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感覺到:歐洲,怎么好像突然就不行了?
以前歐盟總被認為是世界一級,和中美俄并列,俄烏沖突之后,歐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且不說他們內部四分五裂、勾心斗角,外部中美俄三家關系處的也不好,關鍵是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政府還拼命打壓和羞辱歐盟,歐盟心里憋屈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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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過去三十余年,歐盟的高福利與低生活成本,始終建立在一個隱蔽且穩固的全球資源調配體系之上。
在能源領域,俄羅斯就像一座永不枯竭的“廉價能源庫”,通過縱橫交錯的管道將西伯利亞的天然氣源源不斷輸送到歐洲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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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數據顯示,當時歐盟35%的天然氣需求依賴俄羅斯供應,這些低價能源不僅支撐著德國化工、法國汽車等支柱產業的低成本運轉,更讓歐洲家庭在寒冬里能毫無顧忌地開足暖氣,甚至連公共建筑的恒溫系統都無需考慮能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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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俄羅斯天然氣的到岸價格比國際液化天然氣均價低近40%,這種優勢讓歐洲制造業在全球競爭中占據先天優勢,也為高福利政策的推行提供了經濟基礎。
在制造業與消費品領域,中國長期扮演著“全球工廠”的角色,為歐洲市場輸送著海量高性價比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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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超市里十幾歐元一件的純棉 T 恤,到家電賣場中千元級別的液晶電視,這些貼著“中國制造”標簽的產品,以近乎成本價的價格進入歐洲家庭,極大降低了居民的生活開支。
有統計顯示,2020年前后,一名普通德國工人一周的工資,足以購置包括冰箱、洗衣機在內的全套家電,或是裝滿整個衣柜的應季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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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低價商品紅利”讓歐盟得以將更多資源投入到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中,而無需擔憂居民基本生活成本過高引發的社會矛盾。
在安全領域,美國主導的北約為歐盟撐起了“免費安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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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冷戰結束后,歐盟多數成員國長期將軍費開支控制在GDP的2%以下,德國、比利時等國甚至常年低于1.5%,遠低于北約設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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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歐洲部署的數萬駐軍、數十個軍事基地,以及常態化的聯合軍演,讓歐盟無需投入大量資金建設自主防務體系,省下的財政預算被更多地用于教育、醫療與養老福利。
這種“安全躺平”模式,讓歐盟在冷戰后的數十年里得以專注經濟發展,卻也悄悄弱化了其自主防御能力,使其在安全議題上逐漸失去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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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格局的變化從2022年開始加速打破這一平衡。
俄烏沖突爆發后,歐盟跟隨美國對俄實施多輪制裁,直接切斷了與俄羅斯的部分能源合作,而俄羅斯的反制措施則更為直接 ——2023年推出“盧布結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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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歐洲國家以盧布購買天然氣,隨后又因烏克蘭拒絕續簽過境協議,于2025年1月1日起徹底停止經烏克蘭向歐洲輸氣。
這一變動給歐盟帶來的沖擊立竿見影:荷蘭天然氣交易中心數據顯示,2025年1月2日歐洲天然氣批發價格飆升至每兆瓦時50.85歐元,創下2023年10月以來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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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依賴俄氣的國家首當其沖,斯洛伐克總理菲佐公開表示,僅能源供應中斷一項,就可能給本國造成15億歐元損失,整個歐洲的損失更是預估達到700億歐元。
能源價格的暴漲直接傳導至制造業,德國巴斯夫集團不得不關閉位于路德維希港的部分化工生產線,將產能轉移至美國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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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雷諾汽車的部分零部件工廠也因電力成本過高,被迫實行每周四天工作制,失業率隨之小幅攀升。
中國的產業升級讓歐盟失去了“低價商品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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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不再滿足于低端制造,在新能源汽車、高端家電、5G通信等領域快速崛起,不僅不再以“成本價”向歐洲輸送商品,反而憑借技術優勢與性價比,開始搶占歐洲高端市場。
2024年,中國電動汽車在歐洲市場的份額突破18%,比亞迪、蔚來等品牌的車型憑借長續航、智能化等優勢,直接對標寶馬、大眾的同級別產品,價格卻低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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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變化讓歐洲消費者逐漸失去“低價選擇”,也讓歐盟的制造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為保護本土產業,歐盟曾試圖對中國電動車征收高額關稅,卻遭到中國的反制。
后者對歐洲豬肉、白蘭地等產品加強檢驗檢疫,同時限制稀土出口,最終歐盟不得不暫緩關稅計劃,而歐洲消費者則不得不接受汽車、家電等商品價格持續上漲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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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態度轉變則讓歐盟的“安全依賴”徹底暴露短板。
2024年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后,對北約盟友的態度愈發強硬,多次公開要求歐盟成員國將軍費開支提升至GDP的5%,否則將削減甚至撤回美國在歐洲的駐軍。
2025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更是直接繞開歐盟,與俄羅斯就俄烏問題展開磋商,明確表示“俄烏和談中不會有歐洲席位”,這一舉措讓歐盟在安全議題上的“邊緣化”徹底擺上臺面。
為應對安全焦慮,德國不得不緊急向美國采購價值100億歐元的F-35戰斗機,法國也宣布增加軍費開支,計劃在2027年前將國防預算占比提升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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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軍費的激增直接擠壓了社會福利預算,2025年德國養老金發放標準較去年下調了2.3%,法國則推遲了退休年齡至64歲,這些調整引發了多輪民眾抗議,巴黎、柏林等城市多次出現大規模游行,歐盟內部的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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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商品、安全三大“支柱”的相繼松動,讓歐盟長期積累的內部問題集中爆發。
在經濟層面,2024年歐盟GDP增速僅為0.3%,其中德國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工業產出指數較2021年下降了12%,大量制造業企業為降低成本,將產能轉移至能源與勞動力成本更低的亞洲、北美地區,“去工業化”風險持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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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層面,高通脹與福利縮水的雙重壓力下,歐盟多國罷工游行頻發——2025年第一季度,西班牙全國性罷工累計持續15天,意大利運輸工人罷工導致全國物流中斷近一周,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跌至近十年新低。
在政治層面,成員國間的分歧愈發明顯,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國反對歐盟對俄強硬立場,拒絕參與部分對俄制裁。
德國、法國則在產業保護與能源政策上存在分歧,歐盟內部的凝聚力降至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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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歐盟并非沒有應對危機的潛力。
它擁有全球領先的科技研發能力、高素質的勞動力群體,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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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長期依賴外部“供養”的模式,讓歐盟逐漸失去了主動應對挑戰的能力:在能源轉型上,盡管歐盟早在2019年就提出“綠色新政”,計劃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達到40%,但截至2025年,這一比例僅為28%,風電、光伏項目的建設進度因資金短缺與環保爭議屢屢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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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升級上,歐盟的汽車、化工等傳統產業受限于工會力量與轉型成本,難以快速適應市場變化,在新能源與數字經濟領域的布局也落后于中美。
在防務自主上,歐盟提出的“歐洲防務基金”自2021年啟動以來,實際投入僅為計劃的60%,成員國間在武器標準、指揮體系上的分歧,讓“歐洲軍隊”的構想始終停留在紙面上。
如今的歐盟,正經歷著一場痛苦的“身份重塑”。
從依賴外部資源的“福利標桿”,轉向需要自主應對全球競爭的“參與者”。
這場轉型注定充滿荊棘,因為它不僅意味著經濟結構的調整、社會福利的重新平衡,更意味著歐盟需要徹底擺脫過去的“路徑依賴”,在能源、安全、產業等領域建立起真正的自主能力。
2025年5月,歐盟委員會發布《歐洲復興計劃》,提出未來五年投入2000億歐元用于可再生能源建設、數字基礎設施升級與制造業創新,試圖通過政策引導推動轉型,但這一計劃能否落地見效,仍取決于成員國能否放下分歧、協同行動,以及能否承受轉型期的短期陣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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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歐盟,是全球化紅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它用外部資源構筑起的“理想生活”,終究難以抵御全球格局的深刻變革。
當中美俄不再為其“供養”,歐盟暴露的不僅是經濟與社會層面的短板,更是長期缺乏戰略自主能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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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歐盟能否重拾活力,不在于能否回到過去的“舒適區”,而在于能否正視現實,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找到新的定位——這堂名為“自主生存”的課程,歐盟必須學會,也不得不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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