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閻錫山病逝前，留下奇怪遺言：我死后你們不可放聲而哭

1960年5月，臺北陽明山，一個瘦老頭快不行了。

他躺在床上，眼睛半睜半閉，對著圍在跟前的老部下和親戚，用盡最后一點力氣擠出幾個字：“我死以后，不準大聲哭，喪事別搞復雜了?！?/p>

這話說完，屋里的人都愣住了，誰能想到，當年那個喊著要跟太原共存亡的閻老西，臨了臨了，竟然就求個悄沒聲兒地走。

這個老頭，就是閻錫山。

當年在山西，他可是個響當當?shù)娜宋?，土皇帝當了三十八年?/p>

那會兒，他嘴邊老掛著一句話：“存在就是真理，活著才有一切?！?/p>

就憑著這股子勁兒，他在那亂哄哄的民國愣是站穩(wěn)了腳跟。

時間往前倒回個十來年，1949年初，太原城外，解放軍的炮口黑洞洞地對著城墻。

那時候的閻錫山，跟現(xiàn)在這個奄奄一息的老頭可完全不是一個樣。

他站在臺上，唾沫星子橫飛，對著手底下那幫山西兵蛋子喊話：“這一仗，打贏了是給國家盡忠，打輸了咱就成仁取義！

我閻百川，陪著大伙兒一起死守！”

底下的人一聽，熱血沸騰啊。

總司令都這么說了，咱們還有啥好怕的？

一時間，太原城里到處都飄著一股子悲壯的味道，連空氣聞著都跟平時不一樣。

好多軍官都寫好了遺書，準備跟這座城一起完蛋。

閻錫山還特地給自己的心腹梁化之交代，要是城破了，要么自己解決，要么拉響炸藥，反正不能讓共產(chǎn)黨抓了活的，尸首都不能留個完整的。

聽著是挺爺們兒，可誰能想到，就在閻錫山慷慨激昂地動員大伙兒去死的時候，他自個兒的行李早就收拾好了。

一箱箱金條，一卷卷古董字畫，被悄悄地運到了機場。

太原的炮聲還沒到最響的時候，一架飛機就偷偷摸摸地從城里飛走了。

飛機上坐著的，正是那位發(fā)誓要“奮戰(zhàn)到底”的閻總司令。

他跑得那叫一個利索，連自己的五姨太和跟了多年的警衛(wèi)員都沒通知一聲。

后來太原城破，消息傳到他耳朵里。

他的五妹閻慧卿絕望之下，對著自己開了一槍。

那些對他忠心耿耿的部下，比如徐瑞、李子云，打光了最后一顆子彈，集體自殺了。

他們用命實踐了對長官的承諾，可他們的長官呢？

據(jù)說閻錫山聽到這些死訊，臉上沒啥特別的表情。

他心里頭盤算的，是下一站在哪兒落腳，怎么才能繼續(xù)“存在”下去。

那些死在太原城里的忠魂，轉(zhuǎn)眼就成了他向蔣介石表忠心的資本。

離開了山西那片黃土地，閻錫山就像被拔了毛的公雞，威風不起來了。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想在國民黨這艘快沉的破船上找個救生圈，只能去抱一個人的大腿——蔣介石。

這倆人可是老對頭了，當年中原大戰(zhàn)，閻錫山還聯(lián)合馮玉祥，差點把老蔣拉下馬。

可現(xiàn)在不一樣了。

閻錫山跑到南京，一見到蔣介石，那腰彎得比誰都低。

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太原那些為他殉死的手下，包裝成了“太原五百完人”。

他跟老蔣說，這些人是黨國的忠烈，精神可嘉，得大力宣傳，讓剩下的地方都學學他們，跟共產(chǎn)黨拼到底。

老蔣一聽，這主意不錯啊，正需要這個來鼓舞士氣。

就這么著，閻錫山這個剛丟了老巢的喪家犬，一下子就成了蔣介石跟前的紅人。

國民黨在大陸的局面一天不如一天，老蔣琢磨著退到臺灣去。

他也在反思為啥會敗得這么慘，想來想去，覺得是內(nèi)部太腐敗，老百姓不跟他們走。

閻錫山這人精，立馬就嗅到了機會。

他跑去跟蔣介石說：“總裁，我看共產(chǎn)黨能贏，關鍵是他們搞‘土地改革’，把農(nóng)民都拉過去了。

咱們到了臺灣，要想站住腳，也得干這個，而且要搶在他們前頭干！”

這話一說出來，國民黨內(nèi)部立馬就炸了鍋。

陳立夫第一個跳出來反對：“胡鬧！

我們還沒到臺灣呢，就要先把臺灣那些地主的土地給分了？”

陳立夫沒看明白，閻錫山這招高啊。

他出的這個主意，正好是蔣介石想干又不好意思干的事。

老蔣早就想收拾“四大家族”這些利益集團了，苦于沒個由頭。

現(xiàn)在閻錫山這個“外人”提出來了，老蔣正好可以借坡下驢，拿這個當槍使，去壓制那些反對的聲音。

閻錫山又賭對了。

他的地位蹭蹭往上漲。

到了1949年底，蔣介石“下野”，代總統(tǒng)李宗仁看著這爛攤子實在收拾不了，拍拍屁股去了美國。

臨走前，他把行政院長的位子甩給了閻錫山。

就這么著，閻錫山稀里糊涂地當上了國民黨名義上的一把手。

可他心里清楚得很，自己就是個過渡的。

所以等蔣介石第二年在臺灣宣布“復行視事”，他二話不說，立馬辭職，把權力恭恭敬敬地還了回去。

交了權，閻錫山被安排了個“總統(tǒng)府資政”的閑差。

這官聽著挺大，其實就是個高級擺設。

在臺灣的最后十年，是閻錫山這輩子過得最憋屈的日子。

他徹底收起了在山西當“土皇帝”時的那股勁兒，把他的“存在哲學”濃縮成了四個字：夾尾做人。

他跟蔣介石提的唯一要求，就是讓他帶五十個山西老鄉(xiāng)當隨從。

然后，他就帶著這幫人，住進了陽明山一棟偏僻的小樓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每天就是看書、寫東西，把自己搞得跟個大學問家一樣。

他從來不主動給蔣介石提什么建議，也躲著國民黨里那些拉幫結派的人。

他知道，老蔣這個人，表面上客客氣氣，心里頭記仇得很。

自己當年在中原大戰(zhàn)時聯(lián)合外人反他，這筆賬，老蔣一輩子都忘不了。

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說錯一句話，走錯一步路，都可能掉腦袋。

所以，不說話、不惹事，成了他保命的法寶。

陽明山那棟小樓，看著是他的家，其實更像個籠子。

他把自己關在里頭，從一個呼風喚雨的“山西王”，變成了一個在孤島上自我禁錮的老頭。

1960年，他感覺自己快到頭了，腦子里還在盤算最后一件事：怎么死，才能讓蔣介石放心。

他怕自己的葬禮辦得熱鬧了，老蔣會覺得他舊部還在，想搞事；他怕家里人哭得太傷心，老蔣會以為大家對他這個老對手還念念不忘。

所以，他才留下了那句“切不可放聲而哭”的遺言。

這不光是說給家里人聽的，更是對他自己那個“存在哲學”的最后實踐——就連死，也得死得安安穩(wěn)穩(wěn)，不給任何人添麻煩。

閻錫山死后不久，蔣介石親自給他發(fā)了褒獎令，悼念了一下這位斗了一輩子的老對手。

他那十年的小心翼翼，總算是換來了一個平安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