年，1990年代，《張聞天文集》四卷本全部面世，共268篇文章，涵蓋經(jīng)濟、黨建、國際戰(zhàn)略多領域，成為研究中共早期理論的重要文獻。

回顧這條曲折的道路，劉英在晚年著書時幾次提到汪東興。她沒有指責之詞，只說“頗有微詞”。從1974年到1978年，“三封信、兩次口頭申請、一趟北京行”，無一例外地卡在同一個人手上，換做誰都會有情緒。值得一提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干部政策撥亂反正，多數(shù)老同志的待遇得以糾正，劉英對組織保持了尊重，也對部分阻力作了冷靜記錄，沒有進行過度渲染。

有人問：劉英為何執(zhí)意將骨灰遷往北京？除了方便祭奠，還有現(xiàn)實因素。無錫地勢低洼，潮氣大，墓園管理難及首都八寶山規(guī)范；再者，張聞天作為曾經(jīng)的《遵義會議決議》執(zhí)筆人、黨的重要理論家，其安葬地點具有象征意義。試想一下，如果長期留在江南一隅，后人研究、紀念均會受限。

對話不多，卻揭示本質(zhì)。“要回北京”“不合適”，短短數(shù)詞，折射出當時政治氣候的微妙。劉英并未將矛頭直指個人，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完成老同志未竟之業(yè)。出版文集、恢復名譽、合理安葬，三件事環(huán)環(huán)相扣，缺一不可。事實證明，她的堅持后來成為學界得以系統(tǒng)研究張聞天思想的前提。

1993年深秋，《張聞天文集》第四卷擺上新華書店書架，劉英翻開序言，沉默許久。三十年的奔波總算有了句號。那年她七十八歲，提筆寫下回憶錄，談起多人，多處詳略并舉，卻對汪東興幾次一筆帶過，仍舊留下“微詞”二字。個中意味，讀者自可揣摩。

是非功過終歸史家評說，但若沒有劉英當年的堅持與周旋，今日學術界很難看到完整的張聞天思想脈絡。歷史到此便停，既無抒情，也不多做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