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弟子潛伏在郭沫若身邊多年，建國后劉伯承下令批捕，此人是誰

1951年4月，南京雨花臺。

畢竟那時候，他是“狂飆社”的干將，是《京報》副刊的紅人，眼里全是光。

歷史最殘酷的地方就在于，它從不按套路出牌。

咱們今天不聊什么宏大的諜戰(zhàn)風云，就聊聊一個知識分子，是怎么為了那點碎銀幾兩，在時代的絞肉機里把自己的人格切碎了賣掉的。

說白了，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抓特務”故事，而是一個關于墮落的現(xiàn)場直播。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得把時鐘撥回到1928年。

這年是個坎兒。

有人去延安找真理，有人留在北平守氣節(jié)，荊有麟呢？

他選了第三條路——找個“鐵飯碗”。

很多人覺得“黑化”需要什么驚天動地的理由，其實不然。

對于荊有麟來說，原因俗得讓人牙疼：沒錢了，也沒名了。

當國民黨中宣部的招聘啟事擺在面前時，他也就是稍微猶豫了一下，然后就真香了。

起初，他可能只是想糊口，在檔案里填下了“林安”這個化名。

這時候他還覺得這就是暫時的妥協(xié)，在那會，他肯定沒想到自己以后會陷得那么深。

當你為了利益第一次低下頭的時候，其實脖子上就已經被套上了鏈子。

如果說戴笠手下的特務大多是一臉橫肉的打手，那荊有麟就是個防不勝防的“笑面虎”。

戴笠和毛人鳳正愁沒法滲透這個圈子，荊有麟的出現(xiàn)，簡直就是“天作之合”。

大家腦補一下這畫面：在重慶的茶館里，郭沫若正在慷慨激昂地談抗戰(zhàn)，旁邊坐著的荊有麟一邊頻頻點頭，一邊感嘆“先生高見”。

轉過頭，他回到寓所，就把今天誰來了、說了什么、罵了誰，一五一十寫進“林安”的情報里。

這操作，簡直是把“潛伏”玩成了“本色出演”。

最諷刺的是，為了讓身份更逼真，他還專門寫了一本《魯迅回憶片段》。

這書寫得那叫一個情真意切，連左翼作家讀了都感動得不行，覺得他是“自己人”。

郭沫若就是被這層偽裝給騙了，把他調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當秘書。

這就相當于把家里的鑰匙，親手交給了小偷。

那時候他每個月能領200元特勤費。

這錢在當時是什么概念？

橫向對比一下，聞一多、朱自清這些大教授，為了不吃美國救濟糧寧可餓肚子，日子過得緊巴巴的；而荊有麟，為了這200塊錢，把恩師魯迅教給他的風骨，像破爛一樣扔進了嘉陵江。

才華這東西如果沒有骨氣撐著，那就成了作惡時最鋒利的刀。

隨著時間推移，荊有麟徹底“入戲”了。

茶館閑談、戲院排片、甚至是中山陵游客穿什么，在他眼里全是情報。

他把特務工作做到了極致，編了一張針對民主人士的大網(wǎng)。

1949年春，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前夕，國民黨高層都在忙著搶去臺灣的船票。

毛人鳳卻找到荊有麟，給了他一道催命符：“留下來，建立潛京一分站。”

這明明是個必死的任務，荊有麟為什么接？

因為貪婪。

他不僅接了，還玩了把大的。

他在夫子廟弄了個“新華劇團”，自己當經理。

前臺鑼鼓喧天演著《乾坤福壽鏡》，后臺電波滴答發(fā)著軍事情報。

他以為這招“大隱隱于市”能瞞天過海，甚至每個月還做著領加碼獎金的美夢。

但這波操作，屬實是低估了對手。

1949年6月，南京市公安局的技術偵測車在夫子廟一帶鎖定了異常信號。

劉伯承元帥知道后，只說了一句話：“先釣大魚，再收網(wǎng)。”

6月20日下午，當刑偵人員走進劇場時，荊有麟正靠在欄桿上看彩排。

沒有激烈的槍戰(zhàn)，也沒有歇斯底里的反抗。

當便衣亮出證件時，他只淡淡問了一句：“事情敗了？”

那一刻，他不像個特務，倒像個演砸了戲的演員，終于等到了謝幕。

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捷徑，最后都會變成最遠的路。

審訊過程異常順利。

面對如山的鐵證，特別是那厚達兩寸、記錄了他多年賣友求榮罪證的特情報告，荊有麟沒有任何辯解。

后來，郭沫若聽說了這事。

這八個字，比任何判決書都要鋒利，直接釘死了荊有麟的一生。

1951年4月，刑場上的荊有麟跪在地上，晨霧沾濕了他花白的頭發(fā)。

那一刻，不知他是否會想起1923年的那個下午，他操著山西口音向魯迅請教語法的場景。

那時的他，眼里有光，心中有火；而此刻的他，只剩下一具被利益掏空的軀殼。

參考資料：

穆欣，《隱蔽戰(zhàn)線統(tǒng)戰(zhàn)風云》，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

江蘇省檔案館藏，《荊有麟審訊筆錄及判決書》，1951年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