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宋慶齡去世，與保姆李燕娥同葬，廖承志：她不愿擠進中山陵

1981年2月5日清晨，北京天氣陰冷。78歲的李燕娥在醫院病房里停止了呼吸。她不是政治人物，只是一位在宋慶齡家中服務了五十三年的保姆。噩耗傳入后院，宋慶齡在輪椅上沉默良久，僅說了一句：“李姐先走了，我心里空了一塊。”旁人聽得分明，卻不敢多言。就是在這一天，宋慶齡第一次把自己身后的安葬地點寫進日程——要與李燕娥合葬，地點選在上海萬國公墓宋氏舊墓地。

時間很快擲到3月16日。當日午后，沈粹縝帶著上海方面繪制的新墓地草圖抵京。宋慶齡細細端詳，確認“八穴位置可行”，又囑咐秘書在圖紙旁批下兩行字：左邊埋李姐，右邊留給我，與父母的墓穴保持低一級。交代完畢，她合上草圖，神情平和。

5月初，身體還算硬朗的宋慶齡大著膽子接待了維多利亞大學代表團，并做了二十分鐘英文演講。會后，她對醫護輕聲說：“六月的兒童節，我恐怕趕不上了。”這句近似玩笑的感慨，十來天后變成緊張的病危公告。5月15日早晨6點，醫護匯報病情告急；11點，中共中央、人大和國務院聯合發布新聞；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接收宋慶齡為中共正式黨員。第二天，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又決定授予她“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兩個決定幾乎無縫銜接，也是在為一個時代的告別做鋪墊。

從15日至29日，北京醫院的十層病房燈火連夜，鄧穎超、康克清輪流陪護。其間宋慶齡出現短暫清醒，她拉住鄧穎超的手，只說了六個字：“兒童，和平，李姐。”鄧穎超點頭應道：“都放心。”對話不到十秒，卻是宋慶齡最后一次提及個人與公眾兩條線索。

5月29日20時18分，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終結了她88年的生命。當天夜里，治喪委員會名單敲定，393人之多。

5月31日，大雨初歇，人民大會堂布置完畢。黑紗、挽幛、松柏與戰士交錯排布，巨幅遺像下水晶棺覆蓋鮮紅黨旗。8點30分，鄧穎超、康克清首先步入大廳，隨后是一百名幼兒園孩子和一百名少先隊員——這是宋慶齡生前最牽掛的兩群人。花籃挽帶寫著“沉痛悼念慈愛的宋奶奶”，孩子們見到遺體，許多人不懂死亡，只是跟著大人流淚。值得一提的是，首日就有三萬余人吊唁；到6月2日結束，累計十萬人次，五大洲各色面孔同在長安街外排隊。

6月1日是兒童節。上午8點，人民大會堂外聚集兩千多名少先隊員，他們穿白襯衫、戴紅領巾，一人胸口別一朵小白花。隊伍經過水晶棺時，有小女孩輕聲說：“宋奶奶，我來給您敬禮了。”守靈士兵眼眶瞬間發紅，卻紋絲未動。

6月2日18點30分，靈車駛離大會堂。由于沿途群眾自發聚集，車輛時速不足十公里。從長安街到八寶山十三公里，整整走了七十分鐘。晚風帶走哀樂回聲，近百萬人默立路旁，無人高聲啼哭，只聽得到抽泣。

八寶山告別儀式結束，廖承志在靈車旁嘟囔一句：“她不愿擠進中山陵，這地方才讓她安心。”隨后仰頭擦了下眼鏡，不再多語。

6月4日8點50分，專機降落上海虹橋。上海全市下半旗，停演全部娛樂節目。靈車緩緩駛向西郊萬國公墓，路兩旁站滿市民，一些當年在中國福利會受教的青年高舉寫著“謝謝宋奶奶”的橫幅，字跡稚拙。

9點50分，安葬儀式開始。東側新開墓穴鋪上潔白大理石，旁邊即李燕娥墓。禮兵把覆蓋黨旗的骨灰盒放入槨中，鄧穎超、廖承志等人各獻一朵黃色香石竹。沒有冗長悼詞，只有哀樂。肅立人群里傳出孩子的哭聲，與冬青樹葉摩挲聲交織。

宋慶齡一生，對外人最常用的身份是孫中山夫人；對自己，她寧愿被稱作“孩子們的朋友”。1950年代，她把“斯大林和平獎金”全部捐出，興辦上海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她指導福利會籌建少年宮、兒童劇團；她在政協會議上力推母嬰保健立法。伏羅希洛夫稱她“最勇敢的女性榜樣”，羅曼·羅蘭則比喻她為“力圖沖破羅網的雄獅”。對這些溢美，她淡然付之一笑，卻會為小朋友缺課桌急得拍桌。

內部檔案記載，1979年后的宋慶齡，平均每周親筆簽發三十余封國際來信，內容多與保衛和平及婦幼事業相關。有人勸她注意身體，減少公函，她回答：“能寫一天，就得寫一天。”

1981年6月初的上海，連日陰雨后突然放晴。安葬完成三天后，龍柏依舊挺立，墓前蘭花、杜鵑夾雜郁金山草，簇擁著一塊素凈石碑：“一八九三——一九八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同志之墓”。正對墓碑的，是李燕娥同樣潔白的碑石，兩人相距不足一臂。宋慶齡生前最怕“鋪張”，卻還是留下了這份平實的永恒并肩。

龍柏年年發新芽，石碑表面偶有風雨侵蝕的痕跡。清明、六一、辛亥革命紀念日，來祭掃者從未斷絕。沒有宏大的陵園，也沒有官式儀仗，只有一位革命者堅持的樸素與一座城市恒久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