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回憶斯大林臨終時刻：懷疑所有人，但又備受孤獨煎熬

1953年3月1日凌晨，莫斯科郊外的庫丘諾沃別墅依舊燈火通明。衛隊員在走廊里換崗時不自覺放輕了腳步，他們都知道，房間里那位年近七十四歲的老人已經兩夜未合眼。床頭電話像怪獸的嘴巴，隨時可能噴出命令，任何人都不敢大聲說話。

斯大林躺在長沙發上，手邊放著一本磨舊的《哥爾基通信集》。紙頁剛翻到一半，他卻把目光移向窗外的白樺林。夜太靜，只能聽到風掠過樹梢的“呼啦”聲。忽然，他按下鈴鈕，讓值班人員把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叫來。對方匆匆趕到，老人卻只冷冷丟下一句：“坐，看電影。”投影機嗡嗡作響，沒人敢先開口。

影片剛播一刻鐘，斯大林瞇起眼睛，低聲提到一個怪夢：十二里寬的葉尼塞河，二十四只石雞，十二發子彈。場面詭異得不像打獵，更像數字游戲。旁人都在揣摩：二十四，是戰友？是敵人？沒有人敢詢問。赫魯曉夫后來私下嘀咕：“他真正想的，也許根本不是獵物，而是把一切都牢牢控制在槍口之下。”

最令人不安的，是他近乎瘋狂的防備心理。餐桌旁，總要有人先試菜，哪怕是普通的黑面包。他甚至連礦泉水也分成三瓶，讓三名衛士各喝一口，確認無毒后才抿一下。有人暗暗統計，光是這套程序，一頓飯就能消耗半小時。衛士彼此交換眼神，卻不敢顯露半分不耐。

詭異的是，懷疑與孤獨并存。沉默只要持續五分鐘，他就抓起電話：“來一趟，聊聊天，順便看部電影。”接到召喚的往往是赫魯曉夫、貝利亞或布爾加寧。大伙明知自己只是道具，卻仍得陪笑，生怕一句話刺激到對方那根緊繃的神經。

臨終前三個月，斯大林的健康已明顯滑坡。血壓常年維持在200毫米汞柱上下，醫生建議住院，他斷然拒絕。次年二月，左臂偶爾麻木，他裝作沒事，還堅持打靶。真正會槍的人一看就明白，他的肩胛帶早已僵硬，射擊姿勢漏洞百出。可他非要讓侍衛在靶紙上多打幾個洞，以示自己“彈無虛發”。

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發生在二月中旬。斯大林端著一支三線步槍，想驅趕別墅屋檐上的烏鴉，結果子彈擦過瓦片，碎瓦飛濺，差點擊中不遠處的米高揚。眾人驚出一身汗，他卻若無其事地說：“烏鴉也需要紀律。”一句話，讓空氣凝固。

不久后，他開始頻繁回憶列寧。那張要求他向娜杰日達·克魯普斯卡婭道歉的便條，被他反復掏出又塞回信封。“列寧竟想叫我認錯？”他有時咬牙，有時發狠，卻遲遲沒燒毀紙片。赫魯曉夫后來分析，斯大林對列寧的感情復雜：既是敬畏，也是負罪。

3月2日晚，斯大林獨自進餐后回到臥室，關門前特意對衛士說：“不用跟進來。”十二點左右，房內遲遲沒有動靜，值班員躊躇良久，終于破門而入，發現老人仰面倒在地毯上，右手還抓著被汗水浸濕的睡衣下擺。醫生趕到時，他已出現嚴重腦溢血癥狀，呼之不應。

接下來的四十八小時中，所有高級領導人輪流守在床邊。醫生插導尿管時，他短暫醒來，掙扎地要把管子扯掉，目光裹挾著屈辱與惶恐。貝利亞壓低聲音說：“元帥同志，別亂動。”老人眨了一下眼睛，像是聽見，又像是已經聽不懂。

3月5日0時，體溫驟降。馬林科夫給赫魯曉夫打電話，只說了七個字：“快來，他不行了。”十分鐘后，急救人員開始胸外按壓。強壯的男護士雙臂起落，力度足以讓旁人心驚。赫魯曉夫看著這一幕，脫口而出：“夠了，他已經走了。”話音落下，心電圖上的小波紋歸于平直。

死亡證書注明：1953年3月5日21時50分，因腦溢血并心衰逝世，享年七十三歲。文件被鎖進保險柜，可所有在場者心里明白：真正要埋葬的，不只是一個生命，還有一個時刻呼風喚雨卻再也無法信任任何人的靈魂。

葬禮安排旋即展開，莫斯科變成巨大的舞臺，而觀眾卻無從得知幕后細節。克里姆林宮里，幾位政治局成員對著空蕩的會議室沉默長久。半晌，有人自問：“要是連最親近的人都防備，究竟圖什么？”沒人回應，椅子輕輕吱呀，仿佛在替人嘆息。

多年以后，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寫下這樣一句：“他害怕所有人，卻又離不開任何人，這是最難熬的折磨。”字句并不華麗，卻把那種高處不勝寒的窒息感刻畫得淋漓盡致。斯大林留給世界的謎團，也許永遠無法被解完，但那一夜的孤獨與恐懼，已經足夠喚起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