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視角下的吳石案：政治影響分析

首先，蔣介石之所以在1949年夏忽然重用吳石，將其拔擢為所謂“國防部”參謀次長，本就有極強的國民黨內派系與權爭政治的背景。

當時正“下野”的蔣介石雖仍能以總裁身份指揮軍政大事，但畢竟仍受“代總統”李宗仁以及白崇禧為代表的桂系勢力牽制。而在不少國民黨元老、大佬們看來，蔣也有必要為大陸的失敗負責，其“下野”或“引退”是理所當然之事。

同時，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CC系”和以熊式輝、張群為代表的“政學系”以及陳誠的“土木系”，雖然勢力已大不如前，但彼此之間的派系斗爭卻并未因敗退而消弭，反而因為資源越來越少而更加尖銳。

此外，他們對于蔣介石試圖將權力集中于蔣經國為首的“太子系”人馬的舉動，極為警惕、抵觸乃至不滿。在他們看來，臺灣這片最后的“孤島”，理應是國民黨各派系“共治”的局面，而非蔣氏一人的“家天下”。

這種內部的權力紛爭，使得當時蔣介石的每一個決策都可能遭遇來自內部的掣肘與消解。因此敗退臺灣之際，蔣介石一直在重新考慮人事布局，尤其是在軍事方面，希望能繞開各派系另起爐灶。

實際上，早在抗戰期間，蔣介石就已經注意到這位以軍事理論見長的“吳狀元”，不僅曾在武漢會戰期間聽取過他的軍情報告，之后還親自安排調研過國民黨軍內部“學術較優”的人才，吳石排名第二，且對他日本陸大畢業的學歷非常看重。

蔣介石在1949年日記的雜錄中，曾抄錄過一份特別的名單，涵蓋陸海空各軍種，多為當時正處壯年且不隸屬其他派系的高級將官，例如桂永清（時任海軍總司令，后曾任所謂“參謀總長”）、王叔銘（時任空軍少將，后亦曾任所謂“參謀總長”），吳石同樣位列其中，可見其當時在蔣心中的份量。

抗戰期間蔣介石交辦的“學術較優”人員表

對于1949年時的蔣介石來說，當務之急是穩住陣腳、重整屢戰屢敗的部隊并構建一套能有效抵御解放軍跨海作戰的防御體系。

吳石一方面有豐富的軍事參謀經驗，對于軍隊的編制、訓練、后勤、作戰計劃的制定等全套參謀作業均了如指掌，是當時國民黨能找的最頂尖的軍事技術官僚之一。

此外更重要的是，吳石長期從事軍事理論教育和參謀工作，很少卷入國民黨內部的核心派系之間的斗爭。即便是在抗戰期間，曾因在桂林行營任職，而一度被外界認為是所謂“新桂系”的一員。

在被調任第四戰區參謀長后，張發奎最初也因疑他是桂系人馬而有所提防，但很快就打消了這個顧慮，因為發現吳石似乎并非真的是“新桂系”，轉而與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至于吳石本人，可能更多是看重與白崇禧的個人交情，而不愿被簡單地歸為某個派系的附庸。之后，在陸軍大學任教育長以及軍令部第一廳任廳長期間，吳石更是刻意保持著自己“技術官僚”的身份。

在1949年國民黨內部混亂的人事局面中，吳石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個相對安全的選擇。而蔣介石在拔擢吳石到參謀次長的位置前，對其親自進行過考察。

1949年6月，他以總裁身份視察福建時曾專門找第50師師長李以匡，問詢“吳石調任福建綏靖公署后，是否有厭戰言論？”

李以匡答稱吳石曾抱怨戰爭越拖越久，“會把我們拖敗”。這類牢騷式的言論在當時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其實并不罕見，當時蔣介石也就沒有繼續深究。

在他看來，雖然這樣的“技術型人才”未必絕對“忠誠”，但至少沒有野心，也不會拉幫結派。何況當時的代理參謀總長周至柔是陳誠“土木系”的核心成員，因此找一位實際孑然一身卻又與桂系似有淵源的人來當次長，或許便是一個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權宜之計，亦可制衡陳誠的派系。

1950年1月底，因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保密軍逮捕并叛變，直接導致吳石的聯絡員朱諶之身份暴露并被捕，進而讓吳石的身份徹底暴露。

根據蔣介石日記的記載，毛人鳳是2月27日當面向他匯報了“吳石案”的情況。在此之前，應已有書面或者電話請示，因為蔣在“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中已經提到了吳石案。在聽完毛人鳳匯報、確定證據確鑿后，蔣在27日的日記中如此寫道：

2月29日，保密局便開始對吳石采取外圍行動，先是傳訊了吳的夫人。

3月1日晚，保密局正式逮捕吳石，與他一同被捕的，還有他的副官聶曦，以及同樣在臺從事地下工作的國民黨聯勤總部中將陳寶倉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吳石被捕的同一天，蔣介石在臺北宣布了“復行視事”，恢復所謂“總統”職務。而這也正是蔣介石處理“吳石案”另一層重要的政治背景。

從1949年底至1950年初，遠在美國的所謂“代總統”李宗仁，已成了蔣介石復出的主要法理障礙。李宗仁拒絕前來臺灣，并多次通過電報、聲明，強調自己才是“合法元首”，指責蔣在臺“非法視事”。

另一方面，美國的杜魯門政府對蔣介石已有厭煩之感。雖然基于東西冷戰的國際環境，美方不希望臺灣島落入解放軍之手，但又對腐敗無能的蔣介石極不信任，因此曾一度考慮扶持孫立人或吳國禎等來取代蔣。

1949年11月，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Oscar Badger）曾向老軍統、原參謀次長鄭介民和蔣本人的特使董顯光透露了美方新一輪的軍援條件：“蔣介石同意將軍政大權交給孫立人、吳國禎并保證不干涉其職權。”

蔣介石自然對此條件不屑一顧，而陳誠以及“外交部長”王世杰卻都傾向接受，認為先取得美援解燃眉之急才是第一要務。

1949年至1950年初美國國務院以及新成立不久的中情局一同策劃所謂“倒蔣政變”，甚至多次派人與孫立人接洽，但均遭拒絕。

蔣介石仍然通過各類渠道察覺到了危險并有所防范，甚至曾叮囑蔣經國要加強“布置警備以防西安事變重演”。

蔣經國還曾在給宋美齡書信中稱：“黨內失意分子欲利用中美關系白皮書發起反父親運動。”

不久后，宋美齡也通過自己在美國的人脈得知了美方內部有人主張支持孫立人反蔣以及其身邊可能有中共地下黨人的消息，并轉告了蔣介石本人。

1949年10月5日，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接妻密函報告立人事，其全被共諜所利用而不察，如非余之明見，則誤大事矣。”

之后，保密局等特務機構便開始嚴密監視孫立人并懷疑其部下的親戚可能有“通共”的嫌疑。1

950年1月3日，孫立人向一位美方官員透露，蔣介石竟曾當面質問他是否準備發動政變。對此，孫立人只得堅稱這是共產黨散布的謠言。

之后，在“吳石案”事起時，蔣介石就將孫立人“掛”在了有名無實的陸軍總司令的位置上，事實上褫奪了他的兵權。至1955年發生的所謂“孫立人兵變案”，已屬早晚之事，毫不令人意外。

顯而易見，在“吳石案”前后正是蔣介石在政治上最敏感、面臨壓力最大的時刻。

除了面對“丟失大陸”的慘敗外，還要面對內部實力派與外部強權相結合的潛在威脅，對蔣介石個人而言，其致命性甚至可能還超過了戰場上的摧枯拉朽的解放軍攻勢。也正是在這種極端的壓力之下，蔣介石展現出了其冷酷的政治手腕，將“吳石案”所暴露的國民黨內部危機，轉化為一場強化個人獨裁的政治運動。

在此案的整個審判過程中，蔣介石一直耳提面命并嚴令要從重處理，如1950年3月27日的日記中記載稱：“朝課后見毛人鳳，聽取吳石案之意見。”

在6月初，正式判決前，蔣介石亦親自過問。

“吳石案”的爆發，恰好印證了蔣本人“黨內思想混亂、組織渙散才導致敵方滲透”的論斷。借此機會，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清洗那些不聽話的舊勢力，將權力收歸于自己信賴的核心圈。

期間，他更以清查“內部敵人”為由，“名正言順”地啟動他期待已久的特務統治與政治清洗，可以一舉清除所有政治上的障礙。為了與之配合，蔣經國則借此進一步整合、控制、改編撤退到島上的各類特務情報機關。

呈遞給蔣介石的吳石等烈士的“行刑報告”

1950年6月10日，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楓四人在臺北馬場町遭處極刑，不幸壯烈犧牲。

這一幕通過島內的報紙、新聞電影廣為傳播，其目的不僅是懲罰所謂“叛徒”，更在于制造一種深入骨髓的“寒蟬效應”。而此案牽連者規模宏大，波及數百人。

這無疑是向島內以及國民黨上下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在“反共”的最高原則下，任何對蔣介石個人的“不忠”都可能被視為“通敵”，即便是“國防部參謀次長”這樣的高位，一旦被貼上所謂“通敵”的標簽，也會被毫不留情地處決。

事后，蔣介石甚至還曾借此機會申誡、處分了當時已經退隱狀態的白崇禧，理由是他曾經大力舉薦過吳石。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氛圍下，任何與白崇禧的私下接觸，都可能被蔣經國主導的特務系統解讀為“密謀串聯”、“意圖不軌”。這使得他的舊部人人自危，主動與其保持距離。

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美國對待蔣介石的態度和方針漸起變化。

蔣在獲得一絲喘息后，進而又借此案，加速將原先由“CC系”、“舊軍統”等派系掌握的情報、特務系統，統一收歸到蔣經國手中。

1950年4月，蔣經國出任“政治行動委員會”（對外以“機要室資料組”為掩護）秘書，進而統合了保密局、保安司令部等機構，建立起一個直接聽命于蔣氏父子的龐大特務和情報網絡，甚至日后被人稱為“地下小朝廷”。這個特務網絡，日后則成為在島內推行“白色恐怖”統治、監控百官、打擊異己的最重要工具。

此外，蔣介石亦通過“吳石案”以及后續的一系列政治整肅，向美國傳遞了一個非常強硬的信號：島內的局勢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任何試圖繞開蔣本人，扶植其他代理人的想法都是癡心妄想；美國人要么支持蔣，要么就失去臺灣這顆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