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多年之后回憶：在所有被抓捕的人中，張志忠可稱唯一硬漢

一個殺人如麻的特務頭子，晚年最佩服的人，竟然是個死在他手里的共產黨。

這事兒聽著邪門，但白紙黑字就寫在國民黨保密局頭子谷正文的回憶錄里。

他這輩子經手的“共諜”沒一千也有八百，軟骨頭、硬骨頭他都見過，可唯獨提到張志忠這個人，他的筆鋒里沒了往日的輕蔑，反倒多了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敬畏。

谷正文，這名字在五十年代的臺灣，就是懸在人頭頂上的一把刀，隨時都能落下來。

他手下的保密局，專門干的就是挖地三尺抓“匪諜”的活兒。

那年頭，整個臺灣島上風聲鶴唳，抓進去的人，能囫圇著出來的沒幾個。

谷正文見過太多信仰在老虎凳上土崩瓦解的場面，也見過太多同志為了活命，搶著互相指認的丑態。

在他眼里，人性這東西，在生死面前，比紙還薄。

然而，張志忠是個例外。

這個例外，讓谷正文記了一輩子。

故事得從1949年底說起。

那時候，國民黨剛敗退到臺灣，腳跟還沒站穩，心里慌得很，第一件事就是搞“大清掃”，要把島上的中共地下組織連根拔起。

當時中共在臺灣的頭號人物叫蔡孝乾，臺灣本地人，還是個走過長征的老資格，按理說，這應該是塊最硬的骨頭。

結果，這塊骨頭脆得很。

1950年初，蔡孝乾被捕了。

谷正文親自審他，沒用什么大刑。

老蔡同志在審訊室里，既沒罵娘也沒喊口號，琢磨半天，提了個要求：想吃一客臺北“波麗露”西餐廳的牛排。

谷正文一聽，心里就有底了。

一個革命者，命都快沒了，腦子里還惦記著西餐廳那口吃的，這人的骨頭能有多硬？

牛排送來了，熱氣騰騰，香得很。

蔡孝乾吃得也香，吃完嘴一抹，就把他親手拉起來的隊伍，從上到下賣了個干干凈凈。

一張四百多人的大名單，成了他的“投名狀”。

這一下，就跟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似的，整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臺工委”）嘩啦啦地倒了。

副書記陳澤民，一開始還挺硬氣，被抓時把一份名單嚼碎了吞進肚子。

可當特務把他老婆孩子帶到跟前，拿槍頂著腦門時，這位當丈夫、當爹的漢子，腿軟了。

宣傳部長洪幼樵，更是沒怎么費勁就點了頭。

臺工委的三個最高領導，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一個接一個地叛變。

這場大潰敗，前后牽連進去一千八百多人，臺灣的地下黨組織基本上被一鍋端了。

最絕的是，這三位前領導后來還被保密局請去當了“顧問”，專門研究怎么對付自己以前的同志。

從掌舵人，變成了拆船人。

就在這一片稀里嘩啦啦的倒塌聲中，有一個人，站得筆直。

他就是張志忠，臺工委的武裝工作部部長。

抓捕張志忠的過程，谷正文記得很清楚。

特務們在他藏身的中西大藥房樓下，扮成賣煙的小販，足足蹲守了三個月。

終于等到時機成熟，一幫人荷槍實彈地破門而入。

屋里沒有想象中的雞飛狗跳，也沒有拔槍對射。

張志忠當時連鞋都沒穿利索，看見這幫兇神惡煞的特務，他只是平靜地看了一眼，說了句：“我知道你們要來，等你們很久了。”

沒有求饒，也沒有咒罵，就像在說一件早就注定了的事。

然后，他提出了兩個條件，不像是在求情，更像是在交代后事：

第一，給我個痛快，讓我死。

第二，我兒子還小，你們把他養大，千萬別讓他再沾政治。

谷正文后來在書里寫，從聽到這兩句話開始，他就知道，眼前這個人跟蔡孝乾那幫人不是一個路數的。

張志忠不是不怕死，而是他心里有比命更重的東西。

從那天起，一場持續了四年的較量開始了。

這不是戰場上的拼殺，而是一個人的戰爭，對手是整個特務機關和它背后所有的酷刑與心計。

谷正文把他能想到的法子都用上了。

先是來軟的，許諾高官厚祿，說只要你肯合作，日子過得比蔡孝乾還好，要錢有錢，要地位有地位。

張志忠聽完，只是冷笑。

軟的不行，就來更損的。

他們把已經叛變的蔡孝乾叫來，讓他親自勸降自己的老部下。

讓昔日的領導來當說客，這不光是勸降，更是羞辱。

蔡孝乾到了牢房，支支吾吾地開了口。

張志忠壓根沒給他留面子，當著特務的面，指著他的鼻子痛罵他生活腐化，出賣同志，丟盡了革命者的臉。

一番話罵得蔡孝乾滿臉通紅，灰溜溜地跑了。

文的武的都用盡了，張志忠的嘴還是比鐵還硬。

谷正文的審訊室，對張志忠來說就是地獄。

老虎凳、電刑、往指甲縫里釘竹簽、往鼻子里灌辣椒水，能上的刑都上了個遍。

前后七次重刑下來，張志忠被打斷了三根肋骨，肺部嚴重感染，人已經脫了相。

可他愣是一聲沒吭，沒供出一個同志的名字，沒透露一點組織的秘密。

最狠的一招，是心理折磨。

特務們把他只有十歲的兒子帶到監獄，不讓他見，就讓孩子在牢房外面的院子里玩。

他們想用父子天性這根最軟的弦，來崩斷張志忠的意志。

張志忠隔著鐵窗，只是默默地看著兒子玩耍的身影，把所有的心痛和不舍，都咽回了肚子里。

這塊骨頭太硬，連蔣經國都驚動了。

他親自到監獄里見過張志忠兩次，想看看這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物。

可不管誰來，張志忠的回應都只有一句話：“讓我快點死，就是對我最大的恩惠。”

在牢里的四年，張志忠做到了零口供。

他自己不開口，還成了獄友們的精神支柱。

他告訴那些快撐不住的難友一句話：“早講早死，晚講晚死，不講不死。”

這話聽著簡單，卻是一句大實話，也是一種斗爭策略。

特務機關留著不開口的人，是想繼續挖線索，一旦你全說了，利用價值也就沒了，離死也就不遠了。

這句話，讓不少動搖的人又挺了過來。

他沒法在外面戰斗了，就把牢房當成了戰場。

每天天一亮，他就在牢里高唱《國際歌》，高喊口號，獄警沖進來就是一頓毒打，打完了，第二天他照樣唱，照樣喊。

他用偷偷藏起來的炭塊，在墻上寫下血書：“死，對于一個革命者，是多么無足輕重的事！

可是，我們不能死在恥辱里。”

1954年3月16日，臺北馬場町刑場，風很大。

44歲的張志忠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行刑前，他拒絕了蒙眼睛的黑布，也拒絕了讓他跪下的命令。

他就那么站著，平靜地看著行刑的槍口。

槍響前，他用盡全身力氣，喊出了最后一句話：“新中國萬歲！”

一個人的戰爭，打完了。

他沒能活著看到他為之奮斗的新中國，卻贏得了對手一生的敬重。

谷正文在回憶錄里評價他：“有骨氣，是條漢子。”

甚至還補了一句，要是共產黨里多幾個張志忠這樣的人，國民黨早就完了。

只是，英雄用命守護住的信仰，卻沒能護住他的家人。

他的妻子季沄，也是一名堅定的地下黨員，在他被捕后不久，于1950年就被槍決了，死的時候才29歲。

臨刑前，她托人給丈夫帶了句話：“要挺住。”

他們那個唯一的兒子，那個張志忠臨死前還惦記著“千萬別讓他碰政治”的孩子，在父母雙亡后，頂著“匪諜之子”的罪名，在白眼和欺凌中長大。

1968年，這個年僅21歲的年輕人，在一家小旅館里，自己結束了生命。

他們的女兒，也在26歲那年因病去世。

張志忠保住了組織的秘密，保住了無數同志的命，卻沒能保住自己的孩子。

直到1998年，張志忠和妻子季沄的名字，才被正式追認為革命烈士。

而這個把他送上刑場的敵人，最后卻成了給他立傳的人。

谷正文的筆，讓張志忠這個名字，沒有爛在歷史的塵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