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史當中,寧都會議是一個相對比較微妙的點。1932年10月,江西寧都小源村那幾日存在著爭吵情況。這一爭吵狀況決定了毛澤東后續(xù)一段時間的命運,他失去了兵權。在很多發(fā)言支持解除他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的人里面,劉伯承的名字之后常常會被特別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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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在當時為什么投了那一票?需要看他當時的背景情況。他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留學歸來,所學的是正規(guī)戰(zhàn)、陣地戰(zhàn)這類內容。毛澤東所主張的游擊戰(zhàn)法,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在劉伯承看來,或許有些不夠洋氣,有些不那么正規(guī)。并且他回國時間不長,對于中央蘇區(qū)的實際情況以及毛澤東的指揮藝術,確實不是很了解。所以在那個會議上,當兩種軍事路線激烈碰撞的時候,他站在了當時掌握臨時中央領導權的博古、李德等人那一邊,認為應該貫徹進攻路線,這樣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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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已經有了結果。毛澤東被解除了軍權,需要前往后方進行養(yǎng)病。劉伯承被任命為紅軍的總參謀長。我覺得這個任命存在一定的諷刺意味,仿佛是對他站隊正確的一種獎賞。但是歷史很快就證明了,在路線的爭議方面,對錯并不是依據票數的多少來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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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故事有一些殘酷。毛澤東所擁有的那套被否定的游擊戰(zhàn)法被舍棄之后,紅軍在李德等人的指揮之下,進行那種將敵人抵御在國門之外的正規(guī)陣地戰(zhàn)。最后的結果是第五次反圍剿以失敗告終,紅軍被迫開始長征。在湘江這一場戰(zhàn)斗之中,鮮血把江水都染成了紅色,部隊從八萬多人急劇減少到三萬。這充滿鮮血的現實比任何爭論都更具力量。劉伯承擔任總參謀長,近距離看到了這套錯誤路線所帶來的災難,他的思想開始發(fā)生轉變。他在之后自己也承認,在實踐之中看清了哪一種打法能夠真正挽救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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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局勢就發(fā)生了變化。當輪到劉伯承站起來發(fā)言的時候,他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重新出來指揮紅軍。他說如果繼續(xù)讓博古、李德來領導,紅軍存在著全軍覆滅的危險,只有毛澤東能夠帶領紅軍擺脫困境。從寧都到遵義,僅僅是短短的兩年多時間,劉伯承的態(tài)度完全發(fā)生了轉變。這并不是因為個人之間的恩怨而進行的投機行為,而是一個真正的軍事家在經歷了慘痛的教訓之后,所做出的實事求是的覺醒。
那么在毛澤東之后是如何對待這位曾經反對過自己的劉伯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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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讓喜愛觀看宮斗戲的人感到失望了。毛澤東對于劉伯承,并非是打壓和排擠,而是進行重用。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候,紅軍轉變成為八路軍,劉伯承被任命為三大主力師之一的129師的師長。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又是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后來非常有名的二野)的司令員,進行了千里躍進大別山的行動,參與指揮了淮海戰(zhàn)役、渡江戰(zhàn)役,一路戰(zhàn)斗到底。這樣的信任確實是非常厚重的。
有人稱劉伯承曾在寧都會議上的選擇是當面向毛澤東進行道歉。毛澤東回應時表現得頗為豁達,他表示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及了,認為對方是難得的軍事人才,并且指出中共的革命是需要此人的。這番話聽起來較為簡單,但是其背后是基于革命事業(yè)需求所展現出的胸懷。毛澤東所看重的并非是誰在過去是否擁護他個人,而是誰具備真正的才學以及誰能夠真正地為革命貢獻力量。而劉伯承所擁有的軍事才能,恰好是當時極度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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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段往事不只是個人恩怨的糾纏,更是關于認識真理、服從真理的事情。劉伯承一開始反對是因為不了解還有思想上的局限,他后來使勁支持是因為實踐檢驗后真心服氣。而毛澤東的寬容和重用展現出一種政治家的胸懷以及知人善任的本事。他們之間的關系超過了簡單的個人喜好相關的情況,最后都統(tǒng)一到如何能讓革命勝利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
這樣一瞧,寧都會議上的那次分歧,反而成為了之后更為牢固合作的一個試金石。歷史往往就是這樣,一點小的波折,反而讓后來的行程走得更加平穩(wěn)。真正厲害的人,或許都清楚如何將曾經的反對派,轉變?yōu)槭聵I(yè)中最為堅定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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