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最后的幻影：慰勞團、記者團與國軍前線的倉促表演

1948年冬，淮海大地炮聲隆隆，徐蚌會戰正進入最慘烈的包圍與突圍階段。國民黨數十萬大軍被逐步壓縮在陳官莊一帶，后勤斷絕、士氣低落，而后方卻仍不斷組織記者團、慰勞團飛赴前線，試圖用宣傳照片和報道挽回人心。

1948年底，淮海戰役期間，徐州前線，一批從南京前來采訪的記者團到訪前線，主要為國民黨官方或親國民黨媒體記者，如《中央日報》、掃蕩報等通訊社人員。

矮趴的茅草頂塌著舊灰，墻面斑駁得露出土坯，只開了扇窄門、嵌著鐵欄小窗 —— 這是前線最常見的簡陋民居。屋前空地上，一張長桌勉強鋪了塊布，擺著幾摞簡單的瓷盤瓷碗，旁邊湊著矮腳長凳、缺了漆的小凳。

人群里的著裝像兩道涇渭：一側是從南京趕來的記者團，裹著呢子大衣、穿著挺括西裝，領角還沾著后方城市的規整氣；另一側是前線士兵，棉軍裝裹著寒氣，鋼盔壓著額角，袖口沾著泥灰。襯得這場 “后方來客與前線” 的會面，既帶著臨時布置的倉促，又藏著戰事間隙里難得的人員交匯。

此類“南京記者團”前線采訪是國民黨在內戰后期常見的宣傳活動，由徐州“剿總”宣傳部門組織，記者從南京乘飛機或火車前來，目的是報道“國軍英勇抗共”、采訪官兵心聲，并刊登于后方報紙，以鼓舞民心士氣。然而，在淮海戰役戰場形勢急轉直下、部隊被包圍的背景下，這些采訪往往帶有強迫性與作秀成分——士兵饑寒交迫、彈藥匱乏，卻需強顏歡笑接受訪問，許多報道內容夸大勝利、隱瞞敗績，最終難以掩蓋戰場真相。

1948年底，淮海戰役期間徐州前線，慰勞團和記者團一同訪問國民黨軍隊一線士兵。石墻斑駁的簡陋屋門前，穿軍裝的士兵站在門邊，正抬著下巴說著什么，神情里是前線人的直白；

圈中幾人戴著禮帽、穿呢料西裝，是慰勞團的后方來人，他們或垂眼聽著，或看向記錄的本子；還有握筆俯身的記者，攤開的紙張搭在臂彎，指尖的筆隨時要記下。桌案就隨意擺在空地上，碗碟里盛著簡單的湯水、擺著粗瓷餐具，是前線能湊出的最輕便布置。

此類活動是國民黨在內戰后期常見的宣傳手段，旨在提振前線士氣、展示“后方支持”，然而，在淮海戰役包圍圈日益縮緊、補給斷絕的背景下，這些慰勞往往流于形式。

1948年底，淮海戰役期間徐州戰場，國民黨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和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共同接見前來前線慰勞的“慰勞團”，多為后方社會名流、婦女團體或文藝界人士，攜帶煙酒食品等慰問品，當時國軍試圖通過此類活動提振士氣。

淮海戰役中，杜聿明于1948年12月指揮黃百韜、黃維、邱清泉等兵團作戰，后因蔣介石空投手令而陷入包圍。邱清泉以勇猛著稱（外號“邱瘋子”），部隊裝備較精（多美械），但在陳官莊突圍戰中陣亡；杜聿明則被俘。

此類慰勞活動常見于國軍宣傳，旨在展示后方支持，卻難以逆轉戰場頹勢——戰役最終以國軍全軍覆沒告終，許多慰勞品和裝備成為解放軍戰利品。

這張照片拍攝于國共內戰時期，可能在淮海戰役或東北戰場，一名國民黨士兵在野外“埋鍋造飯”，當時國軍一線部隊補給線長、運輸困難，只能像傳統行軍一樣就地取材野炊。

內戰后期，國軍雖有美援和日械優勢，但后勤體系混亂，尤其是三大戰役中，空軍運輸不足、鐵路被切斷，導致糧食短缺。士兵常需自行埋鍋造飯，燃料靠柴草，食物多為干糧或就地征集，營養不足、饑餓常見。

這是內戰時期解放軍在近戰攻堅中使用的簡易抵近爆破工具，將炸藥包綁定在長棍棒上，專門用于抵近國軍工事的射口（如碉堡、戰壕火力點）實施爆破。

當時解放軍重火力相對匱乏，面對國軍依托工事的密集射口，直接投擲炸藥包易被攔截或難以精準到位；用長棍棒將炸藥包抵近射口后引爆，能有效摧毀工事、突破火力封鎖，是裝備劣勢下靈活應對近戰攻堅的實用戰術手段，常見于巷戰、工事爭奪戰等近距離作戰場景。

1948年底，淮海戰役期間徐州近郊的一個村莊，一名年邁的老婦人站在戰火后的村落廢墟中，神情木然或疲憊，周圍房屋破敗、田地荒蕪，反映了大戰對中國普通百姓的巨大沖擊。

淮海戰役是國共內戰三大戰役中傷亡最重、影響民眾最多的一場，涉及徐州周邊數百公里鄉村，數百萬百姓卷入戰區。大部分民眾并非主動逃離戰場，而是因年老、體弱、行動不便或家無長物而滯留原地——許多老人、婦女和兒童選擇或被迫留在村莊，依靠支前民工或就地躲藏度過戰火。

1948-1949年，國共內戰后期，一名被國民黨軍隊俘虜的人民解放軍戰士，身著棉衣、頭戴棉帽，雙手舉著一張立功狀。

這份立功狀是解放軍當時的軍功表彰憑證，內容顯示該人員因在淮海戰役中的表現被評定為三等功，體現了解放軍通過 “立功授獎” 激勵作戰士氣的制度。這類照片常用于國民黨方面的戰時宣傳，貶低對手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