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簽署起義通電后，為何銀鐺入獄？三十年后終獲正名

1949年12月9日深夜，昆明城一聲平地驚雷：國民黨云南省主席盧漢宣布起義。在被他扣押的國民黨要員名單里，有一個極其特殊的人物：國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長、陸軍中將沈醉。

他簽下起義通電，命令手下特務繳械，為云南和平解放立下關鍵一功。然而，僅僅幾天后，這位“起義將領”竟銀鐺入獄，自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戰犯生涯。

沈醉

一位在歷史關口選擇了新道路的人，為何最終身陷囹圄？這背后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博弈，一段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復雜人生。

12月9日那天昆明氣氛緊張得能擰出水來。時任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長、被特派為中將游擊司令的沈醉，表面上是西南特務工作的總負責人，實則內心早已陷入絕境。

一方面，老蔣對他并不完全信任，就在起義前夕，將他的老母親、妻子和六個孩子全部送往香港，實質是扣作人質，逼他在云南“死守到底”。另一方面，盧漢的起義意圖已是“公開的秘密”，解放大軍兵臨城下，負隅頑抗只有死路一條。

當天下午，沈醉接到盧漢開會通知，明知可能是“鴻門宴”，但在沒有上級明確指令（毛人鳳已失聯）且家人性命攸關的情況下，他只能硬著頭皮前往。

一進省府，他和李彌、余程萬等幾位兵團司令就被扣押。槍口之下，盧漢拿出事先擬好的起義通電，要求他們簽字。

盧漢

沈醉沒有猶豫，他深知這是唯一可能保全昆明、也為家人留一線生機的選擇。他不僅簽了字，更做了一件至關重要的事：親筆寫下手令，命令他所轄的所有云南站特務、公開和秘密單位人員，立即停止抵抗，上交一切武器、電臺、文件，向新政權報到。

這道命令，瓦解了國民黨在云南最頑固、最具破壞力的潛伏力量，使昆明起義的阻力大減，避免了可能發生的血腥破壞與暗殺，堪稱他起義行動中最實質性、最關鍵的一筆。

然而，歷史轉折點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沈醉的“起義”帶著強烈的被迫色彩與求生本能。他并非主動聯絡我方，而是在刀架脖子上的最后一刻，做出的現實抉擇。這種“被動性”，為他后來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起義后，云南局勢一度出現反復，部分被扣押又釋放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如李彌、余程萬）部隊反水，與解放軍爆發激戰。在這片混亂中，沈醉的處境變得極其尷尬和危險。

對盧漢而言，沈醉是軍統頭子，是巨大的潛在威脅，不可能輕易放虎歸山。對正在進軍西南的解放軍而言，雖然收到了他起義的報告，但面對復雜的敵情和真偽難辨的局面，最穩妥的方式就是將這樣一位背景復雜的特務系統高官“控制起來”。

于是，“起義功臣”沈醉，迅速從盧漢的座上囚，變成了新中國的階下囚。1950年，他被押送至重慶，后轉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正式被列為“戰犯”。

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那么，為什么明明有起義之舉，卻仍然被關押長達十年之久呢？這背后的原因是多層次且錯綜復雜的。

首先，是他那無法抹去的“軍統烙印”。沈醉十八歲加入軍統，深得戴笠信任，二十八歲就成為少將處長，長期身處國民黨特務系統的核心，參與過眾多秘密行動。這樣一位“特務頭子”，其歷史復雜性和危險性，在新政權眼中是極高的。他的起義行為，固然有利于一時一事，但能否證明其思想的徹底轉變？其背后是否還有更深的潛伏任務？在當時嚴峻的階級斗爭形勢下，這些疑慮很難在短期內消除，必須經過漫長而徹底的審查與改造。

其次，是其起義動機的“純粹性”存疑。正如前文所述，他的起義是在被武力扣押、走投無路情況下的選擇，與那些早已心向光明、主動策劃聯絡的起義將領（如程潛、陳明仁）有本質區別。在當時的政治邏輯下，這更接近于“投誠”甚至“被俘”，而非深明大義的“起義”。他的選擇，更多是時勢所迫的“識時務”，而非政治覺悟的“棄暗投明”。這種動機上的“瑕疵”，使得他難以迅速獲得“起義將領”的信任與待遇。

再者，是宏觀政策與個案認定的時間差。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戰犯的處理有一套整體的政策與程序。大批國民黨高級戰犯都需要經過學習、改造和審查，其歷史問題要一件件厘清。沈醉的起義問題，夾雜在其大量的特務活動歷史中，需要極其慎重的核實與評估。在相關證據（特別是他親筆簽署的起義手令和命令）未被系統發現和嚴格鑒定之前，將他作為戰犯管理，是符合當時政策和程序的穩妥做法。這個過程，必然需要時間。

1960年，經過十年改造，沈醉作為第二批特赦戰犯被釋放，獲得了公民身份。但真正的“正名”，則要等到二十年后的1980年。

有關部門在系統清理歷史檔案時，發現了1949年12月10日盧漢起義通電的原件，以及沈醉親筆簽署的命令和匯報文件。這些鐵證如山，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他在昆明起義中的具體貢獻。根據黨的“愛國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獎”的明確政策，沈醉的歷史身份終于被重新審視和認定。

最終，經組織調查核實，沈醉的身份被正式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并享受相應的副部級待遇。此后，他連續擔任第五、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撰寫了大量極具史料價值的回憶錄，為自己復雜的一生，畫上了一個相對平和的句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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