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日清晨,湖北黃安的薄霧還沒散去,鄉親們已經爭相傳閱一張從縣里帶回的《人民日報》。鋪開的那一版,赫然是前一天在北京天安門舉行的開國大典全景照。就在眾人津津樂道毛主席的身姿時,一個少年突然指著照片右側的長髯老人脫口而出:“這不是我三爹么!”喊話的人叫董良俊,十五歲,他的“三爹”便是離家整整三十四年的董必武。
院壩瞬間安靜,接著炸成了鍋。董家的長輩圍了上來,反復比對那一抹熟悉的雪白胡須和濃眉。有人驚愕,有人落淚,也有人半信半疑:世道兵荒馬亂,三十多年前的逃難人還能平安無恙?可照片不會騙人,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那張臉正帶著微笑,仿佛隔著歷史的塵埃向故鄉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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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從1907年說起。那一年,22歲的董必武從兩湖師范畢業,立誓“教育救國”,轉而投身辛亥風雷;而家中的弟弟們只記得他背著行囊離開黃安時的背影。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創辦學校、辦報紙,卻很快發現,社會黑暗并非改朝換代就能根治,于是繼續南下廣州,結識陳獨秀、毛澤東,1921年7月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從此,董家的“秀才”變成了“鬧革命的人”,也就此與家鄉天各一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剛剛發展起來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創,白色恐怖席卷而來。一天清晨,一張寫著“懸賞捉拿董必武”的布告在黃安的墻面貼得密密麻麻。董必武的親人們被反復盤問、威脅,家中田契被抄,連耕牛也被拖走。董良俊的祖母提著兩擔柴火,頂著暑熱去縣衙求情卻無功而返。從那以后,董必武仿佛人間蒸發,音訊全無,家族只剩下“他怕是兇多吉少”的嘆息。
抗戰爆發后,關于董必武的傳聞又在黃安茶館里冒頭:有人說他在八路軍里當官,也有人說他早已客死他鄉。真實情況卻更加跌宕。1938年,他受命赴重慶,代表中共中央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會議上,頑固派將領何應欽忽然指責共產黨“擾亂后方”,董必武猛地起身,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話:“若無公義,何以言抗戰!”短短數語,把氣氛推向沸點,連外國記者都在場外嘖嘖稱奇。這一幕后來被譯成多國語言,出現在多家報紙的頭版,卻始終無法傳回封鎖嚴密的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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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海外舞臺更見證了董必武的鋒芒。1945年春,他以中國共產黨代表的身份,隨同顧維鈞前往舊金山參加制憲會議。面對“請這位共產黨人站起來讓大家看看”的挑釁,他穩穩整理中山裝,坦然示意:“請問諸位想了解什么?”幾句幽默化解尷尬,現場掌聲四起。最終,在《聯合國憲章》封頁上寫下“B. Tung”(董必武的英文簽名),成為在國際票據上留下共產黨身份的第一人。這段經歷后來被西方媒體稱作“東方老人手握鋼筆的勝利”。
如今鏡頭回到黃安。確認三爹還在人世后,董家小院連夜點起煤油燈,寫信往北平。信紙再三折起塞進信封,寄往“北京市中南海,董必武同志轉”。一周、兩周,杳無消息;就在大家猜測郵路是否受阻時,11月上旬,一封蓋著紅印的回信終于抵達。拆開后,熟悉的雋秀手書躍然紙上:“別為我操心,我在工作,很好。”信里最打眼的一句是,“革命不是奪爵位,更不是保私產,大家安心勞動,孩子們安心讀書。”信末還附了兩行小字:“赤腳走泥田,也是建設新中國;別起跑道,別走后門。”
話雖簡短,卻像一盆涼水澆在幾個熱腦門上。那時家里有人盤算,“既然三哥跟毛主席站一起,讓咱們去北平給他當個秘書也不虧。”念罷回信,眾人面面相覷,再不敢多言。董良焱,那個讀過私塾的大哥,轉身進了鄉里小學,教識字課。后來有人請他去縣政府當事務員,他婉拒:“三爹說了,共產黨干部要為公,不要為親。”
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的足跡幾乎遍布大江南北。1950年,他協助起草《共同綱領》;1954年主持憲法起草委員會,夜以繼日斟酌每個字句。1962年,他兼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審閱材料時常批注到深夜。最忙的時候,他天天凌晨五點起床,一碗稀粥對付完早餐,拿起放大鏡繼續伏案。身邊警衛勸他休息,他抬頭笑了笑:“還跑得動,別耽誤事。”這句話傳到熟悉他的老戰友耳中,誰都知道那是他的性格——慢條斯理,卻擰成一股韌勁。
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國慶前夕,他途經武漢探親,黃安的鄉親們蜂擁到碼頭,只為瞻仰風采。那天細雨朦朧,他脫下呢大衣披在一位冷得發抖的老人肩頭,自己只穿著薄衫。有人感慨:“當了國家副主席,還是這股子平民味。”可他把手一揮:“我不過是人民的勤務員。”這一幕被人民日報記者抓拍下來,成為后來《人民領袖的戰友》圖集里的經典照片。
進入七十年代,國家大興生態建設。董必武雖已耄耋,仍提議組織“北方防風固沙調查組”,自請掛名顧問。1973年,他帶病巡察松嫩平原,車行顛簸,警衛擔心他身體,勸留在車上休息,他搖頭:“林子缺了,就沒人擋住風沙,幾代人都難安生,不能拖。”那一趟行程,他在筆記本上密密寫下三千多字改進方案,主張“沙里育草、草里植樹、樹后護草”,被林業部采納。
時間來到1975年4月2日,清晨六點,中南海懷仁堂燈火微弱。董必武與病痛周旋數月,終握著醫生的手平靜合眼,享年九十歲。噩耗傳到長沙,毛澤東沉默良久,只吐出一句:“老董,走得安穩。”朱德拄著拐杖,堅持趕到靈堂,顫聲道:“老伙計,你先歇吧。”追悼會上,沒有華麗悼詞,只有一行字:“他把全部生命獻給了人民的事業。”
黃安的春雨連下了三天。雨停后,村口新立的黑板報用白粉筆寫著:“三爹走了,樹還在長。”董良焱給學生們講課,停頓片刻,說了八個字:“讀好書,種好田。”孩子們不明就里,但記下了老師的叮囑。多年以后,那座曾被戰火撕裂的小縣城,燕子掠過綠樹成蔭的街巷,誰也看不見昔日追捕令,只剩下校門口隨風起伏的柏樹。人們閑坐說起董必武,會嘿嘿一笑:“就是那個不肯給侄兒找工作,卻讓我們都能讀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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