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福得禍的悲劇人生：諾獎得主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

就我而言，讀書半途而廢的情形雖然并不太多，但是并非沒有。北宋著名的史學家司馬光領銜編撰的那部煌煌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肯定要算。不過嚴格說起來，《資治通鑒》是一部書，不是一本，似乎不太切題。

所以接下來我想說的是另外一本，前蘇聯著名作家、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那本厚厚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這是一本少有的讓我讀了一半，后來又因為自己的種種原因棄讀了，至今想起仍然心有不甘。這不，最近動了念頭，打算把它重新拾起再讀，也算是另一種意義的朝花夕拾了吧。

帕斯捷爾納克，這位和肖洛霍夫齊名的前蘇聯作家的大名，在我讀大學期間便早有耳聞，也知道他憑借這本《日瓦戈醫生》在1958年獲得了萬眾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

不過讓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作家本人帕斯捷爾納克卻也因此“因福得禍”，讓他在蘇聯國內處境尷尬，當時的蘇聯當局批判其 “反蘇”，指責“反動的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污蔑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

蘇聯官方對《日瓦戈醫生》的批評不斷升級，以致上綱上線到稱其“惡毒嘲諷社會主義革命、蘇聯人民和蘇聯知識分子”，譴責作者“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對人民的責任感”。

蘇聯作家協會宣布，鑒于帕斯捷爾納克“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墮落以及對蘇聯國家、對社會主義制度、對和平與進步的背叛行為”，將其開除出協會。

在重重高壓之下，帕斯捷爾納克宣布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同時致電瑞典皇家學院:“鑒于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經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請勿因我自愿拒絕而不快。”

就傳聞中的蘇聯當局要對帕斯捷爾納克采取驅逐出境的“極端措施”，作家向當時蘇聯首腦赫魯曉夫《真理報》寫信，聲明“我生在俄羅斯，長在俄羅斯，在俄羅斯工作，我同它是不可分離的，離開俄羅斯到別的地方去對我是不可能的。”

帕斯捷爾納克在蘇聯國內幾乎成了一條人人喊打的“喪家之犬”，自然，他的這本諾獎作品《日瓦戈醫生》一度在蘇聯成為禁書。

直到蘇聯解體崩潰前的1986 年蘇聯作家協會為帕斯捷爾納克恢復名譽，而作家本人卻已經于1960年就不幸去世了。1988 年《日瓦戈醫生》首次在蘇聯國內發表，正式解禁。

我當時讀的中文譯本就是封面為上圖的這本，譯者是顧亞玲和白春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1版1印，我不能確定這是不是就是國內關于《日瓦戈醫生》最早的譯本。

剛才上豆瓣讀書上查了一下，目前國內關于《日瓦戈醫生》的中文譯本已經非常多了，大概不下十幾種。但我還是對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這個譯本情有獨鐘，封面大紅與大黑的配色，加上居中那副形似作家本人形象的大幅肖像，就這么直視著每個翻閱這本書的讀者，讓人過目難忘。

多年過去，說實話，對于這本書的情節早已模糊不清，唯有書中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有一種子彈擊中眉心的感覺，那是書中主人公日瓦戈醫生說的：“我們正在經歷歷史。”

也許原話不是如此，但大意如此，我敢肯定。

后來，我還買過三聯書店出的那本帕斯捷爾納克的隨筆《人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