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名高中生上吐下瀉！島國“諾如”扎堆爆發？

日本又雙叒叕爆諾如病毒中毒！

2026年1月4日，和歌山縣橋本市的“便當村”餐飲店被勒令停業6天，原因是它家的便當讓151名參賽高中生里95人出現嘔吐、腹瀉癥狀，檢測結果直指諾如病毒。

而這件餐飲中毒案已經不是最近發生的首例——就在半個多月前的2025年12月，大阪府東大阪市一家外賣店剛引發113人諾如中毒，處罰結果卻僅僅是停業3天。同期三重縣、宮城縣、靜岡縣等多地也相繼發生了約200人的餐飲中毒案，病原體清一色都是諾如病毒。

要知道日本一直頂著“食安標桿”的光環，怎么一到冬天就被諾如病毒按在地上摩擦？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據媒體相關報道，這些事故壓根不是什么復雜的食品安全難題，全是廚師帶病操作、餐具不消毒這種低級失誤。難道所謂的“日式嚴謹”，在食安問題上就只剩鞠躬道歉了？

一、諾如病毒為啥偏寵日本？

諾如病毒在日本的冬季簡直是“常駐嘉賓”。根據日本公報顯示，每年11月到次年2月都是諾如病毒的爆發高峰，過去5年里，冬春季節的食中毒患者占全年總數的4成以上，有時單起事件就能波及500多人。

這種病毒的可怕之處在于傳染性極強，只要比一?；覊m還小的劑量就足以引發感染。它能通過污染的食物、水源傳播，甚至患者嘔吐物氣溶膠都能造成擴散，潛伏期還只有24到48小時，一旦在集體場景中爆發，根本來不及防控。

可日本偏偏給諾如病毒的傳播創造了“絕佳條件”。冬季本就是病毒活躍期，加上日本飲食中大量生食的習慣，讓病毒有了可乘之機。雖然日本《食品衛生法》規定生食海魚需經零下20℃冷凍7天或零下35℃冷凍15小時殺滅寄生蟲，但對于諾如病毒這種耐低溫、耐酒精的“頑固分子”，這套操作根本不管用。

更關鍵的是，日本沒有強制推行生食深度加熱的規定。世衛組織早就提醒，諾如病毒污染的食材需加熱至85℃以上持續1分鐘才能滅活，但在日本的餐飲行業，“保持食材本味”的理念往往凌駕于安全之上。尤其是便當、外賣這類預制食品，從制作到食用可能經過數小時，恰好給了病毒繁殖的時間。

二、低級失誤？日本食安早成了篩子！

多起中毒事件的溯源結果，簡直讓人哭笑不得。富山市一家壽司店查出3名感染諾如病毒的員工，卻依然讓他們接觸食材；大阪那起113人中毒的事件，調查發現是廚師腹瀉后未徹底洗手就處理食物；和歌山的“便當村”更是直接被查出餐具消毒記錄不全，食材儲存溫度超標。

這些失誤放在任何一個重視食安的國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低級錯誤?？稍谌毡?，這類問題卻屢禁不止。核心原因在于日本食品行業的健康篩查存在巨大漏洞——現有法規只要求員工“出現癥狀時暫停工作”，對無癥狀病毒攜帶者沒有強制檢測要求。

要知道，諾如病毒的無癥狀感染率并不低，尤其是GII.4型諾如病毒，無癥狀攜帶比例高達25.8%。這些感染者看起來沒毛病，卻能持續排毒，污染食材和器具的風險一點不比確診患者低。2025年4月栃木縣的中毒事件就印證了這一點，涉事盒飯供應商的8名員工都是無癥狀感染者，最終導致72人中毒，其中1名高齡男性不幸去世。

更離譜的是，即便出了人命，涉事企業也只是被停業3天你敢信？

可以說，日本這種“罰酒三杯”式的處罰，根本起不到震懾作用。反觀某大國，根據《刑法》和《食品安全法》，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導致十人以上嚴重食物中毒，就可能構成刑事犯罪，面臨有期徒刑和高額罰金，最高甚至可能處無期徒刑······顯然以食品安全聞名的日本，在管理措施上簡直可以稱之為兒戲。

三、再看“躬匠”文化：用態度可以替代追責？

每次食安事故曝光后，日本企業的操作都如出一轍：開記者會鞠躬道歉，承諾加強衛生管理，然后停業幾天就卷土重來。和歌山“便當村”的負責人在記者會上90度鞠躬，說“給大家添麻煩了，我們會深刻反省”；大阪涉事外賣店更是只停業3天就恢復營業，連整改報告都沒有對外公開。

這種“鞠躬道歉就能過關”的文化，早就引發了日本民眾的強烈不滿，日本輿論每次也都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但匪夷所思的是，事后這些企業該咋樣還是咋樣。

多起食安事件的背后，其實是日本追責機制的嚴重缺失。對比某大國的處罰力度就能看出差距：熊貓家對食安違法企業不僅有高額罰款，還會實行“終身禁業”，相關責任人可能面臨刑責；而日本對食物中毒的處罰以行政處分為主，而且罰款金額普遍不高，更沒有完善的刑責追溯體系。

根據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食品企業的主要責任是“基于科學知識采取必要措施”，但法律中缺乏具體的處罰細則和執行標準。這就導致監管部門只能采取停業整頓這種“軟措施”，即便企業反復違規，也難以進行重罰。例如2025年3月食其家門店味噌湯中出現老鼠尸體，最終也只是停業整改和道歉，沒有任何負責人被追究刑責。

四、矛盾難解：日本飲食文化是惡之源······

在筆者看來，日本食安監管的尷尬，本質上其實是飲食文化與公共安全的互相矛盾與失衡。

一方面，生食文化被認為是日本餐飲的核心競爭力，“刺身要鮮、便當要原味”的理念深入人心，企業擔心加熱會影響口感和銷量，不愿主動采取更嚴格的消毒措施；另一方面，日本在制定監管政策時，過度依賴行業自律，缺乏強制力保障。

其實日本并非沒有完善的食安法規，《食品安全基本法》中明確規定“要在食品供應各環節采取適當措施確保安全”，還要求“基于科學知識和國民意見制定政策”。但法規的生命力在于執行，然而日本的食安監管往往流于形式。以餐具消毒為例，日本法規要求餐飲企業定期消毒并留存記錄，但可能是人手不足或其它原因，監管部門的抽查頻率很低，很多中小企業都是“應付檢查”，在早前的報道中提到，甚至連消毒記錄都沒有。

更讓人擔憂的是，日本餐飲行業的人工短缺問題加劇了食安風險。為了節省成本，很多便當店和外賣店讓員工身兼數職，清洗、切配、打包一人包辦，消毒流程被大幅簡化。富山市那家壽司店之所以讓感染員工繼續工作，就是因為人手不足，擔心停業會影響生意。

五、輿論倒逼改革，日本食安就能“痛改前非”？

連續爆發的食安事故，日本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例如2025年4月栃木縣中毒事件后，日本厚生勞動省緊急召集專家會議，提出了三項改革建議：要求食品加工人員每季度接受諾如病毒檢測，冬春季節增加檢測頻率；推廣自動化設備減少人工接觸；建立食品溯源平臺，公開加工人員健康狀況。

但這些建議至今沒有落地成為強制規定。日本餐飲行業協會以“增加企業成本”為由強烈反對，部分消費者也擔心“過度監管會影響食材口感”，改革陷入了兩難境地。截至2026年1月，只有東京、大阪等少數城市試點了員工定期檢測制度，大部分地區依然沿用舊規。

對比某大國的食安監管體系，日本確實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不僅需要強制的員工健康證明制度，還有“明廚亮灶”等工程讓消費者實時監督，一旦出現食安問題，企業面臨吊銷執照、行業禁入等嚴厲處罰。這種“零容忍”的態度，才能真正守住食安底線。

但日本的情況也有其特殊性。生食文化根深蒂固，中小企業占比高，監管難度確實較大。如何在保護飲食文化和保障公共安全之間找到平衡，是日本面臨的最大難題。

不過反過來想想，在一個連“核食”都能吃得下去的國家，區區諾如病毒，反而顯得無足輕重了······

本文參考引用來源：

日本《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等相關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