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迎旭 侯昂妤：毛澤東的抗日戰爭戰略指導

編者按：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孫子兵法研究》編輯部于2025年7月1日邀請軍事科學院原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所長黃迎旭研究員就“毛澤東的抗日戰爭戰略指導”問題進行探討交流，啟發了編輯部同志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作者簡介：黃迎旭，軍事科學院原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侯昂妤，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副秘書長。

文章出處：《孫子兵法研究》2025年第6期

侯昂妤：黃老師您好，今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今天恰逢建黨節，這個講座正當其時。

黃迎旭：能跟大家在一起交流，感到非常榮幸。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4周年的紀念日，在這個日子里講這個主題，是對這場戰爭的最好紀念，也是對黨的生日的最好慶祝。

侯昂妤：中國共產黨在偉大的抗戰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黃迎旭：是的。毛澤東的決定性貢獻，就在于正確解決抗日戰爭的戰略指導問題，毛澤東由此而獲得了崇高威望。所以我們紀念抗戰勝利，重溫毛澤東的抗日戰爭戰略指導非常有意義。對于我們正確認識這段歷史，提高我們的戰略判斷能力和戰略決策能力也是有幫助的。

毛澤東的抗日戰爭戰略指導正確解決抗日戰爭一系列全局性問題，歸結起來，主要正確解決了兩個從根本上決定全局的問題，一個是如何處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問題；一個是如何打持久戰的問題。另外，還有如何正確開展反摩擦斗爭問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問題等，這些問題也很重要，關于這些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對于我們黨豐富政治斗爭經驗，形成高超的政治斗爭藝術具有重要意義，但決定全局的，還是上述兩個問題。

侯昂妤：是的。第一個問題是要準確判斷主要矛盾、主要對手，第二個問題是要回答如何取得勝利。先請您談談第一個問題：如何處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

黃迎旭：好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抗日戰爭戰略指導首先要解決好政治問題，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以及政治策略。

制定抗日戰爭政治路線以及政治策略的依據是什么？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主次地位的轉換。近代以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存在著兩個基本矛盾——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當各個帝國主義國家按照“利益均沾”原則，利用中國政府及地方勢力代理它們各自的利益，對中國實行間接統治時，國內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當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要把中國完全變成它一家的殖民地時，民族矛盾就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處于從屬地位，階級斗爭要服從民族斗爭。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妄圖將中國變為殖民地，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就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人民大眾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矛盾及中華民族與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這是中國共產黨制定和實行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依據。具體來說，就是與國民黨開展第二次合作，由“人民共和國”轉變為“民主共和國”；從“反蔣”轉變為“聯蔣”；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根據地改稱為“邊區”；將“土改沒收地主土地”調整為“減租減息”。同時，在國際上結成最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包括聯合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

另一方面，階級矛盾并沒有消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依然存在，集中體現為前者同意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但他們不同意政治、經濟改革，仍堅持獨裁統治；后者則不僅要求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且要求政治、經濟改革，實現民主、自由。另外，英、美等帝國主義搞“東方慕尼黑”，前者會響應。因此，在講階級合作的時候，必須防止階級投降主義。

侯昂妤：毛澤東準確判斷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因此，毛澤東提出“重新與國民黨合作，為救亡而奮斗”。對中國共產黨來講，要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最核心的就是“獨立自主”這4個字。

黃迎旭：獨立自主包括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首先，我談談政治方面。第一，要堅持共產黨的性質，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全黨。第二，要爭取抗日戰爭的領導權。毛澤東把這個問題歸結為“誰追隨誰”的問題，不是要與國民黨爭國家統治權，不是要把國民黨置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而是使我們黨的抗日戰爭政治綱領成為全國抗戰的政治綱領，這就是徹底驅逐日本帝國主義。這就是說，我們黨應當發揮政治領導作用，毛澤東把這種作用稱為“總參謀部”作用。第三，要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但領導權還掌握在共產黨手里，拒絕國民黨在八路軍、新四軍安插副職；堅持黨領導人民軍隊的基本制度；堅持黨在人民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更重要的是，八路軍、新四軍的調動只聽命于共產黨的中央軍委。第四，要對國民黨的反動性、頑固性和對外妥協性進行必要的斗爭，對它的進步性不能估計過高。對國民黨的方針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1938年12月，蔣介石在重慶對周恩來、王明等說，取消共產黨，或把共產黨并入國民黨這件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么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a。

其次，我談談軍事方面的獨立自主。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最初提法是“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1939年1月《〈八路軍軍政雜志〉發刊詞》正式表述為“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采取這個方針，是考慮到八路軍、新四軍與日軍的力量對比，更深刻的考慮則是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方針。第一，就指揮關系而言，是在我們黨領導下獨立進行的，不受國民黨約束，不受國民黨領導和指揮，有獨立指揮權和獨立行動權，對國民黨軍隊只作戰略配合，一般不作戰役戰斗配合。第二，就作戰形式而言，主要是游擊戰，在全國戰場以運動戰為主，在敵后戰場以游擊戰為主。第三，就軍事部署而言，分散和活躍于敵人后方和側翼。這有一個變化過程，先是設想集中部署于恒山山脈，日本占領平津后，分散部署于呂梁山到五臺山；太原失守后，分散部署于管涔山到太岳，呈扇面展開，面向華北平原。敵后戰場，是中國共產黨的主戰場。第四，就戰略重心而言，是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主要精力用于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

侯昂妤：毛澤東的主張一開始在黨內獲得了廣泛接受和支持嗎？

黃迎旭：一開始并沒有，黨內廣泛接受有一個過程。在1937年8月22—25日召開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關于軍事問題，毛澤東指出，軍事問題就是戰略問題，抗日戰爭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在同國民黨的關系上，毛澤東指出，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黨的獨立自主原則，要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在1937年12月9—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全面否定洛川會議確立的政治路線，也包括軍事路線，反對統一戰線內部斗爭，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王明在軍事上提出“五統一”：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統一作戰計劃。后來又發展為“七統一”，增加了統一編制、統一作戰行動。這就是要把人民軍隊交給國民黨。毛澤東堅決不同意，他后來回憶說：“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促使全黨接受毛澤東主張的是兩件事。一件是國民黨在1939年1月召開五屆五中全會，確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這標志著國民黨的政治倒退。再一件是共產國際的態度。任弼時、王稼祥先后赴蘇聯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共產黨內情況，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王稼祥在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傳達了這一精神。

總之，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就是因為不僅考慮到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且考慮到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后建設一個光明中國。

侯昂妤：接下來，想請您談談第二個問題，如何取得勝利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打持久戰的問題。

黃迎旭：抗日戰爭的基本戰略方針就是持久戰，國共之間有高度共識。李宗仁在1933年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焦土抗戰論》。1931年日本侵占了東北，又表現出對整個中國的野心，當時中國就開始考慮怎么去戰勝日本。李宗仁提出要焦土抗戰，通過長期抗戰來消耗敵人，最后取得勝利。中國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給蔣介石上書，講“拖的哲學”，講要持久抗戰。陳誠回憶，1936年10月，蔣介石的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已確定。a所以說在是不是打持久戰這個問題上，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沒有分歧，分歧在于持久戰該怎么打。

侯昂妤：是的。毛澤東從未以持久戰的首創者自居，他在《論持久戰》的開篇指出：“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但是為什么會有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這意味著，在他之前，很多人說持久戰，但是并沒有系統地論述清楚，這是毛澤東寫《論持久戰》的目的。

黃迎旭：的確如此。國民黨是主張持久戰的，但對于如何進行持久戰則含混不清，在戰略上有嚴重缺陷。一是政府抗戰，要人民服從所謂“秩序”。1937年7月17日的“廬山談話”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又稱“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二是初戰即決戰，節節阻擊。實質上是消極防御。三是寄希望于國際干預，淞滬會戰打了三個月，中國軍隊損失25萬余人，就是想把英、美力量引進來。戰略錯誤導致抗戰初期陷入戰略被動。

毛澤東回答了如何正確地開展持久戰的問題，創建了系統且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持久戰戰略。

侯昂妤：毛澤東首先將中日雙方進行了系統對比，指出：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這樣的比較，不是流于眼前、浮于表面的比較，不同于以往的軍事力量比較，更看重的是綜合實力比較，也不同于以往的戰爭實力比較，更強調戰爭潛力比較。他還明確劃分了持久戰的階段。

黃迎旭：毛澤東持久戰戰略的“密碼”（底層邏輯），一是中日雙方的力量對比和轉換，二是能動地推動中日雙方力量對比的轉換。

中日雙方的力量對比和轉換決定了這場戰爭的特點和基本進程：日本強中國弱，日本小中國大，日本退步中國進步，日本寡助中國多助。日本一個優點三個弱點，中國一個弱點三個優點。因此，這決定了最終勝利屬于中國，但不會很快勝利。抗日戰爭有兩個基本特點：在時間上（戰爭進程）必須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在空間上（戰爭形態）呈現為“犬牙交錯”。國民黨的戰略，則沒有階段劃分。

毛澤東以“中日雙方力量對比”為基本依據說明了抗日戰爭“是什么”的問題，然后圍繞“推動中日雙方力量對比轉換”闡述了“怎么做”的問題。實現這個轉變，要靠中國軍民的努力。《論持久戰》兩個部分，前半部分講“是什么”，后半部分講“怎么做”，連接兩個部分的過渡節是“能動性在戰爭中”。

侯昂妤：還想請您談談，怎么能動地推動中日力量對比的轉換？

黃迎旭：第一，高度自覺地貫徹“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原則。毛澤東把這條原則上升為“戰爭本質”，他主張“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第二，始終把爭取戰爭主動權作為戰爭指導的核心，保持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主動性，即善于在戰略處于被動的情況下，爭取局部主動（戰役主動、戰斗主動），即善于創造一個又一個局部優勢，達到最終的戰略優勢。靈活性，即善于以高度機動靈活的作戰去爭取主動，“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計劃性，即善于從長遠的利益來部署近期的戰役戰斗。第三，以己之長對敵之短。日本的短處在于以少兵臨大國；中國的長處在于以眾兵臨少兵。持久戰的正確戰略，就是放大敵的短處，發揮我的長處。怎么做？就是戰略上持久消耗內線，戰役戰斗上速決殲滅外線。在作戰形式上，以運動戰、游擊戰為主，避免消耗大的陣地戰，始終把自己置于機動位置。第四，善于乘敵之隙。毛澤東指出，日本侵華戰爭有五個致命錯誤，一是逐漸增兵。日本計劃三四個月用少量兵力迅速征服中國，“速決”計劃破產后，才由十幾個師團增加到三十個師團。二是沒有主攻方向。總的分為華北、華中兩個方向，沒有主攻方向，各個方向又是平分兵力，如華北是津浦、平漢、同蒲三個方向同時用兵，而且每占一地都要留守部隊，兵力更加不敷使用。三是沒有戰略協同。華北、華中兩個集團之間沒有協同，北打南不動，南打北不動。四是失去戰略時機。攻占南京、太原后停頓時間長。五是包圍多殲滅少。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兵力不足和內部矛盾，因此不可避免，還要不斷重犯。因此，要誘使敵人繼續犯錯誤，并利用這些錯誤陷敵于被動。“敵人的戰略戰役指揮許多不行，但其戰斗指揮，即部隊戰術和小兵團戰術，卻頗有高明之處，這一點我們應該向他學習。”第五，把戰略相持作為扭轉敵我力量對比的樞紐。戰略相持是最困難的階段，但也是最重要的階段，第一階段丟失大城市和交通線并不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第二階段（戰略相持）中力量對比轉換。那么，第二階段戰略是什么？毛澤東用一個“熬”字概括了這個階段戰略的內核。中國在“熬”中逐步將劣勢轉為優勢；日本則經不起中國的“熬”，逐步將優勢轉化劣勢。“熬”不是消極等待，而是以游擊戰、運動戰大量消耗敵人。第六，實行人民戰爭。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力量源泉在人民之中。這是毛澤東與蔣介石之間的根本分歧所在。一是給人民以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使人民切身感受到這場戰爭是自己的戰爭；二是進行廣泛政治動員，讓人民知道為什么而戰；三是軍隊要和人民搞好關系，使人民把軍隊視為自己的軍隊；四是把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廣泛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

到中共七大召開時，中共領導下的軍隊達到90余萬，民兵達到百萬之眾，根據地分布于西北、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十幾個省，人口近1個億，牽制侵華日軍兵力60%。相比之下，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一直處于被動之中。正是因為共產黨實行了一套正確的戰略策略，所以在抗日戰爭當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也正是因為毛澤東為我們黨制定了正確的戰略策略，所以毛澤東真正贏得了領袖的地位。

侯昂妤：黃老師講得非常精彩，把毛澤東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從兩個方面講得很透徹，一個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判斷，一個是持久戰。我想請教黃老師兩個問題。1936年的10月22日，毛澤東致電葉劍英請他買一點書，要買一些關于戰役指揮與戰略的書，包括《孫子兵法》和《戰爭論》。毛澤東在抗戰中著述豐富，占了《毛澤東選集》的56%，4卷占了有2卷。在這當中，他多次引用《孫子兵法》，尤其是“知彼知己”的原則。劉伯承、徐向前也都引用《孫子兵法》。第一個問題就是您認為在毛澤東的戰略當中，中國傳統戰略的智慧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比如《論持久戰》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我們傳統戰略的一個智慧判斷，是最樸素的辯證法。

第二個問題就是國民黨古代兵學研究得不錯，為什么運用得不好？您剛才提到的近代軍事學之父蔣百里，他開創了《孫子兵法》研究的新方式，即以西方的戰史戰例來注解《孫子兵法》。而且他曾在日本留學，特別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所以也提出了持久戰的思想，說“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抗戰期間，國民黨有不少將領都對《孫子兵法》有系統論述，1938年，毛澤東對郭化若說：“你能不能寫點關于古兵法的文章，宣傳點運動戰思想。對國民黨的軍官，搬古兵法，他們懂，聽得進，講馬列、講唯物辯證法，他們聽不進。”可見，毛澤東認為國民黨對古代兵學還是有研究的，但是不會打仗。所以您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持久戰的戰略上，最大的區別是什么？實際上您剛才已經講到人民，我想這個問題能不能從古代兵學的角度給我們一點答案。

黃迎旭：好的。你剛才也講到了，毛澤東在總結十年土地革命戰爭經驗的時候，專門找《孫子兵法》看，就是為了把經驗上升為理論，要讀經典，要看前人在這個問題上有什么理論可以借鑒，可以被吸收。任何一個軍事家在總結自己經驗的時候都要做這件事情，毛澤東也不例外。毛澤東很看重《孫子兵法》。在遵義會議上，有人質疑他是靠《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打仗。其實毛澤東之前確實沒研究過《孫子兵法》，到了延安以后，他要找來看一看。毛澤東研讀了《孫子兵法》之后，顯然是很欣賞這部經典的。我覺得在毛澤東的抗日戰爭戰略指導中，對《孫子兵法》的吸收是很全面的。

首先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毛澤東說這是科學的真理，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種戰爭都要去遵循。所以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首先對中日雙方的全部特點加以比較，找出這些特點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樣才能夠制定出一個符合實際的戰略來。這是毛澤東在他的著作當中明確提到孫子思想的地方，另外還有一些地方他沒有提到，但是我覺得也是相通的，比如像孫子強調廟算，多算勝、少算不勝。毛澤東關于抗日持久戰三個階段的設想，以及對戰爭進程當中的各個階段所應該實行的戰略，還有日本會怎樣做，毛澤東算得非常精到。戰爭不是打一步看一步，在打之前就要把這些主要問題都想好，目標、手段、階段、各個階段的戰略策略，這就是廟算。

我覺得《孫子兵法》中還有一個概念是很重要的，就是勢。勢的概念在西方的軍事理論當中是沒有的，這是中國獨有的一個戰略學概念。這個東西摸不著、看不到，但是它又確實在發揮作用。孫子講的“轉圓石于千仞之山”是勢，《六韜》里的“鷙鳥之擊”也是勢。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實際上講的就是造勢，怎么造成一個勝勢；我們在被動當中，怎么塑造抗日戰爭的勝勢。毛澤東還用到了圍棋的術語，把我們開辟根據地的這樣一些行動叫“做眼”，有些舉動看來是一步閑棋，但是當這個事成了之后，它就是戰略轉變的樞紐。我覺得毛澤東抗日戰爭的戰略指導，最見智慧的地方就在造勢上，也就是并不急于拼輸贏，也可能在這一步我方是被動的，是退卻的，但是我方通過退卻，爭取到一個更有利的態勢。毛澤東最喜歡講退避三舍，用《水滸傳》中林沖和洪教頭比武的故事說明，讓敵人在進攻中暴露出弱點，然后我抓住弱點一拳打出去，這都是勢。毛澤東對《孫子兵法》的借鑒還有很多，但是我現在能體會到的在于以上幾點。

講到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戰略區別，首先是政治立場不同。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以在政治上有兩面性，一面是反對日本侵略的，但另外一面有其軟弱性，遇到重大困難的時候，顯現出軟弱性妥協性。再如我剛才講到的國民黨不認為這場戰爭應當跟社會革命結合起來進行，這種政治上的表現，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根本區別。

蔣介石在抗戰時期實行的是法西斯獨裁統治，搞特務統治。軍統在抗戰時期的任務主要是三個：一是搞日本的情報，二是防共反共，三是防范自身的軍隊。蔣介石控制軍權，一靠人身依附關系，二靠特務。黃埔畢業、前四期、浙江人，這三條具備了才是蔣介石最信任的人，例如陳誠是黃埔軍校的教師，胡宗南是黃埔一期的，他們都是浙江人，這是蔣介石最信任的將領。賀衷寒說自己不可能真正贏得蔣介石的信任，因為他是湖南人。而且蔣介石對國民黨將領中的地下共產黨員抓住就殺，為什么要殺吉鴻昌？吉鴻昌加入了共產黨。共產黨抗戰是要跟社會革命結合在一起的，不僅要驅逐日本，還要建立一個光明的中國。國民黨只是要驅逐日本，但是反對社會革命，既不準備進行土改，又不準備改變獨裁，始終追求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抗戰時期蔣介石找陶希圣寫了《中國之命運》，就是告訴老百姓，中國的命運在于蔣介石，在于國民黨。

在戰略上，剛才我已經講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既是針對黨內一部分同志輕敵或者過于看重敵人的傾向，又是針對國民黨。要打持久戰，首先是要能夠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硬拼，所以就要規劃好這個仗該怎么打。蔣介石則是走一步看一步。郭汝瑰回憶說：“有人說蔣介石重點進攻，是從山東和陜西兩翼進行鉗形攻勢。事實上他沒有這樣高的戰略水平。”抗日戰爭當中也是如此。陳誠在回憶的時候，講到1936年10月在洛陽跟蔣介石的談話，他們想到了以秦嶺到大巴山一線為最終防御線，但他也僅僅想到了這一步。實際上日本打到了宜昌，就攻不動了，到了潼關就再也攻不動了。

蔣介石對整個抗日戰爭缺乏總的戰略籌劃。更要命的是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后，蔣介石不但不積極抗日，反而轉入消極抗日，搞了兩次反共高潮，第三次沒搞成。皖南事變，新四軍損失六千余人，是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在抗日戰爭當中最大的一個損失。所以在相持階段，蔣介石的相當精力是用來搞摩擦了，而不是積極抗日，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戰上很重要的一個不同之點。

共產黨和國民黨根本的不同之點還是對待人民的態度，所以國民黨雖然對《孫子兵法》研究得很好，但是，不在政治上解決好問題，不在歷史上解決好問題，理論再好也沒用，邏輯再嚴謹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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