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功德林中有5位國軍將領被處決，他們分別是誰？

1950年的那個冬天，北京城凍得夠嗆。

就在城北德勝門外不遠的地方，清晨的寒氣被幾聲脆響給攪散了。

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旁邊的荒地上，此時多了五具倒在冰碴子上的尸體。

槍口冒出的白煙散去，只留下一地猩紅。

這五個人不是無名之輩，他們是楊海清、鄧子超、張國勛、張卓，還有一個叫陸蔭楫。

說實話，這檔子事兒在當時顯得特別突兀。

大伙兒后來聽說的功德林往事，那個調子都是暖色的，講究的是“化敵為友”。

你看看杜聿明、王耀武這幫人，當年統領兵團，手里的血債難道比這五個少？

可最后呢，人家成了座上賓，還當了委員。

新政權那時候把話擺得很明白：只要你肯回頭，不僅既往不咎，有病還給你治，主打一個“治病救人”。

可偏偏這五位，硬是在這“寬大”的池子里，把自己給淹死了。

為啥？

有人說是因為他們“殺人太多”。

這理由站不住腳。

淮海戰場上杜聿明手下填進去多少人命？

也沒見誰要把他斃了。

真正把這五個人送上黃泉路的，不是過去欠的賬，而是眼下犯的渾。

說白了，他們死于一場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的“豪賭”，只可惜，押錯了寶。

咱們來盤盤當時的情況。

1949年底剛進號子那會兒，雖然身份是階下囚，但擺在他們跟前的路其實有兩條。

頭一條，低頭認栽，老實改造。

這條路走著憋屈，但能活命。

第二條，硬抗到底，坐等“翻盤”。

這條路風險大上天，贏了是硬骨頭，輸了就是死骨頭。

這哥幾個，連眼皮都沒眨，直接選了第二條。

究其原因，還是心里的算盤打歪了。

這幫人大多是舊式軍閥或者黃埔軍校出來的，骨頭里透著一股子傲氣。

拿那個鄧子超來說，黃埔一期的老資格，眼睛長在頭頂上；陸蔭楫是保定軍校的，跟白崇禧那是同窗。

在他們眼里，新上臺的這撥人也就是一群“土包子”，蹦跶不了幾天。

特別是到了1950年，朝鮮那邊的仗一打起來，這幾個人跟打了興奮劑似的。

張國勛拉著張卓，在監舍里四處嚼舌根，說什么“國軍馬上就要打回來了”，攛掇大伙兒跟管教對著干。

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只要咬牙挺住這一陣，等外面變了天，自己那就是頭號功臣。

這種賭徒心理一旦占了上風，人也就瘋魔了。

楊海清這人，以前在湘西就是個殺人不眨眼的主兒，監獄里安排勞動，他抓起糧食袋子就往地上砸，白花花的米撒得哪兒都是，嘴里還不干不凈。

陸蔭楫更絕，當著大伙兒的面把學習資料撕得粉碎，指著管教的鼻子破口大罵。

最不知死活的是鄧子超。

1950年開春那會兒，趁著夜深人靜，這貨竟然藏了個鐵片想撬鎖越獄。

被看守當場摁住后，非但不慌，反而一臉的不可一世。

要是光嘴上硬、態度差，頂多也就是像黃維剛進去那會兒，被劃進“頑固派”里慢慢熬。

可到了1950年夏天，味兒變了。

那是關乎生死存亡的紅線。

情報人員發現，這幾個人不光是罵街、磨洋工，他們居然在密謀暴動。

計劃那是相當狠毒：趁著黑夜偷襲看守，搶了槍支，殺出功德林。

這一腳，直接踩到了新政權的雷區上。

那會兒新中國剛掛牌，地基還沒夯實，鎮反運動正在風頭上。

對于監獄這種要害部門，邏輯很簡單：我給你治病、管你飯吃，哪怕你思想轉不過彎來我也忍了，但前提是你不能想掀桌子。

一旦你想搞暴動，那性質就變了，這就不是改造對象，而是你死我活的敵人。

于是，上面拍板極快：對這種死硬到底還要搞破壞的，堅決鎮壓。

1950年冬天的那個公審大會，院子里的風刮得跟刀子似的，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所有的戰犯都被拉出來旁聽。

當判決書念到他們屠殺革命志士、欺壓良善、還要策劃越獄暴動這些罪狀時，這五個人的表情成了絕響。

楊海清耷拉著腦袋，估計是知道大限到了；鄧子超五官挪位，看著還是不服氣；張國勛拳頭捏得發白；張卓兩眼發直；陸蔭楫嘴角居然還掛著一絲冷笑。

槍響那一刻，不知道他們后悔沒。

心心念念的“反攻”沒等到，等來的是黑洞洞的槍口。

但這幾聲槍響，成了一堂最昂貴的“實景課”。

它給剩下的幾百號戰犯劃出了一條生死線：改造是真的，給路走是真的，但手里的刀把子也是真的。

這一課上完，效果立竿見影。

那五具尸體一抬走，整個功德林的風向立馬變了。

原本還在觀望、心里長草的那些人，徹底斷了念想，開始老老實實地低頭改造。

咱們不妨看看另一撥聰明人的活法。

杜聿明剛進去那會兒也是想不開，褲腰帶縫里藏著安眠藥準備隨時自我了斷。

但他腦子轉得快，很快就看清了形勢。

他發現這新政權不是要折磨他們，是真的在“修人”。

杜聿明脊椎有毛病，疼得起不來床，管理所竟然專門給他弄了個石膏床，牛奶雞蛋天天供著。

特別是抗美援朝的捷報傳來，當杜聿明瞅見報紙上志愿軍把美軍王牌揍得找不著北時，他心里那塊石頭徹底落地了。

當兵的都懂，這意味這個新國家算是站穩了，那個舊時代徹底翻篇了。

杜聿明把賬算明白了：既然“變天”是做夢，人家又給了尊嚴和活路，干嘛非得尋死？

這下子，他主動當起了縫紉組長，干活帶頭，寫心得比誰都勤快。

再看那個書呆子黃維，起初比石頭還硬。

結果后來得了嚴重的肺結核，眼瞅著就要去見閻王。

管理所二話不說，從香港花重金買來鏈霉素給他保命。

要知道，那是50年代，這藥比金條都貴。

哪怕后來趕上三年困難時期，黃維照樣住單間，吃特供的小灶。

這一套“仁至義盡”下來，黃維這塊頑石也化成了泥。

這就是兩個選擇，兩種命。

一晃到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令下來了。

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這幫人，昂首挺胸走出了高墻，重新活在了太陽底下。

而楊海清那五位，骨頭渣子早就爛沒了。

回過頭來看，功德林這臺戲之所以唱得好，不光是因為有杜聿明這種唱紅臉的榜樣，也是因為有楊海清這五個唱白臉的死鬼。

新政權用這種方式立了個規矩：對戰犯，大門敞開著，但門檻上是通著高壓電的。

你可以腦子一時轉不過彎，可以發牢騷，甚至可以慢慢磨，但絕對不能砸場子，更不能想把房頂掀了。

這五位將軍，是用自己的命，給這鐵律做了注腳。

如今，那個叫功德林的地方早就變成了居民樓，當年的深宅大院沒了蹤影。

可1950年冬天的槍聲，和1959年特赦時的掌聲，湊在一起，才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回響。

這事兒告訴后人一個理兒：在歷史轉彎的時候，看得清路，比什么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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