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華】從蘇軾的“星座筆記”說開去‖高宏洲

從蘇軾的“星座筆記”說開去

高宏洲

在我們的印象中,用星座來分析命運和性格,是最近幾十年從西方引進的新事物。但是,在閱讀蘇軾《東坡志林》時,驚奇地發現,唐宋時代人們就已經開始講究星座了。

蘇東坡小像 元 趙孟頫 繪

蘇軾在《東坡志林·退之平生多得謗譽》條中是這樣說的:“退之詩(《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即今摩羯)為身宮。而仆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蘇軾明確從他和韓愈同屬摩羯座(一為“身宮”摩羯,一為“命宮”摩羯,皆為古代命理學術語)的角度解釋他們的坎坷命運;二是蘇軾從同屬摩羯座的前輩韓愈那里獲得了命運的認同。從韓愈的詩和蘇軾的議論可以看出,唐宋時期民間已經流傳著摩羯座命運坎坷的說法。

蘇軾的出生時間有明確的文獻記載,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即公歷1037年1月8日6點至8點間,韓愈的出生時間雖無明確記載,但據蘇軾推測,也屬于摩羯座。據學者研究,十二星座最初產生于古巴比倫,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傳入古希臘,然后傳入印度。中國唐宋時期的星座知識是從印度經過佛經翻譯傳入的。在唐代已有一定的影響力,韓愈、李賀、杜牧等都在詩文中提到過。

《東坡志林》撰寫于蘇軾晚年,韓愈和他自身的坎坷經歷,使他得出摩羯座命運坎坷的看法。

韓愈三歲而孤,由兄長韓會撫養。不料十二歲時,兄長韓會病逝,由寡嫂鄭氏帶回河陽(今河南孟州)撫養。韓愈雖然文才出眾,但是科舉并不順利,他曾“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上宰相書》),最后只能從幕府謀取一份差事。

《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中的韓愈畫像

干了五年幕府工作,韓愈好不容易調入中央任禮部管轄的國子監四門博士,半年后升任監察御史。時值關中大旱,餓殍遍野,韓愈向德宗皇帝上《論天旱人饑狀》,如實反映情況,請求減免徭役。結果觸怒了當政者,被貶為廣東陽山縣令。

韓愈后因協助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吳元濟叛亂有功,升任刑部侍郎。但是又逢憲宗皇帝興師動眾地從鳳翔(今寶雞市)法門寺迎接佛骨舍利子到宮內供奉,韓愈感到,這樣會產生上行下效的惡劣影響,于是他毅然上《論佛骨表》,痛斥崇佛活動有害無益。韓愈在文中列舉了佛教傳入前上古帝王黃帝、少昊、顓頊、堯、舜、湯等多享高壽,而漢明帝崇佛以后的魏晉南北朝“亂亡相繼,運祚不長”,觸了憲宗皇帝的逆鱗,被貶潮州刺史。

蘇軾的科舉之路雖比韓愈順暢,但他一生的坎坷并不比韓愈少。先是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并在詩文中予以議論嘲諷,結果以誹謗朝政罪在湖州任上被捕,關入御史臺監獄,度過一百多個日夜,出獄后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在哲宗元祐更化期間,蘇軾雖然獲得重用,但因與宰相司馬光論役法不合,遭舊黨排擠,他自請外放到杭州、潁州、揚州等地任職。哲宗皇帝親政后,重新起用新黨,新黨對舊黨展開報復,蘇軾先被貶至廣東惠州,又被貶至海南儋州。

蘇軾晚年總結其平生事業,曾反諷地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蘇軾一生的很長時間都在貶謫之地度過,精力大多用于如何面對貶謫的困境上。

今天我們知道,星座與人的命運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經過諸多磨難的蘇軾,在文壇前輩韓愈那里獲得了命運的認同。而韓愈的“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無疑給困境中的蘇軾以精神上的慰藉。

遼代張世卿墓室中的“十二星宮”圖

由于蘇軾的影響力,摩羯座命運坎坷的說法傳播更廣。真德秀、周必大、文天祥、袁枚、曾國藩等都在詩文中討論過。如周必大曾說:“亦知磨蝎直身宮,懶訪星官與歷翁。豈有虛名望蘇子,謾令簸惡似韓公。”(《青衣道人羅尚簡論予命宜退不宜進甚契鄙心連日求詩為賦》)文天祥說:“我生之辰月宿斗,如何謗譽由其口。”(《贈余月心五首》其二)曾國藩也說:“諸君運命頗磨蝎,可憐顛頓愁眉腮。年年力戰略城邑,不分上國土一抔。”(《荇農既和余詩而三子者皆見錄于有司乃復次韻》)顯然,古代文人已經將摩羯座與感嘆自己懷才不遇的傳統連接起來,讓摩羯座變成了一個小小的文化符號。

當然,筆者這篇小文不是要論證“摩羯座命運是否坎坷”這一命題,而是要反思維系中華文脈綿延不絕的兩個重要傳統——不平則鳴和窮而后工。

韓愈和蘇軾為什么遭受那么多磨難呢?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敢于直面社會問題,用手中之筆進行美刺褒貶。面對社會問題,世人向來有兩種態度,或者裝聾作啞、充耳不聞,有的甚至粉飾太平;或者直面問題,不平則鳴,為民請命。優秀的文人大多選擇了后者。如韓愈《送孟東野序》所說,“不平則鳴”在中國古代有悠久的傳統,從上古時期的咎陶、禹、夔、伊尹、周公,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孔子、老子、墨子、莊子、屈原、孟子、荀子、韓非子等,再到漢代的司馬遷、司馬相如,唐代的陳子昂、李白、杜甫等等。雖然他們有的以“道”鳴,有的以“術”鳴,有的以“詩”鳴,但是根本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他們為什么要鳴呢?就是面對社會問題,他們不吐不快,“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正如蘇軾《思堂記》所說:“遇事則發,不暇思也……言發于心而沖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他們的不平則鳴,必然刺痛某些人的神經末梢,引起那些人的嫌忌報復,就會給自己帶來坎坷的遭遇。皇甫湜在《韓文公墓志銘》說韓愈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后三貶,皆以上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不隨”即不茍隨,堅持原則。《舊唐書·韓愈傳》說韓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都揭示了韓愈的這一精神。

韓愈是這樣,蘇軾也是如此。面對王安石變法中他認為不妥之處,蘇軾沒有附和,而是提出了異議,結果導致烏臺詩案;司馬光上臺后,他沒有一味順承司馬光推翻新法的行為,而是對廢止效果明顯的免役法持保留意見,結果引起保守派的不滿。即使如此,蘇軾也沒有因計較利害關系而緘默不語。蘇軾對此是有自覺的,其《與楊元素書》說:“昔之君子,惟荊(王安石)是隨,今之君子,惟溫(司馬光)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則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表明了他堅持己見的獨立人格。

“古來圣賢皆寂寞”,敢于“不平則鳴”的古代文人,生前大都不怎么幸運,但是他們在身后往往能贏得世人的敬重。原因何在?歐陽修對這個問題有過深刻反思,他說:“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也就是說,雖然詩歌創作未必會給詩人帶來窮困,但是只有經歷過窮困的磨煉,詩人才能對事物有深入的體驗,其所抒發的情感才能打動人。坎坷的命運賦予了作家的作品以情感的深度,因而為人們所喜愛。不僅從創作的角度來看如此,從讀者接受的角度來看亦是如此。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說,曹植和曹丕的才華在伯仲之間,但是“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蘇軾同樣如此,如果他沒有遭遇坎坷命運,其影響恐怕不會有現在這么大。

窮困的處境對于每個詩人來說都是痛苦的,但是偉大的詩人不會因窮困而屈服。他們寧可屈身而不屈道,“固窮”是中國古代文人的一個重要傳統。韓愈的《送窮文》雖然要送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但是最終無能為力,因為他深知正是這“五窮”會為其樹立百世不磨之名。

韓愈和蘇軾雖然都經歷了坎坷的命運,但是面對挫折,他們沒有屈服,而是將苦難轉化為超越的智慧,凝聚為不朽的篇章,成就了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這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1月2日第7版

文/圖:高宏洲(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小說編輯室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