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華】試論杜甫選擇避難梓州的緣由‖魏 浩

試論杜甫選擇避難梓州的緣由

魏 浩

一、緒論

杜甫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善于運用各種詩歌形式抒寫社會現實,語言精煉,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為主,被后世公認為我國古代詩歌史上的“集大成者”,其人品被認為是中華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自晚唐兩宋以后,他逐漸詩名遠播,后世尊譽杜甫為“詩圣”,其詩被稱為“詩史”。

杜甫一生經歷了唐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親歷和見證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轉捩過程,特別是“安史之亂”及其以后,國家長期處于戰爭和動蕩之中,人民生活萬般苦難,杜甫個人也因此經歷了十多年的顛沛流離,直到生命的盡頭。

“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壯游》)。安史之亂起,杜甫不幸身陷賊中,后來逃出長安奔赴肅宗行在鳳翔,作了左拾遺,不到半月,卻因疏救房琯,被逐出朝廷,除官華州司功參軍。唐乾元二年(759)七月,由于政治理想的失落和生活的困頓,杜甫辭去華州司功參軍,歷盡艱辛,度隴客秦,幾經輾轉,于當年十二月底到達成都,開起了他“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五首》其一)的十年漂泊流寓生活。

到成都后,杜甫在裴冕、高適、王十五等一批故舊親朋的幫助下,很快在西郊的浣花溪畔蓋起了一座草堂。“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這里有蒼松翠竹,潺潺流水,環境幽雅,仿佛就是一處世外桃源;這里更有一棵傳說樹齡二百多年的楠樹,“楠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高楠》),因此“誅茅卜居總為此”(《柟樹為風雨所拔嘆》),他不僅愛楠樹的蒼郁與挺拔,更愛楠樹“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古楠》)那種兼濟天下的抱負。草堂建成,詩人的心情也開朗了不少。故而他滿懷欣喜之情,寫下了《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

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

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避俗野居,令人沉醉,既可也減少煩擾,也可以銷減客愁。居住在寧靜的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華,讓長期顛沛流離的杜甫感到心滿意足,他作《江村》說:

清江一曲抱村流,

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來自去堂上燕,

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

稚子敲針作釣鉤。

但有故人供祿米,

微軀此外更何求。

家人團聚,其樂融融,即使日子過得清苦一些,自己也愿意。杜甫與鄰里的關系也處得相當不錯。櫻桃成熟時,有村民給他送來櫻桃——“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野人送朱櫻》);時不時串個門兒,熱情的鄰居則以魚鱉相贈——“鄰家送魚鱉,問我數能來”(《春日江村五首.其四》);家里來了客人,只要隔著籬笆招呼一聲,鄰居老翁就會立馬過來陪酒共飲——“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余杯”(《客至》);茶余飯后,到鄰居家走一走、看一看,散步賞花,多么地愜意自在——“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絕句漫興九首》》其六)。總之,充滿了自由精神和無限生命力的成都,讓詩人的仁者情懷大放光彩。

在錦城,杜甫雖然很享受、很滿足這種悠閑自得、清遠閑放的田園生活,但他一刻也沒有忘記朝廷、忘記動蕩中的國家和人民,他在浣花溪頭也寫了不少托物言志、借物言事的政治詩,如《惡樹》《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等。特別是當一場秋風吹破了自己的茅屋,大雨又接踵而至,全家遭遇“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的凄涼與痛苦的時候,杜甫由自身的遭遇,聯想到許多同他一樣,甚至比他生活更加苦楚的貧民、寒士,其憂國憂民的崇高境界和推己及人的仁者情懷又一次凸顯出來,他不由得大聲疾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時間很快到了唐寶應元年(762)。這一年四月,玄宗、肅宗相繼駕崩,皇太子李豫即位,是為代宗。新皇帝登基,正是用人之際。六月,西川節度使兼成都尹嚴武被召還朝,充任二圣山陵橋道使。作為世交,又是政治上的同道,杜甫當然要送嚴武一程,這一送,就送到了距成都兩百里開外的綿州(今四川省綿陽市)。

在綿州逗留少許,正當杜甫要返回成都草堂時,卻傳來了成都少尹、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在成都造反作亂的消息。這伙叛軍在成都肆無忌憚,燒殺掠搶,“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草堂》),而且“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徐知道、李忠厚等叛軍首惡,為爭奪地盤,濫殺無辜,這讓經歷了“安史之亂”的杜甫大為驚懼。他在綿州徘徊了一段時間,經過慎重思考,決定遠赴劍南東川節度使理所梓州(治今四川省三臺縣潼川鎮)以暫避徐知道之亂。

對于杜甫為何選擇梓州避亂,新、舊《唐書.杜甫傳》均未言及。很多杜甫(杜詩)研究者也往往以杜甫因避徐知道之亂,“流浪于梓、閬間”一句輕輕帶過。即使是原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學者陳貽焮先生所著煌煌百萬言的《杜甫評傳》,雖有專章講述唐寶應元年七月杜甫因徐知道叛亂而寄居梓州一年又八個月之事跡,但書中除一句“大概得到了漢中王的慨諾,不久老杜便離開綿州到梓州去了”的推測之語外,再無更多的文字提及杜甫為何堅定地選擇梓州作為他的避亂之所。筆者在拙作《杜甫在梓州》一書中對這個問題,雖有所思考,但未能詳論。故今選此論為題,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杜甫畫像 梅凱 作(四川省方志館藏)

二、杜甫避亂梓州的歷史與現實成因

唐寶應元年,對于當時的唐王朝來說,仍然是動蕩的一年。這一年,一個月之內就死了兩個皇帝。四月甲寅,唐玄宗李隆基在神龍殿去世,享年78歲。十多天后,兒子肅宗李亨也隨父皇而去,享年52歲。太子李豫順利繼位,也就是后來的代宗。新皇帝登基,正是用人之際。六月,成都尹兼劍南兩川節度使嚴武被召入朝,為太子賓客,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充二圣山陵橋道使,主要工作是負責監修玄宗、肅宗二帝陵墓。

嚴武,字季鷹,華州華陰(今陜西華陰)人,為開元名臣嚴挺之之子。據《舊唐書?杜甫傳》載:“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新唐書?杜甫傳》也記載:“武以世舊,待甫甚善。”所謂“世舊”,即世交舊誼,意思是說嚴、杜兩家上一輩就是有交情的人家。嚴武的父親“嚴挺之于武周末年進士及第,或曾受過杜審言獎掖,而嚴武生母裴氏與杜甫的二姑父同姓,這些線索提示我們,嚴、杜兩家其實有著基于共同仕宦和宗族的深厚關系”(王炳文《杜甫的歷史圖景:盛世》)。又郭曾炘《讀杜剳記》引《養一齋詩話》說:“史稱公與武世舊,而武少于公十四歲,則知挺之已與公為交好,公親見武之成立,故《八哀》詩云:‘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明友其父也。”杜、嚴武兩家不僅早有交情,而且杜甫與嚴武曾同朝為官共事,在政治上又屬“房黨”一派,故關系密切,友誼深厚。

嚴武一生仕途順達,弱冠之年就任太原府參軍事,三十歲升任朝中侍御史。“安史之亂”時,隨玄宗入蜀,升為諫議大夫。房琯在肅宗朝擔任宰相時,因嚴武為“名臣子,薦為給事中”,出入宮廷,常侍奉皇帝左右。唐至德二載(757)九月,長安收復,嚴武為京兆少尹,兼任御史中丞。乾元元年(758),因“房琯事件”被牽連,貶為巴州刺史(杜甫也因之被除為華州司功參軍),不久升任東川節度使。唐上元二年(761),太上皇詔誥將劍南東西兩川合并,嚴武被提拔為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任劍南節度使,執掌巴蜀軍政大權,成為一方諸侯。

所以,嚴武一到成都,就以詩代簡邀請杜甫到節度使府為官,“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鵔鸃冠”(《寄題杜二錦江野亭》)。可見,嚴、杜政治上契合,交情亦深厚。

如今嚴武被新皇帝急召入朝,作為世交,又是對自己成都生活關照有加的青年俊杰,杜甫當然要送嚴武一程。到了綿州,兩人仍然依依不舍,杜甫堅持再送,一直送到離綿州三十里開外的奉濟驛(今游仙區沉抗水庫附近)。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

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

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可是,嚴武剛走出綿州地界,七月十六日,原成都少尹、劍南兵馬使兼侍御史徐知道就在成都發動叛亂。這伙飛揚跋扈的地方軍閥,在成都作威作福,濫殺無辜,濫施刑罰,一下子“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成都府》)的成都,血濺長衢,尸橫遍野。同時,以徐知道為首的叛軍,一方面派軍斷絕劍閣通道,堵塞朝廷援軍入蜀平叛,另一方面西取邛州(治今四川邛崍),聯絡邛雅子弟與羌兵共同叛亂,西蜀人民頓時陷入一片驚恐之中。

叛軍在成都的暴行,讓杜甫不得不暫時滯留綿州,他一邊急切地關注著成都平叛的消息,一邊游賞綿州勝跡。

只身羈滯綿州的杜甫,既為成都妻子、兒女的生活與性命擔憂,眼下又不得不為自己、也是為家人謀求一處衣食無憂的避難之所。經過反復的衡量、比較,慎重考慮,杜甫決定離開綿州,前往梓州避難。

杜甫畫像 代成華 繪(四川省政協書畫研究院)

三、杜甫避亂梓州的緣由分析

滯留綿州的杜甫為啥要舍近求遠,選擇去梓州避亂呢?此時,綿州的刺史杜濟,不就是杜甫的族孫嗎?據錢注:“《宰相世系表》:濟字應物,給事中,京兆尹。顏真卿在《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中明確記載: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晉征南大將軍、當陽侯元凱十四代孫。”由此可知,杜預是杜甫和杜濟的共同祖先,又都屬京兆杜陵人。有了這一層同祖同宗關系,按理說杜甫居留綿州才是最好的選擇。

可是,只要我們回頭去看看杜甫在唐天寶十三載(754)冬所作的《示從孫濟》,就知道天寶十三載春,杜甫從東都洛陽移家長安城南下杜城后,總是有人挑撥杜甫與下杜城杜氏族人的關系,致使其與族人相處不太融洽,侄孫杜濟對待杜甫這個外來長輩的態度更是一點不友好。為此,杜甫作《示從孫濟》教訓杜濟說:“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可能就是這樣的肺腑之言,卻給少年杜濟的心中留下了對杜甫這位長輩的終身怨恨。另外,從杜甫送嚴武到綿州所作的《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得風字》一詩也可以看出,雖然八、九年時間過去了,彼此都經歷了“安史之亂”的生死大動蕩、大波折,但是杜濟對杜甫的冷淡關系并沒有改便,杜甫在詩中也只有一句“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從此句看,與侄孫在綿州相見,杜甫內心還是很激動的)提到這位賢孫杜濟。

嚴武離開綿州后,杜濟也曾請杜甫在東津碼頭吃過美味的魴魚,“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鲙還傾杯”(《又觀打魚》),但是,細讀全詩,總覺得老杜與這位綿州主人(杜濟)有些格格不入。這種尷尬的窘況,再加之綿州處在劍閣道上,叛軍隨時可以攻入綿州,鑒于上述種種因素,綿州自然不是安穩的久留之地。思之再三,杜甫便下定決心,遠赴梓州避亂。

本文將以唐寶應元年前后,杜甫在綿、梓期間的詩作、人情交往,及梓州在唐代的政治、軍事地位和水陸交通優勢等為主要依據和線索,探討、分析杜甫選擇避亂梓州的原由。

(一)仗友而生,生活有保障

對于徐知道的叛亂,杜甫和嚴武是有所預判的。嚴武在收到朝廷詔書,即將啟程進京離開蜀地之時,嚴、杜二人可能就眼下成都潛伏的政治危機進行過討論。為什么這么說呢?嚴武啟程赴京時,杜甫寫了一首題為《奉送嚴公入朝十韻》的詩,詩的末段說:“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所謂“玉帳術”,乃兵家壓勝之方位。古代兵書上有一種安營扎寨的方法,認為主將某月將營帳安在某個方位,敵人就無法攻破。故,仇兆鰲《杜詩詳注》云:“結出送別情緒。兵威尚在,‘留玉賬’也。都尹遠去,愁蜀人矣。‘丹地’,嚴將赴朝。‘江潭’,公尚在蜀。‘此生’二句,見江潭不堪久居。‘臺輔’二句,見丹地宜思報稱。”此時,杜甫的心情是復雜的,他一方面,對嚴武離開蜀中后的形勢表示擔憂,主將離開了成都,其玉帳之術還能鎮壓得住那些的伺機作亂的惡人嗎?“空留”二字,就表現了詩人心中極大的隱憂。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嚴武被詔見“丹地”、“登臺輔”的良好祝愿。

詩人都有一顆敏感的心,有時他們就是不折不扣的預言家。因此,綿州分別時,嚴武對杜甫定有交代,如果成都一旦發生不測之事變,可前往梓州暫時避難。唐寶應元年九月,重陽節來臨之時,寓居梓州的杜甫寄詩(《九日奉寄嚴大夫》)給被叛軍困滯于崇山峻嶺中的嚴武表示慰問與關切。嚴武收到杜甫的慰問,立馬作《巴嶺答杜二見憶》回復杜甫,其詩第三聯說:“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王嗣奭曰“‘江頭’想公之所寓,而‘籬外’想公之所居,念公欲還成都而不得也。”看來,嚴武早已知曉徐知道造反后,杜甫已按他倆事先的商定到避亂策略,來到了他曾經熟悉的梓州。

嚴、杜二人為什么有這樣共同的謀劃呢?這是因為嚴武在梓州有根基、有人脈,杜甫在這里可以得到東川節度使府及州、縣各級官員的照顧與幫助。唐乾元元年(758)六月,嚴武因“房琯事件”被貶巴州刺史,不久調任綿州刺史,隨即升任劍南東川節度使;唐上元元年(760)十二月,由東川節度使,升任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權攝東、西兩川。而此時,主持東川節度使工作的章彝,曾是嚴武手下的判官。以嚴武的政治威望和軍事能力,這樣的朋友、這樣的人脈關系,自然是靠得住的。因此,當徐知道叛亂真的發生、自己暫時回不了成都草堂時,杜甫便可拿著嚴武的親筆信奔梓州而去。

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叛軍被高適擊潰,徐知道被其部下李忠厚所殺,成都稍安。秋末,妻子楊氏寫信催促丈夫趕快回成都草堂,杜甫誠懇地述說:“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客夜》)。如今我人老計拙,資生太難,只有依靠梓州的朋友茍且偷生罷了。“友生”,典出《詩經.小雅》,即朋友的意思。后來的事實證明,在杜甫寓居梓州的歲月里,生活上過得無憂無慮,應該說主要是得益于章彝留后、李梓州、嚴二別駕、韋十郎官、郪縣郭明府、通泉縣姚縣令等這一大幫朋友的關心、照顧和幫助。

特別是章彝被朝廷正式任命為東川節度使留后、侍御史兼梓州刺史后,章彝對杜甫及家人的關照可謂無微不至,“屢食將軍府,仍騎御史驄”(《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樓得風字》),杜甫成了章彝府上的常客。后世還傳說,杜甫妻子楊氏喜愛一種叫夜飛蟬的飾品,章彝知道后馬上派人送去,“子美攜其妻,乞絲向市纏;韻哉章侍御,贈以夜飛蟬”(蒲松齡《杜子美》)。

廣德元年冬,杜甫向章彝表明自己決意離開梓州東游吳楚,章彝不僅在梓州最好的酒樓為杜甫設宴餞行,詩人在《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諸公得柳字》中深情地寫道:“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朽。”章梓州還當場為其眾籌下峽路費(“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同上);考慮到杜甫體病路遠,章彝又送了他兩根巴蜀特產桃竹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嘆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桃竹杖引贈章留后》),這讓杜甫開心不已、感恩不已。

而臺灣大學楊承祖先生所撰《杜甫政治生涯的新探討——東川奔走真相的解釋》一文甚至認為,杜甫避難奔走東川是嚴武政治與軍事謀略的重要安排部署的一部分。文章說嚴武謀進而求宰輔,退而據劍南,名義上是讓杜甫避難東川,實際上是替嚴武留意舊屬,隨時掌握東川情況,并為后來嚴武即殺東川留后張彝提供了某種可能。

(二)李梓州的盛情邀請

杜甫毅然決然選擇去梓州,還因為得到了時任梓州刺史的李季真的盛情邀請。

杜甫逗留綿州時,恰遇李某履新梓州刺史。據西南民大徐希平教授《李杜詩學與民族文化論稿》之《杜詩舊註榷證.“梓州李使君”為誰》一文,這位姓李的梓州新刺史,名叫李季真,是唐高祖李淵的弟弟、蜀王李湛的五世孫。蕭滌非《杜甫全集校注》也認為,杜甫在綿州相遇的這位赴任梓州的李使君“或謂即李季真”。

杜甫的身體里本來流淌著李唐王室的血液。從杜甫的生母崔氏論,杜甫是貨真價實的皇親國戚。他在《祭外祖母文》中說:“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他的母親崔氏,為唐太宗李世民第十子紀王李慎的孫女、義陽王李琮的女兒;他的外祖父是舒王李元名(唐高祖李淵第十八子)的外孫。可惜的是,杜甫的這些皇室遠親,在武則天當權時幾乎被清洗殆盡。

不過,杜甫還是常常以有這種與李唐王室的遠親血緣姻親關系為自豪;這也是杜甫能夠在長安遍交權貴的原因之一。在唐代,歷來有攀附宗親大姓,謀取功名的傳統。所以,在綿州,杜甫與李梓州兩人一見就面相談甚歡,分別之際,杜甫作《梓州李使君之任》相贈: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

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

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

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

不作臨岐恨,惟聽舉最先。

火云揮汗日,山驛醒心泉。

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

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

全詩首頌李季真除舊職而新任,次以書信土產為期,再敘離別情景,末托李刺史行射洪縣時,代自己為冤屈而死的陳子昂灑一捧熱淚。

既然杜甫與李梓州有了這層遠親血脈關系,滯留綿州的杜甫,因徐知道叛亂,回不了浣花溪草堂,李梓州當然會寫信,或托人帶口信邀請杜甫到梓州以避“徐知道之亂”。

收到李梓州的邀請,杜甫于唐寶應元年七月下旬,便從綿州趨途一百余里來到梓州。由此,開啟了詩人“途窮仗友生”的一年零八個月的梓州流寓生活。

杜甫來到梓州后,李梓州就在緊鄰州城之東(今三臺縣潼川鎮下東街47號三臺中學內)郊外為杜甫物色了一處居所,讓杜甫將妻子兒女接來梓州安住。州城東的幾間茅屋,雖然比不了成都草堂的寬敞、優雅,但是也足夠杜甫一家人生活、居住。茅屋前后有翠竹環繞,又緊鄰涪江,還有一大片河灘地可供杜甫使用,杜甫用它來種植藥材和蔬菜。翌年初春,當杜甫看到茅屋前這一片田地里長勢喜人的藥苗和蔬菜時,便得意地吟詠道:“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遠游》)。從此,種藥、吟詩,成了杜甫打發梓州時光和排解心中憂愁的兩件樂事。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可能名”(《客夜》)“秋盡東行且未回,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秋盡》),想著亂世中跟隨自己艱難奔波的妻子、兒女,杜甫常常徹夜難眠,梓州東道主的美酒佳宴也難以下咽。

是年秋末冬初,杜甫冒險回到成都,將妻子、兒女順利接來梓州安住。“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瑟,浣花草堂亦何有?”(《相從歌贈嚴二別駕》)后來,詩人又再次回憶道,“偶攜老妻去,慘淡凌風煙”(《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題成都故居》),凌寒歷險,終于有了家人在梓州的幸福與團圓。

從此,杜甫便在梓州有了一個溫暖的家,一顆流浪的心,也得到了短暫的安寧。唐中葉有僧人在城東原杜甫寓居處建寺,因名草堂寺。清光緒《新修潼川府志》卷八記載:“草堂寺,在城東。《舊志》:‘杜工部客梓州,嘗居此,因以名寺。今改為觀音禪院。’”

(三)儒士名節不能污

相對于綿州,梓州距離徐知道的叛亂中心成都更遠(唐時大約距成都二百六十多里),又是劍南東川節度使的駐節之地,應該說人生安全更有保障。再說,杜甫如果冒險回到成都,他擔心的并不是性命之憂,而是害怕像“安史之亂”長安陷落時,陳希列、張鈞、張垍、鄭虔、王維等一批人,因為來不及逃出長安,結果被叛軍抓住授予偽職。唐軍收復長安后,這些被授予偽職的人均受到了朝廷的嚴厲處罰,不僅罷官去職,流放荒遠,有的還被殺頭治罪。如果杜甫此時回到成都被叛軍抓獲,被迫接受偽職,這不僅玷污了他是的儒士名節,而且可能犯下“變節”“叛國”的殺頭之罪。

杜甫曾經擔任過太子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左拾遺、華州司功參軍等職,作為叛軍首領徐知道,對杜甫的政治、軍事才干還是比較了解和很欣賞的。去年(上元二年)冬月的一天,徐知道曾帶著隨從數人,攜著厚禮,專程來到僻靜的郊外草堂看望杜甫。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

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

賞靜憐云竹,忘歸步月臺。

何當看花蕊,欲發照江梅。

從杜甫的這首《徐九少尹見過》可以看出,這位徐九少尹雖然與杜甫相識不久,但這位“新交”對杜甫的才干很是賞識,且兩人談話投機,似有相見恨晚之慨。臨別時,雙方都戀戀不舍,相約待到臘月江梅開時,再來草堂共賞“花蕊”。

杜甫詩題中的這位徐姓排行老九的“少尹”,就是造反的徐知道。詩題中的“少尹”,隋唐時代指府、州的副職。黃鶴曰:“少尹與行軍自不同。按《唐志》:西都、東都,北都、鳳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德府尹各一人,少尹二人。又志云:天下兵馬元帥府有行軍長史、行軍司馬。今詩與徐少尹而云‘行馬(按杜詩,“馬”當為“軍”之誤:筆者)數騎來’當是其時成都尹兼節制兵馬以討亂,故少尹兼行軍也。”詩中有說“行軍數騎來”,“行軍”,是行軍司馬的簡稱。最初,軍隊官員是不兼任地方行政職務的。唐代以少尹為行軍長史,設節度使的地方,即謂之行軍司馬。成都是劍南節度使的駐節之地,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所以少尹也兼任劍南節度兵馬使。另據高適《賀斬逆賊徐知道表》:“逆賊前成都少尹兼侍御史偽稱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徐知道”。故,杜甫詩中提到的徐姓“少尹”“行軍”,非徐知道莫屬。

初來梓州的杜甫,對于要不要回成都也曾矛盾過。背井離鄉,難中逃難,如今再一次妻離子散,這樣的境況常常讓他愁緒滿腹,憂思難眠。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

卷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

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客夜》

“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中的“未歸情”,也就包含著自己一旦回到成都,被叛軍所俘虜,授予偽職,這可怎么辦的意思。

杜甫是一個道德正統觀念很強的讀書人,其思想特點是忠君愛國,維護皇權,關心民瘼。因此,著名歷史學家洪業說:“如果一個朋友變成了叛亂頭子,杜甫最好還是明智地逃走,免得把自己牽扯進去。......高適在給皇帝的奏表中報告說,徐知道是成都的少尹。因此我傾向于認為,徐知道就是那個去年冬天來拜訪杜甫的新少尹(《徐九少尹見過》)。因為此人似乎對杜甫的天才有很高的敬意,這就使得杜甫必須在自己被召喚之前趕緊逃走。”(《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所以,《新唐書?杜甫傳》說杜甫“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這也體現了杜甫敏銳的政治判斷力。

(四)急于與漢中王梓州相會

徐知道及其余部成都叛亂時,漢中王李瑀正做客梓州,這更堅定了杜甫避難梓州的決心。幾乎在收到李梓州邀請的同時,杜甫已獲知漢中王李瑀從蓬州(治今四川省儀隴縣大寅鎮)來梓州,與同為李唐宗室的李季真相會,一是共敘親情,二是祝賀李季真新“除刺史”,三是同病相憐,憶昔傷懷。

漢中王李瑀,是“讓皇帝”李憲的第六子,初封隴西公。天寶十五載,李瑀扈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封為漢中王,加銀青光祿大夫、漢中太守。唐上元二年(761),因反對唐肅宗詔收群臣馬匹助戰,被貶為蓬州長使。初入長安求官時,杜甫通過鄭潛曜的引見,得以拜會汝陽王李琎,也因為這個途徑,后來結識了汝陽王的弟弟,時為隴西公的李瑀。再后來,杜甫就成了李瑀門下的一名清客。清客是古代的一種職業,通俗的說就是身負文采,但科舉不中,或者官途不順的讀書人的一種謀生手段,其具體工作就是陪富貴公子吟詩作對、喝酒打牌、聊天消遣。

杜甫從綿州出發之前,先寫了一首《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的詩,杜甫以詩代簡寄給昔日的貴主漢中王,祈肯在梓州相見共飲。該詩題下原注云:“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有戲述。”楊倫說:“按三詩皆索飲意,或未會面先寄以此詩也。”自從唐肅宗乾元元(758)年六月,杜甫除官華州,離開長安后,他們兩人已經五年多沒有見面了。“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其一)。同時,杜甫感嘆:“群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馀枚叟在,應念早升堂。”(《戲題寄上漢中王》其三)。杜甫說,兩京“安史之亂”未平,加之黨項、羌人騷擾,邊患迭起,而今成都又有徐知道作亂,衰朽的我們只能在遙遠的梓州相見。我還記得當年您喜歡我詩文中一些精彩句子,那您也一定記得我酒后的狂放。漢中王您身世尊貴,可嘆的是如今國家動蕩,您曾經的賓客也大都故去,現在只剩下一個窮病的我了,如果能念及我過去總是早早來到您的廳堂,陪宴賦詩的情分,就不會拒絕我來梓州與您舉杯共飲。仇兆鰲說《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三首俱帶索飲意,故曰‘戲題’。”陳貽焮先生認為:“這理解固然不錯,卻是皮毛之見。可以倚靠的嚴武剛走,境內就發生了兵變。正當進退維谷、走投無路之際,哪能盡開玩笑,只顧纏著漢中王要酒喝?其實,不管‘索飲’也好,‘戲題’也好,只不過是一種較為風雅的表現方式,便于引起對方懷念舊情,便于試探對方是否愿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接待自己”(《杜甫評傳》中卷)。其三首聯說:“群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清人盧元昌解之曰:“我在梓州,以知道叛亂,欲歸成都無路耳,不圖王亦來梓,忽相晤語。”由此可知,杜甫赴梓州避亂漢中王亦充當了很好的介質。

“大概得到了漢中王的慨諾”,杜甫在漢中王即將離開梓州的頭一天晚上趕到了梓州。兩人見面的那種激動與今昔對比的那種悲涼和傷感,似可想象。

那天晚上,一輪皎潔的明月將清冷的月光灑滿了整個梓州大地。月光下,涪江邊,兩個飽經滄桑與苦難的男人正襟危坐,若有所思。他們的臉上沒有喜悅,也沒有憂傷,兩顆心卻如江城上空那輪秋月一樣澄澈透明。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

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

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

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玩月呈漢中王》

漢中王公務在身,即使前路電閃雷鳴,也只能風雨兼程。杜甫不能挽留,便以這一首《玩月呈漢中王》表達繾綣別離深情。

唐寶應元年(763)秋,漢中王再一次來到梓州看望杜甫,杜甫作《梓州水亭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記其事。

(五)梓州歷史悠久,人文薈萃

梓州歷史悠久,人文薈萃,又是劍南東川節度使治所,作為詩人的杜甫可以在這里體驗、領略“川蜀巨鎮”悠久的歷史文化,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這也是具有家學淵源的杜甫選擇梓州避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梓州是一塊古老而富庶的土地,它位于巴蜀之間的古郪國的中心地帶。“禹貢梁州之域,秦蜀郡地,漢廣漢郡,郪廣漢二縣地。后漢及晉因之。”(《新修潼川府志》卷一?輿地志)。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后,于公元前285年在原蜀地設蜀郡,蜀郡下轄十九個縣,其中就設有郪縣(治今三臺縣南郪江古鎮)。后來,漢朝繼續在此地設郪縣,屬廣漢郡。南朝劉宋元嘉九年(432)置北伍城縣,并設新城郡,郡與縣治同在今三臺縣潼川鎮。梁末置新州,西魏兼置昌城郡。隋初廢昌城郡,新城郡如故。隋開皇十八年(598),改新州為梓州。“梓州”,因州東域有梓潼江而得名。隋大業三年(607),昌城縣更名郪縣,屬梓州。

“唐代中期劍南道屢次分合,最終形成以梓州和成都府為中心的兩大方鎮,劍南東川和劍南西川‘為偶’長達數百年,不僅關系西南區域政局發展和玄宗、肅宗的權利交鋒,而且一直影響到宋元時期四川政治、經濟地域結構的演變。”(馬劍、孫琳《唐代劍南道之分合》)在唐代,劍南道的分合,造就了梓州在古代四川地區登峰造極的地位,使梓州成為了與成都齊名的軍事文化重鎮,從而造就了“自古文人多入蜀”文化奇觀。

梓州歷史上可謂名人輩出,如漢代的鄭純、王渙、王堂,唐代的陳子昂、嚴震等。同時,初盛唐時期的楊炯、王勃、盧照鄰、郭元震、薛稷、李白等先后在梓州為官或游學,這些政治、文化名流、前賢,大多數都是杜甫崇拜的偶像級人物。

梓州作為“治有能名”王渙和“一代文宗”陳子昂的故鄉,杜甫入蜀以來,就一直有想來走一走、看一看的意愿。在綿州他與李梓州相逢惜別時,曾作《送梓州李使君之任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就提到了梓州歷史上的兩位名人,王渙和陳子昂。詩的首聯云“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對于即將走馬上任的李梓州,杜甫叮囑他說,您作為一方地方長官,一定要秉清修節,勤政愛民,就像先賢黃霸、陸賈、王渙一樣,聲名遠播。“能名”之典,即指后漢廣漢郡郪縣人王渙。《雁門太守行》(八解)云:“(王渙)清身苦體,夙夜勞勤。治有能名,遠近所聞。”而《后漢書.循吏本傳》對王渙的事跡記載更詳:“王渙,字稚子,郪縣人也。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州舉茂才,除溫令。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歲余,征拜侍御史。”《華陽國志》也稱王渙聰敏惠斷,抑強扶弱,公平廉正,深受百姓愛戴,并引用當時民謠說:“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漢代的王渙曾為兗州刺史,杜甫的父親杜閑在玄宗朝擔任過兗州司馬,青年時他曾多次到兗州“趨庭”省親,于世代“奉儒守官”的杜氏,對郪縣人王渙的事跡應該是熟悉的。因此,杜甫在贈詩中順手以梓州先賢名吏勉勵新任刺史李季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陳子昂,不僅是“一代文宗”,而且跟杜甫的祖父杜審言同朝為官,關系融洽。唐圣歷元年(698),杜審言因言獲罪,外貶吉州司戶參軍,杜審言的朋友兼同僚陳子昂等四十余人為之餞行。陳子昂所作《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真實記錄了事件緣由與餞別情形。杜甫對陳子昂、宋之問等前輩與祖父的這一番情誼一直牢記在心。故杜甫在梓州把家室安頓下來后,立即前往梓州射洪縣憑吊陳子昂。

在射洪,杜甫瞻仰了金華山陳子昂讀書臺,“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才”(《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站在凌冽的寒風中,看見讀書堂石柱傾斜,長滿青苔,詩人的心中不勝悲涼。他為雄才大略的子昂生不見用、才不得展而含冤殞命深深傷悼。接著,杜甫又去武東山參觀陳子昂故宅,作《陳拾遺故宅》曰:“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后,名與日月懸。”“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陳子昂的故宅雖然不能長久保存,但是他留下的《感遇》詩篇所表現出來的忠肝義膽必將萬古流芳,其儒道“忠義”必將千古共仰。

接著,他又披星戴月,冒寒凌險,繼續南行,到通泉縣(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并入射洪縣)瞻仰郭元振故宅和薛稷留下的書畫精品。

郭元振,即郭震。《新唐書.郭元振傳》說:“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十八歲舉進士,為通泉尉。”為人任俠使氣,不拘小節,被則天皇后破格提拔為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景云二年,進同中書門下省三品,封館陶縣男。......玄宗朱太平公主也,睿總與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代國公。”在杜甫的心目中,郭元振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夠當機立斷、關鍵時刻敢于挺身護主的英雄豪駿。杜甫徘徊流連于通泉縣衙代國公曾經住過的老宅,他對代國公卓爾不群,肅清蕭墻之亂的政治眼光與卓越功勛贊嘆不已。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略。

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

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

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

定策神龍后,宮中翕清廓。

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托。

群公有慚色,王室無削弱。

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

我行得遺跡,池館皆疏鑿。

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

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

——《過郭代公故宅》

在通泉縣縣衙的一處屋壁,保留著當年薛稷游歷通泉時(薛稷與郭震為太學同窗,薛稷游歷通泉應為郭震做通泉縣尉期間)所畫《群鶴圖》,近百年了,薛少保所畫十一只白鶴,仍然栩栩如生,活靈活現。“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群游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鄰。”(《通泉縣署屋壁后薛少保畫鶴》)

薛稷不僅是唐代有名的繪畫大師,還以書法名滿天下,他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并稱為“初唐四大書法家”。在通泉縣的惠普寺,杜甫還欣賞到了薛稷所畫西方諸佛畫像和書法珍品,“我游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觀薛稷少保書畫壁》,下同)。對于從小就十分愛好書法的杜甫來說,看到寺廟正門牌坊上薛稷撰寫的“惠普寺”三個字,至今文采郁郁,他格外興奮,“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郁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李白與梓州也有一段深厚的淵源。舊《潼川府志》載:“白,彰明人。隱居大匡山,嘗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征君蕤,歲余而去。白在淮南,有《臥病書懷寄趙征君》(即《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征君蕤》)詩。”李白十八歲時,心懷匡時救世之志,綿州從彰明來到梓州郪縣,拜隱居于梓州城北長平山下的縱橫家趙蕤為師,學習劍術與功名之道。師徒相處一年后,李白仗劍出蜀,離開梓州。

唐寶應元年年末,杜甫從通泉回到梓州,劍外終于傳來了因“安史之亂”而誤投永王李璘幕府的李白“遇赦東還”,目前正在當涂養病的消息(其實這年十一月,李白已在當涂病逝)。十六年的相思之苦,奔來眼底,杜甫一氣呵成寫下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

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

白日來深殿,青云滿后塵。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

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

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

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

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

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

蘇武元還漢,黃公豈事秦。

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

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

莫怪波恩隔,乘槎與問津。

這首詩飽含深情,既浩然正氣又寓意深長,表達了詩人杜甫對自己的超級偶像李白的一片深情,明末文學家王嗣奭說:“此詩分明為李白作傳,其生平履歷備矣。”而清人盧世?認為杜甫的這首詩,是“天壤間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

這次梓州南行,特別是拜謁了“一代文宗”陳子昂后,也由此引發了自認為“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法自儒家有”(《偶題》)的杜甫,對有唐以來的詩文創作現象和一些重大文學理論的思考,并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和體會,提出了自己的文學史觀(詩論觀),寫出了《戲為六絕句》,開啟了以詩論詩的文學評論先河。

第二年春末,杜甫又專程到梓州鹽亭縣尋訪在國家危難時刻,疏財仗義的嚴震家族。嚴震,字遐聞。唐乾元年間(756-760),“安史之亂”未平,而又邊患迭起之際,嚴震多次捐出家財資助邊軍,被授予梓州長史、王府諮議參軍(正五品上)。后累官至宰相。貞元十五年去世時,因當年護駕德宗有功,追贈太保謚號“忠穆”。對這樣的忠君愛國志士,杜甫由衷稱贊道“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

寓居梓州期間,杜甫經常在涪江兩岸尋幽訪勝,先后游歷了牛頭山、兜率寺、惠義寺、香積寺官閣等地,還專程到東川節度使所轄中江縣、涪城縣,以及綿州、閬州等地游歷,讓詩人充分感受到了巴蜀丘陵地區的山川形勝和歷史文化。同時,避亂梓州期間,杜甫對唐王朝的政治和社會現實思考越來越多、認識越來越深,其憂患意識和政治洞察力也越來越強,他先后創作了《述古三首》《警急》《王命》《西山三首》《傷春五首》《憶昔二首》這類政治詩篇,它體現了杜甫高明的政治器識,也為后來的夔州詩風開了先河。

(六)回鄉之路更便捷

梓州重要的軍政地位和便利的水陸交通優勢,也是杜甫選擇梓州避難的原因之一。

梓州,山連三蜀,水散五溪,是連接巴蜀,通向三峽,交通吳越的水陸要沖和樞紐。公元757年,唐置劍南東川節度使,梓州為東川節度使駐節之地,由此成為西南地區重要的軍政重鎮,“為劍外一都會,與成都相對”。因此,梓州成為了是涪江流域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晚唐詩人、曾為東川節度使幕府書記的李商隱在《為河東公梓州謝上中書門下啟》中說梓州“地接二江,鎮分三蜀”,為“蜀川巨鎮,郪道名邦”。

涪江古稱涪水,發源于岷山主峰雪寶頂,經松州、龍州、綿州,流入梓州;再經梓州流入遂州,在合州與嘉陵江匯合,在渝州匯入長江,通江達海,直連吳越。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說:“涪江水運甚盛,蓋自綿至合渝,多取水路而行也。”特別是在金牛古道不通、劍閣受阻的情況下,經梓州選擇米倉道進入長安,或者沿涪江順流而下,過三峽,登陸襄陽,北上進入中原,是一條既安全而又快捷的通道。

杜甫入蜀以來,心中一直有一個回鄉夢、長安夢。他在秦州說:“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月夜憶舍弟》)。赴蜀途中,杜甫來到五盤嶺(又名七盤嶺。即今四川省廣元市朝天區七盤關),眼看西蜀在望,而詩人卻忽動鄉關之思,“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五盤》)。在成都,小日子雖然過得很安逸,但是思鄉之情依然未斷,“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絕句二首.其二》),“江動月移石,溪虛云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絕句六首.其六》),“冬至日后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至后》),看到嚴武被詔入京,杜甫回歸故鄉、回歸長安的態度就更加堅決了,“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奉送嚴公入朝十韻》)。他來到梓州后,更是時刻地、焦急地籌劃著出峽歸鄉事宜,“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悲秋》)。在射洪,他跟李四丈人談及自己歸鄉的心事時坦言,“東征下月峽,掛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念家思歸,幾乎成了此時杜甫的一塊心病。同時,杜甫是一位極具家國情懷的詩人,他雖然難中逃難,身在梓州,然而他的心里時刻裝著國家。“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遠游》),“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嘆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送司馬入京》),“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諸公得柳字》),“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早花》)等等,這些詩篇所表現的都是詩人對國家、對朝廷的時刻牽掛,因此杜甫選擇梓州避難也是他忠君愛國思想的自然流露與體現。

還鄉歸京,無論是從成都出發,沿岷江進入長江,過三峽,上襄陽;還是從梓州出發,沿涪江進入長江,過三峽,上襄陽,這條回鄉之路、這條回京之路,杜甫不知在心中、在圖紙上,規劃過、涂寫過多少遍。唐廣德元年(763)春天,當唐王朝的官軍收復河南、河北等被安史叛軍占領土地和人民的消息忽然穿越秦嶺,傳到梓州時,杜甫喜極而泣,寫下了他“生平第一首快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從梓州出發,沿涪江順流而下,“從巴峽”“穿巫峽”“下襄陽”“向洛陽”,杜甫將回鄉返京的這四個必經地點,用“即從”“穿”“便下”“向”這些表示快捷的字眼將它們串聯起來,其喜悅之情躍然紙上。

杜甫像(中國畫) 蔣兆和 作(圖源:光明日報)

四、結論

就這樣,經過反復的考量,杜甫于唐寶應元年(762)七月下旬,從綿州來到了梓州,開啟了他以梓州為中心的一年零八個月的難中逃難的避亂生涯。

可以說是梓州這方山水在杜甫最困難、最走投無路的時候,接納了無家可歸的詩人,是梓州這方山水給了晚年杜甫更多的人生與政治思考,是梓州這方山水使杜甫對大唐帝國的命運與自己的現實遭際,看得更加清楚與透徹。

對于杜甫在梓州的寓居生活,《新修潼川府志?人物志?流寓》是這樣記載的:“寶應元年,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復歸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廣德元年,在梓州。春間往漢州,秋往閬州。冬晚復回梓州。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二年春,復自梓州往閬州。嚴武再鎮蜀,春晚遂歸成都。”

從唐寶應元年七月至廣德二年(764)二月底,杜甫重回到成都草堂,他在梓州生活了共一年零八個月,并以梓州為中心創作詩歌一百六十余首。梓州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對杜甫的心理氣質、價值觀念、審美傾向,乃至語言風格等構成了新的影響,為他后來夔州詩風的形成開了先河,為他走向“詩圣”的殿堂又邁進了堅實的一步。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游”(《去蜀》)。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春夏之交,詩人帶著滿腔的悲憤與牢騷離開成都,也遠離了梓州。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詩人遠去的背影,將永遠留在巴蜀大地,留在三臺人民的心中,其詩風、人品將永遠被人民景仰。

來源:巴蜀文史

作者:魏 浩

配圖: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