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紅軍破譯敵軍密碼，奇兵截擊蔣介石，臨時改道脫險

1935年9月10日，黨中央決定率紅一、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脫離川西地區先行北上。毛澤東在下決心時，交代葉劍英：二局一定要帶上，并囑咐葉劍英叫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三人先走。毛澤東所以這么做，因為這三人是中革軍委二局的“破譯三杰”

鄒畢兆有篇回憶錄《玻璃杯》，第一句話就說：“毛澤東說：‘和蔣介石打仗，我們是玻璃杯押寶，看得準，贏得了。這個玻璃杯就是破譯敵人密碼的工具。’”

鄒畢兆回憶說：“1932年11月我調到中革軍委二局時，破譯蔣介石密碼的工作正在大力發展中，二局從事技術工作的同志都在全神貫注地工作。破譯出蔣介石的密碼電報，本身就是個大動力，自然大家的情緒非常高。我也積極地投入到破譯工作中去。”

“我與曾（希圣）局長、曹祥仁他們一起破密碼，因而得到經驗和啟發，進而能夠獨立破密碼。”

“自從第四次反‘圍剿’以后，蔣介石用的密碼，大為改進，幾乎完全不用明碼電報本做底本，而是另行自編密碼本，我們叫它‘特別本’。自編本花樣多變，這樣就大大增加了破譯的困難和工作量。破譯人員再不能有別的時間了，曹祥仁同志和我也就不再擔任報務了，領導要我倆專門搞破譯（軍委二局單獨設立一科——破譯科。科長曹祥仁，副科長鄒畢兆）。”

1933年2月，曹祥仁和鄒畢兆破譯蔣介石第一個特別本密碼，及時配合了紅軍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到長征前夕，電臺偵察已達到了得心應手的高峰階段。

盡管條件十分困難，但能做到“敵發我收、敵通我通”的驚人水平，主控方向的抄報率經常保持在百分之百，譯通率經常達到“來一個通一個”，在許多關鍵時刻，創造了不少“邊抄邊通”的奇跡。

鄒畢兆說：“破譯了敵人密電碼，蔣介石軍隊的部署、調動、企圖、裝備、補給、處境乃至口令、信號，紅軍全部掌握了。”

“1933年1月，紅軍由黎川向金溪北進，看準了孤立于黃獅渡的敵人，將該敵第五師十三旅消滅，活捉旅長周士達，威脅撫州。蔣介石派吳奇偉九十師由撫州進到滸灣，要向金溪北進犯，紅軍總司令部決心殲滅該敵。

1月8日我軍部隊拂曉出發，但是吳奇偉幾時前進的電報尚未收到。周副主席、朱總司令、各軍團首長都在等待二局的情報。二局的同志更是全神貫注地緊緊抓住吳奇偉電臺的通報，大概8點過后，才收到吳奇偉師出發前進的電報。我們破譯科立即破譯出來。

有了這個電報，紅軍各部便分頭向指定的陣地開進，經過激烈的戰斗，吳奇偉的第九十師在行進途中遭紅軍痛擊，損失慘重，狼狽敗回。紅軍得勝后，緊接著回軍進攻南豐。在紅軍攻城時，蔣介石調動大軍分3路進攻，企圖斷我后路。于是我軍放棄攻取南豐，而向宜黃方向迎擊西路敵人，結果于2月27日、28日在東黃坡將正在集結的敵五十二師、五十九師一舉消滅。

蔣介石仍不甘心，再以十一師、九師，從中路再向廣州前進。我軍又于3月21日在草臺岡將陳誠的王牌第十一師基本殲滅。敵‘圍剿’軍總指揮陳誠聽到第十一師被殲的消息，急得吐血。

蔣介石也十分痛心，在給陳誠的手諭中說：‘此次挫失，慘凄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就這樣，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于1933年二三月時，就在我根據地邊緣，在其調動部署之際，被粉碎了。”

鄒畢兆的這個回憶，把紅軍痛快淋漓地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過程（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因）全部呈現了出來。

鄒畢兆還說：“我們制造的大玻璃杯，把蔣介石這位委員長也扣在里面。蔣介石變成了我們日日夜夜監控著的杯中人主角。他對他自己花費心力編的密碼是大有信心的。可是蔣介石到死也不知道他的密碼全部為共產黨破譯了。真可謂，虛空者心安，不悟者無恨。”

支持鄒畢兆這個說法的一個例證是，由于破譯了密電，紅軍險些捉住蔣介石！

1933年，紅軍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鄒畢兆回憶：“蔣介石遭此慘敗后，親自來到崇仁中路軍指揮部視察。我們從破譯的敵人電報中，確悉蔣介石定于日間取水路回去。周副主席立即派遣了截擊的兵力。可惜蔣介石臨時改乘汽車，僥幸地走脫了，沒有捉到他。”。

對我軍破譯了敵人的全部密電，不僅蔣不知道，國民黨高級將領也一直蒙在鼓里。1933年，紅軍在登仙橋附近一舉消滅了國民黨兩個師，李默庵為此心情低落，就給在上海的夫人用密碼發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登仙橋畔登仙去，多少紅顏淚枯干。后來，周恩來在西安見到李默庵時說：“你的詩寫得不錯。”并念出了上述兩句，李默庵目瞪口呆。

鄒畢兆說：“在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后不久，約在1933年4月，中革軍委將二局分成前、后兩部分。曾希圣、曹祥仁同志仍留前方。后方二局由錢壯飛同志任局長，我被分配到后方二局(（負責破譯）。原后方偵察臺合并到二局來。”

鄒畢兆的加入，使得中革軍委無線電技術偵察工作的局面很快打開，取得成效。1933年5月6日，鄒畢兆破譯敵人密電，獲悉國民黨軍六十三師由蓮花縣派出4個營和1個騎兵連，經九路沖前往茶陵縣接運軍用物資，立即報告中革軍委。紅軍于5月6日進至九路沖待敵，7日殲滅了該敵。

敵第六十三師龜縮于蓮花縣城，不敢出動。湘軍第一縱隊司令劉建緒令四十三旅、五十五旅掩護一個運輸營，由茶陵向蓮花押運軍用物資。紅軍獲悉情報后，又于蓮花縣棠市設伏，5月29日殲敵一部，俘敵團長以下官兵1000余人，繳獲步槍500余支、電臺一部。紅八軍在一個月內連打兩次勝仗，受到中革軍委的嘉獎。

1933年7月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決定為在革命斗爭中“極有功勛”的紅軍官兵頒發紅星獎章，紅星獎章是紅軍時期最崇高的榮譽，共計頒發166枚。中革軍委二局也受到了最高獎賞。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等人忍著病痛，夜以繼日地頑強破譯了國民黨軍352本密碼，幾乎是每天破一本。但是，掌握軍事大權的李德卻對這個大“玻璃杯”，卻棄之不用。

鄒畢兆說：“在第五次反‘圍剿’時，雖然二局提供了最清楚的情報，但還打不好仗，連我們也很著急。蔣介石的首腦機關和凡配有電臺的師旅以上的司令部，他們干什么，只要通過電報，我們也就知道什么。但是，自從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以后，紅軍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中革軍委機關代號紅星縱隊，其中的軍委二局稱第四分隊。長征途中，為了確保每天24小時工作不停頓，第四分隊采取兩梯隊工作制。

這時，中革軍委二局組成人員有：局長曾希圣、副局長錢壯飛；一科（破譯）科長曹祥仁、副科長鄒畢兆；二科（校譯）科長李作鵬，譯電員戴鏡元、段連紹等六七人；三科（偵收）科長胡立教，偵收員李力田、賀俊偵等10余人。此外，還有技術人員30多人及警衛分隊、運輸隊、炊事班。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紅軍進入湘南。11月23日，湖南軍閥何鍵緊急布置兩個兵團向湘江上游集結。這個密電當天就被中革軍委二局破譯，于24日向各軍團做了通報。但此時紅軍8萬多人的大部隊距離湘江還有80多公里，中間還有一條瀟水。

毛澤東當時就提出不要過瀟水，但博古和李德頑固堅持去湘西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不顧一切地硬往敵人的口袋里鉆，結果紅軍在湘江之戰損失5萬余人，占中央紅軍總兵力的58％以上。

紅軍到達湖南通道之前，中革軍委二局破譯了國民黨軍多份密電。湖南軍閥何鍵密電稱：“判斷匪尋蕭匪故道西竄已甚明顯。”電令修筑4道封鎖線，15個師張網以待。面對如此嚴重的敵情，博古、李德仍于12月3日命令紅軍北上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

12月上旬，紅軍來到湘桂邊界的越城嶺。翻越老山界之后，開始有建議權的毛澤東，根據中革軍委二局的情報判斷紅軍應該西進貴州，從而躲過蔣介石在湘西設下的口袋陣。

中革軍委作戰參謀呂黎平回憶：12月11日晚到12日凌晨，中革軍委二局破譯了國民黨軍第一兵團總指揮劉建緒部署截擊紅軍的密電，內容為在通道以北的綏寧地區構筑封鎖線，防止紅軍北竄。毛澤東看到中革軍委二局送給他的情報和我軍次日行動的計劃后，非常生氣，立即來到一局，找到周恩來、博古，激動地說：“我軍如繼續北出湘西，正中敵人下懷，不是往死洞里鉆嗎？”

當晚，應毛澤東的要求，中革軍委召開了緊急碰頭會，在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的支持下，博古、李德被迫同意毛澤東的主張，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黎平方向進軍，避免了自投羅網被殲滅的命運。

1935年1月3日9時，紅軍在烏江界河渡口發起猛攻，擊潰黔軍第三旅林秀生部，強渡烏江成功。中革軍委二局破譯敵軍的往來密電獲悉：貴州軍閥王家烈向蔣介石密電哀求蔣介石派兵圍堵。而蔣介石卻捉襟見肘，只能從鄂豫急調上官云相的第九軍進入川、黔。

中革軍委從這些密電中分析出，蔣介石在貴州和遵義周圍的兵力非常空虛。這一態勢，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和中央紅軍的休整爭取到了時間。而二局的同志繼續日夜守候在電臺旁，密切注意敵人的動向，直到1月19日紅軍離開遵義。

毛澤東后來對曾希圣說：“沒有你的情報，博古可能只會‘博古’不會‘通今’，不會同意改變行軍方向；不去貴州，何談遵義，遑論遵義會議了！進軍貴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1935年3月，紅軍第四次渡過赤水河，準備南渡烏江。二局破譯密電得知，周渾元、吳奇偉6個師轉往東南方向逼近中央紅軍主力，同時在烏江南岸還有國民黨軍3個師的部隊，中央紅軍面臨一場惡戰。

曾希圣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假冒蔣介石的密電，令這6個師偏離東南方向前進。假電報發出后，周渾元、吳奇偉深信不疑，真按二局的指揮去往了打鼓新場。中央紅軍避免了一場血戰，3天后順利渡過烏江。

之后，中央紅軍進入云南，對昆明虛晃一槍后，抓緊時間搶渡金沙江。蔣介石派飛機偵察發現中央紅軍有北上可能，即令國民黨軍“星夜兼程圍追堵截”，其第十三師距離紅軍后衛部隊只有一天半的路程。

呂黎平回憶：“1935年5月4日，軍委總司令部在云南的皎平渡渡口，軍委二局又破譯敵報，得知國民黨第十三師師長萬耀煌為了保存實力，不愿孤軍深入尾追我軍，便向蔣介石謊報，在其前進的方向上，沒有發現共軍的形跡，故決定在團街原地休整一天，然后再沿原路返回，協同友軍從其他方向‘圍剿’共軍。

毛澤東據此密電認為可以利用這一矛盾，贏得四五天時間。他用紅鉛筆指著地圖對我們幾個參謀說：你們知道三國時代諸葛亮借東風的故事嗎？我們現在借用蔣介石與萬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隊調到這里來渡江。將來也要后人寫個故事吧！

于是，在5月5日電令因無船不能渡江的紅一、紅三軍團沿小道兼程向皎平渡匯集。部隊按時趕到，依次渡江，于5月9日到達北岸。當萬耀煌師按蔣介石的手令，于10日趕到江邊時，紅軍已全部渡過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燒毀。”

這使蔣介石讓紅軍成為第二個石達開的企圖成了泡影。1981年，鄒畢兆根據親身經歷寫了篇名為《渡江》的紀實體分幕式劇本，對這段歷史進行了細致、生動的描寫。

1935年6月14日，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小金縣勝利會師。鄒畢兆回憶：“與四方面軍會合后，駐入地時間長的是毛兒蓋。四方面軍的破譯工作，從1933年開始，一臺、二臺、三臺都是既搞通訊報務，又做破譯工作。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兩個破譯單位的關系很融洽，他們支持我們一批汽油。”

但是，喜悅沒有持續多久，張國燾自恃兵強馬壯，要地位，鬧分裂。

鄒畢兆回憶：“過草地到巴西時，軍委二局駐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參謀長葉劍英。大約在9月10日黃昏時分，葉參謀長通知我們立即回中央軍委駐地，并要曾希圣、曹祥仁和我先走，二局單位隨后趕來。

我們到軍委駐地時首先見到彭德懷軍團長，他見我們來到高興極了，像是松了口氣。這時才知道張國燾擅自命令北上紅軍部隊返回，再過草地南下，中央決定率第一、第三軍團繼續北上。氣氛很緊張，部隊正在加強戒備，以防萬一。”

鄒畢兆回憶錄里說的“中央決定”是1935年9月10日，中央決定率紅一、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脫離川西險境先行北上。

鄒畢兆詳細記錄了中革軍委二局工作的成果，取名為《心血的貢獻》，其中寫道：

“冊中記載：從1932年10月至1938年1月，軍委二局共破譯蔣、湘、粵、川、桂、黔、滇、馬鴻逵、張學良等中央軍和地方軍的各種密碼達1050多個，平均每月17個。

尤其是在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的近4個月時間里，軍委二局在軍情緊迫、敵重兵圍追堵截的險惡環境中，相繼突破了蔣、湘、桂、滇、川當面之敵的密碼94個，及時準確地偵悉了敵人兵力部署等大量密息情報，為黨中央、中革軍委正確指揮紅軍實施兩占遵義、四渡赤水、突破烏江、巧渡金沙江等作戰行動，勝利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實現會師陜北，提供了有力的情報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