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去朝鮮戰場能當兵團司令，杜聿明能當參謀，宋希濂該干啥？

1951年春天，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里，發生了一件震動人心的大事。

即將奔赴朝鮮戰場、出任志愿軍副司令員兼第三兵團司令員的陳賡大將，特意推開了關押黃埔同窗的那扇大門。

這一見面，哪怕是曾經同吃一鍋飯的老同學，心里頭也不是個滋味，簡直就是一場命運的殘酷對照：門外是抗美援朝的浩蕩征途，門內卻是昔日名將的鐵窗生涯。

三期學弟王耀武按捺不住心里的激蕩，猛地站了起來，眼神里全是火：“學長，帶我去朝鮮吧，哪怕當個扛大槍的大兵也行！”

可就在這時，角落里的黃維冷笑了一聲：“上了戰場也沒用，你們哪有解放軍的本事。”

這一聲冷笑，像針一樣刺痛了眾人的自尊，卻也拋出了一個讓人震耳欲聾的問號：如果這些曾經威震華夏的抗日名將，當初像曾澤生那樣選擇了光明，在那冰天雪地的朝鮮戰場上，他們究竟能掀起多大的驚濤駭浪？

咱們常說歷史沒有如果，可歷史的邏輯里藏著草蛇灰線。

黃維的話聽著尖刻，其實只對了一半。

你看原國民黨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部起義后改編成了解放軍第五十軍，在漢江邊一戰成名，打出了赫赫威風。

人還是那些人，槍還是那些槍，換了信仰與指揮，“六十熊”立馬變成了“五十勇”。

這就足以證明，王耀武、杜聿明這些黃埔精英絕不是朽木，要是能扔進人民軍隊這個大熔爐里，極有可能重寫他們戎馬生涯的巔峰。

先說王耀武，要是他當年在濟南陣前起義，憑他的資歷和本事，一個志愿軍兵團司令的位置那是跑不掉的。

王耀武這個人，可以說是國民黨軍里少有的“明白人”。

他既有悍將的血性，又有商人的精明。

回過頭看抗戰時候的上高會戰，鬼子的炮彈都把指揮部外頭炸得泥土翻飛了，警衛員嚇得臉都白了，可王耀武的手指死死按在軍用地圖上，紋絲不動。

那一仗，七十四軍斃傷日寇六千多人，硬是打出了“抗日鐵軍”的威名。

連狂得沒邊的張靈甫、資歷老得嚇人的李仙洲，在王耀武面前都得畢恭畢敬。

這不僅僅是因為戰功，更因為王耀武治軍極嚴卻又不喝兵血，甚至自掏腰包做生意補貼軍用，這種威望，才是帶兵打硬仗的根基。

更耐人尋味的是他在內戰里的表現。

王耀武心里跟明鏡似的，知道大勢已去。

萊蕪戰敗后，他氣得想殺陳誠、揍李仙洲，只恨沒人聽他的“精明算計”。

到了濟南戰役，他更是消極避戰，壓根兒不想給老蔣殉葬。

國民黨編制下的“綏靖區司令”，級別上跟兵團司令平級。

一旦改編，王耀武肯定跟陳明仁一樣，高居兵團司令之職。

試想一下，一位熟悉美械裝備、擅長陣地攻防、腦子又靈光的“王司令”，帶著志愿軍精銳在朝鮮半島穿插迂回，那將會是美軍多么頭疼的噩夢？

他絕不會像某些死板的舊軍閥那樣硬頂死扛，而是會用最刁鉆的戰術，把美軍活活拖進泥潭里。

相比之下，杜聿明的定位就截然不同了。

如果杜聿明也走向了新生，他最適合的位置，不是叱咤風云的兵團司令，而是陳賡身邊那位算無遺策的高級參謀。

杜聿明那是黃埔一期的尖子，對美軍戰術的理解在國軍里頭那是數一數二的。

抗戰時期，他跟英美盟軍并肩作戰，對美式火力的兇猛和后勤的依賴那是摸得透透的。

可偏偏這位“光亭將軍”身上有個致命的弱點：太聽話，太軟弱。

淮海戰場的悲劇，大半就是源于他這種性格。

他明明看穿了郭汝瑰的部署是個坑，明明算到了撤退路線那是死路一條，甚至心里清楚老蔣的“徐蚌會戰”就是亂命，可當老蔣威嚴的目光掃過來，杜聿明到了嘴邊的反對意見硬是給咽了回去。

他在回憶錄里悲嘆：“覺得爭亦無益，一個人孤掌難鳴，爭吵起來，反而會失了蔣介石的寵信?！?/p>

這種性格，注定了他當不了獨當一面的統帥。

泰山崩于前，統帥需要的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斷，而杜聿明顧慮太多，瞻前顧后。

到了瞬息萬變的朝鮮戰場，戰機稍縱即逝，要是讓他指揮兵團，恐怕又會在請示匯報里把戰機給耽誤了。

但是，如果把他放在參謀的位置上，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陳賡大將生性豪邁，膽大心細，而且極有主見。

他不需要一個唯唯諾諾的執行者，恰恰需要一個能提供精準情報、分析美軍弱點的專家。

杜聿明要是能給陳賡出謀劃策，分析美軍的空地配合邏輯，預判美軍機械化部隊的動向，再由陳賡拍板定奪，這一剛一柔、一謀一斷的配合，那絕對是志愿軍指揮部里的絕響。

杜聿明的“盡忠職守”加上陳賡的“英明神武”，足以讓麥克阿瑟吃不了兜著走。

至于陳賡那位“最好的同鄉學弟”宋希濂，若能早日覺醒，恐怕會是戰場上最鋒利的一把尖刀。

翻開宋希濂的履歷你會發現，年輕時候的他，那股子血性比王耀武和杜聿明還要烈。

1932年“一·二八”事變，上海戰火紛飛，國民黨高層還在搞什么“攘外必先安內”。

當時當旅長的宋希濂，竟然帶著三十多名軍官硬闖何應欽的官邸。

他指著何應欽的鼻子怒吼：“人家騎在你脖子上拉屎，你連哼都不敢哼一聲！

請問，咱這是當的什么兵，保的什么國？”

那會兒的宋希濂，心里裝的是國家民族，而不是某一個領袖的私利。

這股子敢于犯顏直諫、敢于為國拼命的“二愣子”精神，恰恰是志愿軍最需要的特質。

如果宋希濂能率部起義，他或許沒有王耀武那么圓滑統御，也沒有杜聿明那么多戰術理論，但他絕對能像“萬歲軍”那樣，帶著部隊死死釘在陣地上，哪怕打到最后一個人也絕不后退。

在朝鮮戰場那些慘烈的阻擊戰中，宋希濂這種“鷹犬”般的狠勁，要是用在打擊侵略者身上，那才叫物盡其用，不是嗎？

只可惜，在歷史的岔路口上，他們選錯了方向。

一步踏錯，便是天淵之別。

當曾澤生在朝鮮漢江兩岸享受著“萬歲”的歡呼時，王耀武、杜聿明和宋希濂，只能蜷縮在功德林的高墻里頭，做著枯燥的炒面，傳看著志愿軍的捷報。

他們曾是這個國家最頂尖的軍人，曾懷揣著驅除韃虜的夢想，最后卻只能以戰犯的身份，在報紙的字里行間，尋找那個他們本該馳騁的戰場。

陳賡走后，功德林的燈光似乎比往常暗淡了幾分。

王耀武或許會看著窗外的月亮，想起上高的硝煙；杜聿明或許在夢中，又回到了那個讓他進退維谷的徐州，只是這一次，他不再猶豫。

所謂名將，終究是時代的產物。

離開了人民的陣營，你戰術再高明也不過是無根之木；背離了歷史的潮流，你沖鋒再勇猛也只是困獸之斗。

這三位抗日名將的結局，與其說是能力的悲劇，不如說是立場的悲劇。

若有來生，愿他們能早一點看清方向，在屬于人民的戰旗之下，真正得償所愿，馬革裹尸，不負這一身戎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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