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邁向更高臺階——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蘊嶺

縱觀當今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歷程，智庫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為國家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印發十年來，中國智庫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同時也迎來了在新時代邁上更高發展臺階的新任務。圍繞相關話題，本報記者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張蘊嶺進行了專訪。

《中國社會科學報》：

您認為，十年來，中國的智庫在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發揮了哪些作用？還有哪些可以完善的地方？

張蘊嶺：十年來，黨和政府非常重視智庫建設，提供了多種形式的支持。在相關政策推動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得到了快速發展，智庫數量增長顯著，涉及的研究領域越來越廣，產生了一大批新的機構和人才。在我看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戰略研究：聚焦國家發展、對外政策的相關重大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提供理論性、前瞻性、戰略性分析報告；第二，對策研究：針對具體領域的具體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就各方面問題給出相關分析報告并提出相應解決方案；第三，綜合研究：通過發布智庫研究報告，增進社會對智庫研究問題的了解與理解，提升公眾認知和智庫的國際影響力。一個好的智庫，不僅要有高水平的非公開成果，也要有高水平的公開發布成果。與西方智庫不同的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以服務國家發展與對外政策為宗旨，在研究上體現 “建設性”，而不是 “批判性”，成果更多體現在為黨和政府“出謀劃策”上。

當然，在智庫行業整體的快速發展中，也存在著一些有待改進的地方，具體主要表現在：第一，一些從事各種研究的機構雖然被稱為智庫，但是其功能定位較為泛化，沒有體現智庫的特點；第二，評價標準較為單一，過度強調 “批示”，以“級別”分類，不重視社會與國際的影響力。事實上，不是所有的單位都要辦智庫，不是所有的人才都要和能夠從事智庫研究，智庫成果的價值不能僅僅強調“高大上”，涉及地方問題、民生領域等的“小成果”也具有大價值。為此，新階段的智庫發展，需要進一步明確定位和功能，區分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避免功能泛化和研究方向窄化，讓智庫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發揮更全面的作用。在國家層面，可以考慮發布中國特色智庫十余年發展的總結文件或報告，對智庫提出更科學的定位，對未來智庫的發展提出新的目標和要求。

《中國社會科學報》：

您如何看待學術研究與智庫研究的區別？

張蘊嶺：學術研究以理論構建、歷史梳理、基礎分析為核心，側重系統性、學理性探索，其研究的問題未必與政策直接相聯系，特別是基礎理論研究、綜合性研究，并不直接與現實政策相聯系。智庫研究聚焦與政策性相聯系的戰略性、前瞻性、實踐性問題，以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為導向，直接服務于政策制定與實施。二者在功能定位與研究方向上有所不同，但并非分割與對立，可以說，二者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從很大意義上說，學術研究是智庫研究的基礎，為政策分析提供理論支撐、歷史縱深與方法論工具；智庫研究則是學術成果落地的重要路徑，通過聚焦現實問題賦予學術研究實踐價值。國外知名智庫多通過學術交流吸納理論成果，而非自身包攬所有基礎研究，體現了二者的互補性。

如果研究人員沒有學術研究的功底，純粹進行政策性研究，在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研究上，可能會有缺陷。實際上，二者都非常重要，關鍵是我們要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一個規模比較大的研究機構，可以有基礎理論、學術研究團隊和智庫研究團隊，二者成果可以共享，也可以讓兩個團隊的研究人員多交流，相互學習借鑒。不過，從個人來說，還是需要有不同的分工，體現研究專長和特長。

《中國社會科學報》：

對于國際問題研究而言是否也有此區分？

張蘊嶺：國際問題研究也分為學術性研究和智庫性研究。國際問題研究有理論研究，也有應用性研究。在一些方面，應用性更強一些，作為智庫型研究機構，對戰略性、前瞻性和政策性的要求更突出一些。

國際問題的學術研究，如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世界、區域國別歷史研究，世界大趨勢研究等學術研究，為現實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基礎知識和方法。例如，對世界秩序轉型歷史與理論的研究，可為研究中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動世界向新秩序轉變提供理論支持。學術研究也可以帶著問題意識與政策研究相連接，錨定現實關切，進行理論創新，提出戰略、政策制定的思考。因此，要避免把國際問題研究的理論、綜合、歷史研究與戰略、政策研究截然分開，要支持學術研究與智庫研究的交流，增進學術研究與智庫研究的合作。國際問題研究，特別是區域國別研究有著很強的針對性、實用性，重視理論與實踐的協同與對研究對象的實地考察。

《中國社會科學報》：

目前在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有哪些？

張蘊嶺：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智庫成果評價的問題，對于智庫而言，不應過度強調是否發表核心期刊論文，輕視研究報告、專著的價值；也不應過分重視成果是否能被批示，輕視智庫報告的社會影響力與國際傳播力。否則，往往會導致智庫研究以發表核心期刊論文為導向，智庫報告以獲得批示為目標。如此，一則使得學術研究與智庫研究被分割，二則導致研究在狹窄的通道上相互擠壓，影響智庫研究的發展空間與創新性。智庫研究的功能泛化，既對學術研究有不利影響，也對智庫研究有不利影響。事實上，智庫研究對環境、條件，特別是人才，有著特殊的要求。比如，對大部分高校來說，在人文、理論研究上可能更具有優勢。當然，這并不妨礙高校根據自己的特長，建立專門性智庫研究機構，承擔有針對性、有特殊要求的智庫性研究課題，承接受委托的智庫研究任務。但是，高校在智庫建設的過程中，一定要避免一哄而上，盲目追求智庫標簽。對此，我想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改進，讓學術研究與智庫研究得到更好的發展。第一，明確機構定位。區分以學術研究為主和以智庫研究為主的功能定位，避免把學術研究機構智庫化和把智庫研究機構學術化，建設一批以智庫研究為功能定位的高水平智庫。第二，完善評價機制。重視人文社科學術研究中的專著和有影響力研究報告的作用，提升它們在評價量化中的權重，重視智庫研究中戰略性研究報告、公開性研究報告的作用，提升它們在評價量化中的權重，拓寬智庫成果使用評價的結構，讓更多的智庫研究“接地氣”。第三，推動學術研究與智庫研究的交流。加強智庫研究的國際交流與成果傳播，支持智庫研究機構與學術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系，組建合作團隊。

《中國社會科學報》：

國際智庫交流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您的經驗和經歷來看，智庫在公共外交中發揮著哪些作用？

張蘊嶺：所謂公共外交有一個明確的定位，就是由非官方承擔的具有外交功能的活動，有的把它稱為民間外交。公共外交可以是非官方機構、個人主動開展的活動，也可以是非官方機構與個人受政府委托開展的活動。智庫研究與國家的外交政策有直接的聯系，因此，可以在開展公共外交方面起到非常特殊和重要的作用。智庫通過其人員活動、研究成果發布、組織研究和交流活動等多種形式，增進我國與其他國家、國際組織之間的了解和理解，既可以增進知彼，也可以增進彼知，成為國內了解國外、國外了解中國的橋梁。

國外一些有影響的智庫，每年都會“走出去”“請進來”，既會出國進行調研，參加活動，召開很多的會議，也會請各個領域的人才從事研究，開門辦智庫。相比之下，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好，要么是受制于資金不足，要么是受限于管理上的制約。我認為，應該給智庫機構和從事智庫研究的人員更大的支持、更靈活的管理安排，特別是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智庫機構，在開展公共外交方面更需要發揮積極的作用。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我們是面向世界的，所以需要開放。從事智庫研究，很多成果是不公開的，但研究是開放的，所以要鼓勵更多的智庫研究人員“走出去”，或者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交流。在研究上，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要有一個開放的心態和環境，不斷促進智庫的國際交流，更好發揮其公共外交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國的智庫在推動中華文化和當代中國價值觀念走向世界，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方面發揮著哪些作用？

張蘊嶺：智庫的國際傳播應該是雙向的，不是單向的。這些年來，我們強調怎么讓別人了解我們，這很有必要，也很重要。同時，在新形勢下，我們也需要更好地了解別人，特別是要加強對全球南方國家的了解。智庫要加強雙向的交流與合作，只有雙向交流與合作才能起到良好的傳播效果。

還有一點需要重視的是，智庫如何參與到新媒體傳播中。如今，網絡媒體的功能非常強大，在許多方面，引導輿論，引導人們的認知。如何讓從事智庫研究工作的機構與個人更好地利用新媒體，提升傳播的影響力，需要我們去研究。新媒體被各類“網紅”影響著，我倒不支持智庫研究者成為“網紅”，但如果智庫成果需要提升社會影響力，就不能與新媒體脫離。只是同行之間交流，就難以擴大社會影響力，所以智庫與媒體尤其是新媒體要保持適當的聯系和合作。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李想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閆勇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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