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朱立倫已經卸任,他任內提名和布局的人馬仍會在2026年縣市長選舉中扮演重要角色,像柯志恩、謝龍介這類被點名的“主角”,在政治立場和選舉策略上,都更接近中間路線。再加上中央委員選舉剛結束,朱立倫系統被形容為占了上風,這種氣勢很容易在黨內轉化為壓力,逐漸壓向新主席,逼她在路線選擇上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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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停留在這一層,很容易把沖突簡化成“親不親大陸”的標簽對立。但國民黨內部的現實并沒有這么單線條。長期以來,黨內始終并存著兩種看似接近、實則差別不小的組合。一種可以概括為“反共但不反交流”,承認交流的必要性,也愿意推動交流,但在政治表態上堅持與共產黨保持距離,尤其在安全議題上不愿被貼上“親共”的標簽。
另一種更接近“和共促交流”,強調交流本身的正當性與現實意義,也更傾向把兩岸關系的緊張歸因于島內的“臺獨路線”。兩邊都談交流,卻在“如何看待共產黨”這個核心問題上分道揚鑣。國共內戰的歷史記憶,加上長期形成的政治教育與慣性,使得“反共”在不少人心里幾乎成了一種下意識反應,即便他們并不反對交流,也很難接受被認為是在替對岸說話。
這種分裂之所以會反復被放大,還和選舉機制本身脫不開關系。縣市長選舉更看重地方治理形象、選民服務與中間選票的流動空間,立場表達往往可以相對模糊,甚至在關鍵議題上靠近主流民意的中間地帶。進入總統大選后,格局就會明顯變化,政黨對決成為主軸,中間選票的活動空間被壓縮,藍綠陣營更容易歸隊,基本盤的差異隨之被放大。
于是就形成了一種長期循環,藍營在地方選舉中往往更有優勢,但一到大選,就容易被綠營更穩固的基本盤壓住。路線之爭因此從來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問題,而是直接牽動選舉成敗的現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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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她也把下架民進黨的路徑押在藍白合上,認為藍白合能夠形成更大的共同基本盤,在對決格局成型時更具勝算。這套做法放在黨內,自然會觸動那些依靠中間路線贏得地方選舉的人,因為他們的勝選經驗和現實利益,與“深藍化”的方向并不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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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到這一層,再回頭看丁瑀的出現,就不難發現他并不是一根孤立的刺。丁瑀這一路線在國民黨內并非少數,反而被描述為多數,而且不少人本身就是黨內當權派的一部分。這類人更容易在縣市長選舉中取勝,也更擅長吸納中間選票。
比如提到江啟臣、柯志恩,甚至把蔣萬安也放進這一類型里,正是為了說明這并非邊緣現象。也正因為如此,當黨內出現試圖把路線整體拉回深藍的動作時,這些人往往會感到不安,擔心這會削弱自己在地方選舉中的優勢,也擔心在綠營攻擊時更難防守。
丁瑀本人的立場之所以更具代表性,還在于他的軌跡本身并不單一。他是在朱立倫回鍋擔任黨主席之后出任青年部副主任。2023年12月,他在接受香港中評社專訪時明確表示,國民黨主張的兩岸和平能給青年未來與希望,應恢復兩岸交流。2025年7月,他再次接受中評社專訪時肯定馬英九率青年訪陸與祭祀伏羲,強調兩岸同屬炎黃子孫,并批評賴清德切割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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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個人行動與組織授權之間的張力,恰恰構成了國民黨當前最尷尬的狀態,一方面希望通過選舉產生的主席統一論述,另一方面又不斷被不同系統、不同勝選經驗所牽制。
走到最后,這場內訌呈現出來的并不只是一次情緒失控的沖突,而是把多條長期糾纏的矛盾同時擺到了臺面上。兩岸路線究竟要更深藍還是繼續中間,地方勝選邏輯和大選勝負邏輯該如何取舍,新主席的路線工程能否壓住黨內多數派的慣性,朱立倫系統會不會在2026年的選舉布局中持續對路線施加影響。
12月31日那句“不配當主席”,表面上是否定個人,實質上卻更像是對路線選擇和權力安排的一次公開挑戰。后續會不會繼續升級,最終是被壓下去還是擴散開來,恐怕還要看黨內各系統接下來如何行動,也要看圍繞兩岸議題與選舉現實的拉扯,會把誰推到更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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