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玉珍手腕上戴著兩塊表。
左邊是平壤時間,精準、恒定,像她三十年的人生。右邊是北京時間,快一個小時,嘀嗒聲里藏著這個陌生國度的全部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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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橋機場的行李轉盤前,樸玉珍第一次對“物質”這個詞有了生理性理解。
一個中國女孩托運了三只大箱子,箱子撐得滾圓,拉鏈縫里露出一角粉色毛絨玩具的耳朵。“都是給家里帶的,”女孩對電話那頭撒嬌,“還有你愛吃的西班牙火腿!”
樸玉珍低頭看自己的行李箱——24寸,半空,里面整齊疊放著兩套換洗制服、三雙絲襪、一本《導游外語手冊》。箱角塞著一小包醫用口罩,那是臨行前母親偷偷塞給她的:“聽說中國空氣不好。”
歡迎宴設在外灘一家餐廳。菜單遞過來時,她數了數:十二道菜。在平壤,接待中國游客的最高標準是“八菜一湯”,那需要特批。
“這是本幫菜特色,”中方接待員熱情介紹,“紅燒肉一定要嘗嘗,我們上海人做這個最拿手。”
醬紅色的肉塊堆成小山,肥肉部分晶瑩透明。樸玉珍夾了一塊——在朝鮮,肥肉是珍貴部位,通常留給老人和孩子。肉入口即化,甜咸交織的汁水在舌尖炸開。她慢慢咀嚼,突然想起昨天離開平壤前吃的最后一餐:一碗米飯,一碟泡菜,兩片午餐肉。那是母親特意準備的送行宴。
“中國導游……平時也吃這些嗎?”她試探著問鄰座的中國同行小陳。
小陳正用手機拍菜品發朋友圈,頭也不抬:“嗨,這算什么。我們自己聚餐比這豐盛多了,上周剛吃了人均五百的海鮮自助。”
樸玉珍在心里換算:五百元人民幣約合六萬朝元,是她四個月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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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安排參觀上海一家大型旅行社。在那里,樸玉珍遇見了“另一個版本的自己”。
林薇,三十一歲,上海本地導游,專做歐洲高端定制游。她穿著剪裁得體的米白色西裝,談吐間夾雜著英文單詞,手腕上的Apple Watch偶爾亮起通知。
“我剛帶完一個瑞士團,”林薇的聲音輕快,“客人對豫園很滿意,小費給了這個數。”她比了個手勢,那是樸玉珍半個月的工資。
交流環節,林薇問:“你們平時主要接待哪里客人?”
“中國朋友最多,”樸玉珍用練習過無數次的官方回答,“還有俄羅斯、東南亞的朋友。他們都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很感興趣。”
“那收入呢?聽說你們有外匯券?”
問題像一根細針,輕輕刺破了什么。樸玉珍保持微笑:“我們為國家服務,報酬不是首要考慮。”
林薇點點頭,眼神里閃過一絲復雜的情緒——不是鄙夷,更像是……憐憫。那天下午,林薇邀請樸玉珍喝咖啡。在星巴克靠窗的位置,她講了自己的故事:農村出身,自考大專,從地接導游做到現在,去年剛在上海郊區買了套房。
“六十平,不大,”林薇攪拌著拿鐵,“但是我自己的。每月還貸八千,壓力不小,但踏實。”
樸玉珍想起自己在平壤的公寓——國家分配的,十二平米,三家共用廚房和衛生間。她住了八年,還在等待換大一點房子的資格。
“你不結婚嗎?”她問。
“急什么,”林薇笑了,“我現在賺得比男朋友多。他說等我什么時候想結了再說。”她眨眨眼,“在我們這兒,這叫‘女性經濟獨立’。”
窗外,一個年輕男人騎著電動車經過,后座坐著一個女孩,雙手環著他的腰,臉貼在他背上。風吹起女孩的長發,像一面小小的旗幟。
樸玉珍突然想起自己的初戀。那個人民軍軍官最后一次見面時說:“玉珍同志,組織上希望我找一個更……穩定的伴侶。”后來她聽說,他娶了一個在幼兒園工作的女孩,因為那女孩的父親是道黨委干部。
穩定。在朝鮮,這是對婚姻的最高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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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最后一晚,幾個朝鮮女導游都沒睡。她們聚在酒店房間,窗簾拉緊,聲音壓得很低。
房間里攤著從樓下便利店買來的東西:薯片、巧克力、火腿腸、酸奶。這是她們用剩余經費買的“秘密物資”——一部分自己吃,一部分要帶回國。
“你們知道嗎,”最年輕的美熙小聲說,“我聽中國導游說,他們生孩子政府還給補貼。”
“不止呢,”另一個接話,“產婦有半年產假,丈夫也有陪產假。”
樸玉珍沒說話。她想起嫂子生孩子時的情景:產假45天,第46天準時回紡織廠上班。哥哥請了半天假去醫院接,被車間主任批評“缺乏革命意志”。
“中國女人……真敢離婚,”美熙又說,“我昨天看電視劇,那個女主角結了三次婚。”
房間里安靜了一瞬。在朝鮮,離婚是檔案上永恒的污點,離婚女性被稱為“破碎的家庭”,意味著失去很多機會。
樸玉珍想起林薇的話:“我談過三次戀愛,每一次都知道自己要什么。”她說這話時語氣隨意,像在說“我買過三支口紅”。
原來在有些地方,女人的生活可以不只是一條單行道。可以有岔路,有回頭路,甚至可以有完全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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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上,樸玉珍旁邊的中國大媽一直在說話:“姑娘,你們朝鮮真好,沒污染,人也純樸。我們這兒啊,人心都壞了,就知道錢錢錢……”
樸玉珍微笑點頭,心里卻想起昨天在南京路看到的一幕:一個年輕女孩和男友吵架,氣得把包扔在地上。男友撿起來,拍拍灰,笑嘻嘻地哄。最后女孩破涕為笑,兩人手牽手走了。
那種可以隨意發脾氣、可以被哄、可以和好的奢侈,比任何物質都更讓她震撼。
飛機越過鴨綠江時,樸玉珍看了眼手表。左邊是平壤時間,下午三點。右邊是北京時間,下午四點。
她突然明白了這兩塊表真正的區別:不是一個小時的時差,而是兩種時間的流速。一種時間像深潭,平靜,緩慢,可以幾十年如一日。另一種時間像激流,奔騰,多變,每天都在創造新的可能。
空乘開始發放入境卡。樸玉珍在“申報物品”一欄停頓了。她箱子里有:三盒巧克力、兩管牙膏、一支潤唇膏、五包方便面。還有林薇送她的一本書——中英文對照的《世界旅游地理》,扉頁上寫著:“給另一個版本的我。”
她勾了“無”。
飛機降落了。平壤機場的大廳掛著新標語:“以火熱的斗爭精神開創繁榮新時代!”字體鮮紅,筆畫剛勁。
海關檢查很順利。官員看了眼她半空的行李箱,點點頭:“辛苦了,同志。”
走出機場,十月的風吹在臉上。樸玉珍深吸一口氣——平壤的空氣確實更干凈,干凈得幾乎透明,干凈得能看見空氣的邊界。
接她的車已經等著。司機接過她的行李,隨口問:“中國怎么樣?”
“發展很快,”她用標準答案回答,“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車駛向市區。路過凱旋門時,一群學生正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觀。孩子們穿著整齊的校服,紅領巾在風中飄揚。
樸玉珍摸了摸自己的包,里面裝著那本《世界旅游地理》。書的硬質封面硌著手指,像一個無聲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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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突然想起林薇最后對她說的話:“你知道嗎?我最大的夢想是帶團去朝鮮。不是官方安排的路線,是真正地走街串巷,看看普通人怎么生活。”
當時樸玉珍回答:“我們的人民生活很幸福。”
現在,在回公寓的車上,她悄悄摘下了左腕上的平壤時間手表,只留下北京時間的那塊。表盤在昏暗的車廂里泛著微光,秒針堅定地走著,嘀嗒,嘀嗒,嘀嗒。
車窗外,平壤的夜晚正在降臨。路燈次第亮起,勾勒出大同江安靜的輪廓。遠處的柳京飯店矗立在暮色中,像一枚指向天空的巨大箭頭。
樸玉珍握緊了手腕上的表。這塊表會走快一個小時,永遠提醒她時差的存在——不僅是時間的時差,也是生活的時差,可能的時差,另一個版本的自己所在的時差。
司機打開了收音機。新聞播報員的聲音充滿激情:“在全國人民的奮斗下,我們必將迎來更加輝煌的明天……”
樸玉珍閉上眼睛。在黑暗里,她看見上海外灘的霓虹,南京路上的人潮,星巴克窗外的電動車,還有林薇說“女性經濟獨立”時發亮的眼睛。
然后她睜開眼,調整表情,準備明天的工作。明天早上八點,她將帶一個中國考察團參觀紡織廠。她要微笑,要講解,要展示一個繁榮、幸福、無可指摘的朝鮮。
但手腕上的表會繼續走動。嘀嗒,嘀嗒,快一個小時。像一個溫柔而固執的提醒:世界不止一種時間,人生不止一種可能。
就像她終于明白的——有些裂縫一旦看見,就再也無法當作不存在。它們不會消失,只會靜靜地生長,在每一個寂靜的夜里,在每一次對表的時候,在你望向窗外想象另一個版本的自己時。
車停了。公寓樓到了。樸玉珍拎著行李箱下車,抬頭看了眼自家的窗戶——四樓左邊,窗簾拉著,母親應該在準備晚飯了。
她深吸一口氣,把北京時間手表摘下來,放進內衣口袋。然后重新戴上平壤時間手表,調整到準確時間。
上樓,開門,母親迎上來:“回來了?累不累?”
“不累,”她微笑,“一切都很順利。”
而那塊藏起來的手表,貼著她的胸口,繼續跳動。像一顆移植的心臟,帶著另一個世界的節律,在她身體里安靜地、不可逆轉地跳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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