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話的“變形記” ——評趙美蓉二部書的進化（文/劉慧明）

童話的“變形記”
——評趙美蓉二部書的進化

（文/劉慧明）

自迷戀閱讀與寫作以來，我執念作品與創作者之間的映射關系，那是超越文本、更為隱秘的內在密碼傳遞。趙美蓉作為資深教師與作家，一直在進行關于“家園”與“成長”的構造。如果說她《小豬琦琦童話故事》的養分源于孫女的口述、筆記及自然趣事，是由生活點滴幻化而成、充滿植物與土地溫情的“精神花園”，那新鮮出爐的《五靈少年》則標志著她創作光譜的顯著位移與擴張，從內向、記錄性的“家園守護”，轉向外向、建構性的“世界探索”。這并非簡單的題材轉換，而是她在童話疆域里，從“采集者”到“建筑師”的身份蛻變。

一、 從“有機田園”到“神話拼圖”

俗話說：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對比是認知的起點。《小豬琦琦童話故事》的美學集中于“有機田園”，諸如西紅柿與土豆的爭吵、蒲公英的旅行、玫瑰花與桔梗的對話等等，沖突源于誤解（顏色之爭），和解基于認識到“人各有所短，也各有所長”。世界如同一個精心打理的生態瓶，循環遵循一種近乎田園詩般的內部邏輯。作者更像是一位敏銳、充滿愛意的觀察者與轉述者，將兒童的世界賦予文學形態。

然而，《五靈少年》的宇宙截然不同。其起點是一種自覺、高度結構化的神話建構，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對應“白虎、青龍、朱雀（寒冰雪凰）、玄武、麒麟”五大神獸，組成少年特工隊，一起經歷了尋找神獸、修煉招式到對抗邪惡的過程。這次不再是田野間自然生長出的故事，而是從古文化武庫中精心選取符號，再進行一次現代童話拼裝。五行學說作為解釋宇宙運行與事物關系的系統論，在本書中被簡化并轉譯為少年角色的能力屬性與團隊合作的哲學基礎。這種轉變意味著作者的創作姿態從“發現”轉向“發明”，從聆聽童聲，轉向為兒童開啟一場具有明確文化指涉的冒險游戲。

從成文結果看，這種“合成”成功地制造了一種 “高概念”的吸引力。對于熟悉網絡文學、動漫和游戲的青少年而言，“五行戰隊”、“神獸伙伴”等元素，具有一種可快速辨識與融入的張力，讓讀者可獲得成長和團隊協作的爽感，這是對當下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一種精明呼應。

二、 讓“勸和”變奏為“凈化”

客觀來說，一本書的主題的演進更能揭示創作重心的遷移。《小豬琦琦童話故事》的主題可概括為 “勸和”與“認知” ，無論是蔬菜間的爭吵，還是花朵間的比較，最終都導向對差異的接納、對自身局限的謙卑及對和諧共處的向往。作者所昭示的道德教誨是內向、關乎心性修養的，傾向于從對話、自省與自然規律中自然獲得啟示。

但到了《五靈少年》時，作者則將此提升到更具行動性和社會性的層面，“凈化”成了貫穿全書的主題。無論針對被怪博士改造的海星怪獸、機器恐龍，還是最終面對大反派怪博士本人，五靈少年的使命并非簡單地“消滅”，而是通過“凈化”，讓其回歸正道，并達到“為我們所用”。這種設定頗具深意，是對現代兒童文學“非黑即白”簡單善惡觀的超越。在作者看來，怪博士的惡行并非天性，而是受童年被孤立與嘲諷，才華不被認可，長期積累的委屈與憤怒所導致，如此便使得“惡”有了可被理解、甚至可被救贖的支撐點。

縱觀二部書主題的變奏，從認識自然的“田園課”，升級到對抗異化、捍衛本真的“社會實踐課”，不僅彰顯了作者作為教育者的職業本性，也提出了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課題：在當下信息紛雜、誘惑眾多、個體容易迷失或被“異化”的時代，兒童（含童心未改的大人）如何保持精神的純粹性，并具備自我“凈化”的勇氣與能力。

三、 從“個體啟悟”到“團隊規訓”

我們再分析一下二部書成長范式的轉換。在《小豬琦琦童話故事》中，成長往往是個體的、頓悟式的。一粒種子明白獨立與借助風力的道理，一朵玫瑰領悟美麗與永恒的真諦。成長發生在靜觀的、偶發的瞬間，是生命內在的啟悟。

而《五靈少年》則毫不掩飾地推崇一種集體的、規訓性的成長。五靈特工隊本身就是一個微型社會組織：有隊長（白威），有智慧擔當（洛靈），有各具職能的隊員。他們的冒險是一系列明確的任務：應邀解決問題、擊敗怪獸、破解謎案、協助婚禮。在此過程中，他們習得的品質——勇氣、責任、智慧、協作——都通過團隊紀律和任務完成來獲得和印證。這種成長模式強調紀律與分工、責任與目標，也是現代社會認可的育兒理念。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并未刻板描繪團隊規訓，反而巧妙地用“不完美”軟化。比如隊長白威會因粗心忘帶花名冊，因輕敵受挫；隊員魯小胖永遠離不開美食等等，這些瑕疵不僅充滿煙火氣，也讓規訓與真實的童趣達成了微妙的平衡。

因了職業的影響，以至于趙美蓉的作品帶有“文以載道”的基因。《五靈少年》在傳遞價值觀上展現出了一種積極的縫合能力，將傳統文化與現代議題，比如在幻想與現實、品德教育與公民意識等方面，進行了巧妙的并置。

展開來說，五行、神獸等文化符號雖是向內的文化尋根與自信培育，但故事情節卻緊扣諸多當代議題：“凈化被改造的生物”隱含對科技倫理的思考；破解“失雞之謎”揪出販賣工業鹽的不法分子，觸及食品安全；而在花朵王國的故事中，懲治嫉妒的惡意花朵，幫助雛菊姑娘正名，則融了入反容貌焦慮、重視內在美的現代平等觀念。

可以說，作者的這種縫合讓五靈少年的奇幻冒險落地，擁有了現實的問題意識。同時，作者也試圖告訴小讀者，英雄之舉不只是發生在對抗遠古魔獸的戰場上，也體現在揭露身邊不法行為、守護社區公平正義的行動中。童話的魔法，由此被賦予了觀照和介入現實的潛能。

余論：作為教育方案的童話

通觀二部書，《小豬琦琦童話故事》側重“情感與人格的啟蒙”，而《五靈少年》則升級為 “能力與責任的鍛造”。

從文學角度看，《五靈少年》的敘事是流暢而規范的，雖然因高度的“方案”屬性，缺失了《小豬琦琦童話故事》源自生活本身、略帶散漫與意外的靈韻，但情節推進更為工整，矛盾解決更遵循道德邏輯。這種清晰的行文結構對于渴望歸屬感的兒童而言，不失為一套完善的方案。

換言之，《五靈少年》奉獻了一次與時俱進的童話書寫，不僅將傳統文化的密碼轉譯為兒童喜愛的語言，也將品德教育融入酷炫的“特工任務”中。由此可見，一位真誠的教育者完全可以在流行文化的框架內，澆筑充滿價值的混凝土。

行文于此，腦海里浮現出作者在自述中描繪的動人景象：晨光中，鄉鄰們在門口聊天、領著孩童學步。五位少年從溫煦的現實家園中走出，背負長輩的期待，闖入一個由傳統文化與現代想象共同構筑的奇幻戰場中。這場遠行雖然冒險，但“凈化”何嘗不是一種對家園的守護與捍衛？

基于上述分析，趙美蓉的童話雖“變形”了，但其實從未脫離教育者的初心，只是對于兒童成長的希冀，變成了一種精心設計、充滿善意的教育方案而已。

作者簡介：劉慧明，青年作家網副主編、青年作家網文學聯盟主席，已出版圖書十余部，多次在全國性文學大賽中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