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伯雄：懷念我的老師王玉哲先生

西南聯大師友合影（前排右二為王玉哲先生）

2005年5月5日下午，已經住院三個多月的王玉哲先生，病情突然惡化，陷入了昏迷狀態，醫生已是一籌莫展，于是下了病危的通知。我趕到醫院時，只見先生平躺在那里，眼睛半閉著，鼻子里插著管子，口張著，已沒有了意識，只剩下喘氣了。先生雙頰凹陷，骨瘦如柴。眼見著先生正在耗盡他生命的最后一點能量，不由得想到了燃燒將盡的蠟燭。晚上九點，李院長等來了，看到情形十分危殆，囑我趕緊回去整理一些給先生辦后事的文字材料，我只好先行離開。臨走前，我再次走近先生床頭，久久地望著先生，心中想著，此一去，也許就是與先生的永訣了。想到這里，不覺一陣心酸。第二天早晨，果然傳來噩耗，說先生已于凌晨一時四十分駕鶴西去了。

先生今年九十有三，享壽不可謂不永。先生一生，著述宏富，桃李滿園，子女孝順，且都事業有成，功德不可謂不圓滿。先生累了，辛苦工作了一輩子，讀書、著書、教書，這么多年，現在他要去休息了，按說也不為過。但我還是不愿意讓他走。雖然他早已不是我們背后的靠山，也已不是我們借以乘涼的大樹，但他的恩德，早已滲入了我們的成長過程之中，他的心血，早已融入了我們所取得的點滴成績里。他活著，我就覺得很溫暖，很幸福。但他還是走了，拋開了愛他的子女家人，拋開了愛他的學生，永遠地離開了。

我拜在先生的門下，是在26年以前。那時我是內蒙古大學77級的學生，大學只上了一年，因為當時剛恢復高考，允許學生提前報考研究生，我就動了考研的念頭。但說實際的，那時的我，對于學術，完全是一個門外漢。為什么報了王先生呢?只是因為在此前看過先生的一兩篇文章，感到先生的文章，立意與眾不同，他的觀點，我很認同，他的文風，我很喜歡，于是就貿然報了名，此外，關于先生的其他方面，一概不知。這次考試，可以說改變了我的人生。據說先生對我的答卷也很欣賞，結果當然是，我從此就走進了南開大學的校門。想起來，這真是一種緣分。

我初次見到王玉哲先生，是在研究生的開學典禮上。那時研究生不多，典禮就在行政樓的會議室里舉行，導師們都坐在前面。有同學指給我，說那就是王先生。先生那時六十六歲，好像頭發還很黑，很精干的樣子。散會后見了一面，感到他很和藹可親。過了幾天，我和另外兩個同學一起到他家里去，正式與先生見面。那時先生家還住在東村，房間少，住得很局促。寫字臺的旁邊就是床，桌上、地上堆滿了書報。我們圍坐在桌旁，聽先生給我們上第一課。他先是讓我們每個人談了談自己讀書的經歷，然后給我們講了講研究生階段學習的要點。大意是強調要多讀古書，做學問如造金字塔，底子打得越寬，蓋得才能越高。他囑咐我們一定要做通儒，不要做陋儒。又說研究生的三年中，要用一年半的時間讀書，后一年半作論文，但在前一半時間內也應該寫一點東西，只讀不寫，提不起學習的興趣。他發給我們每人一份培養計劃，好幾頁，是先生親手刻鋼板油印的，詳細開列了這三年應讀的主要書目以及時間安排。他反復強調了兩點非智力因素，就是勤奮和韌勁。這雖然似乎是老生常談，但只有過來人方能夠真正體會得個中三昧。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對此也已稍稍有所領悟，但可惜學業未精，韶華已逝，想起當年先生對我們的期許，也只有慚愧而已。

我就這樣開始了南開的讀書生活。先是讀《尚書》,接著是《周禮》,然后是《詩經》、《左傳》,就這樣一部書一部書地讀下去，同時讀《說文》,學金文。王先生就是這樣逐漸引領我走入了學術殿堂。那時我們是隔兩三個禮拜到先生家里去一次，匯報一下學習情況，請教一些問題。有時寫點小東西，眷清以后給先生送去，下次再去時，剛一坐定，先生準會起身拉開抽屜，拿出那篇文章，說一說他看過以后的意見。先生是一位寬容的學者，他從不要求學生一定持與老師一樣的觀點，你如果有與他不同的看法，他會鼓勵你把它發表出來。他還鼓勵我們向其他的老師學習。有一次我寫了一篇談《尚書》中政治思想的論文，先生就建議我去找劉澤華先生請教。還有一次，我寫了篇關于民族問題的文章，在討論當中，我和先生的個別觀點不大一致，先生就說，你不妨去找楊志玖先生談一談，楊先生是少數民族學者，你可以聽聽楊先生是什么感受。后來我真的去找過楊先生，楊先生也給了我熱心的指導。有時，先生會來參加我們的學術討論會。所謂學術討論會，其實只有我們兩屆學生五個人，就在我們的宿舍里，一般是在晚上，凳子都不夠，有人就坐在床邊上。王先生也來，大家議論紛紛，氣氛非常隨便、融洽。在我的印象里，先生似乎沒有那樣正兒八經地在教室里給我們開過什么課，只是有兩次講座，是在教室里舉行的。一次是講古音韻，上過幾節課，他強調說這是口耳之學，是一定要面授的，否則不易學會，所以要上課。另一次是講他的幾篇論文。一上來他就在黑板上抄了金人元好問的那首著名的詩“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說他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讓人看繡好的鴛鴦倒在其次，要緊的是“把金針度與人”,也就是說讓我們學到做學問的方法。例如他講商族的遷徙，從幾個方面尋求證據，然后證成一種說法，給我的印象很深。許多年后，我也擠進了教授的行列，我就對研究生院的所謂課程“規范化”大不以為然，總是拿王先生教我們的那種方式來說事，當然，沒有人會理睬我的這些意見，也許今天的情況真的與那時完全不同了。

王先生對待學生，總是和顏悅色，我從沒見他疾言厲色過。他對我們有不滿意的地方，總是說得十分委婉，雖然委婉，但很明確。也許這就是他的性格。不僅是對學生，好像對任何人他都這樣和善。《左傳》里有一個典故，說有人評論趙衰和趙盾，將他們分別比作“冬日之日”和“夏日之日”,杜預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我感覺王先生就有如“冬日”,他總是使人覺得溫暖，樂于與之親近。當然，他也不是沒有原則，有時候講起原則來，跡近乎迂。1985年春，王先生首次招收博士生，那時我在內大工作，很想報考，但發現招生簡章上規定外語只準考英、日兩門，而我是學俄語的，于是就寫信給先生，問能否對簡章上的這一規定作一變通。信發出以后，久久沒有接到回信。以前我給先生寫信，先生是每信必回的，這次不知是什么緣故，就是沒有回音，那些日子急得我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沒奈何，只好給在南開的鳳瀚兄寫信詢問。不久鳳瀚兄來信，說王先生讓他轉告我，出簡章時因為疏忽，忘了寫上“俄語”一項了，現在木已成舟，只好等下一次報考，好在秋天還要招生。并說他之所以不回信，是因為試題已出，按規定就不能再與考生有任何聯系了。這件事表明了先生的認真，雖然不免認真得有些刻板，卻也刻板得可愛。

20世紀90年代后期，王先生的身體明顯衰老了。那次骨折，使他的行動大受限制。但即使這樣，他也沒有停止工作，那部《中華遠古史》,就是在他臥病期間完稿的。由于行動不便，他已很少下樓。每次我去看他，他都顯得特別高興，緊緊拉著我的手，讓我坐在他的身邊，問這問那。他關心著我那在國外讀書的女兒，也關心著歷史學院大大小小的事情。看得出來，他渴望了解外界的情況，渴望像過去一樣與人交流。他的腦筋還很清楚，只是耳力是越來越不濟了。最近幾年，他已不再工作，開始實現他那“怡情于書畫之間”的夙愿。有一回我對他說，希望他給我寫一幅字，先生痛快地答應了，他說一定給我寫，但是他得先“練習練習”。我總以為來日方長，也就沒有催問他“練習”得怎么樣了。去年他得了一場肺炎，此后就益發衰弱，今年春節前住進了醫院，誰知竟至不起。先生欠我的那筆“賬”,今生今世，看來是無法還我的了!嗚呼!過去讀古書，看到孔子死后，弟子們說“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總覺得十分隔膜，這次我算是有了切實的體會了!安息吧，我親愛的老師!

附記：

這是我前年在王玉哲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今值紀念文集出版之際，將此文附載于此，聊以表達對親愛的老師的懷念之情。

朱鳳瀚，趙伯雄編.《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紀念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