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執法監督工作邁入規范化法治化新階段 《行政執法監督條例》的主要亮點和時代價值

武丹/制圖

作者|劉啟川 趙汝慧

責編|薛應軍

正文共2717個字，預計閱讀需8分鐘▼

2025年12月23日，《行政執法監督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公布，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稐l例》共7章44條，進一步加強和規范行政執法監督工作，促進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強化法治政府建設。作為我國首部專門規范行政執法監督工作的綜合性立法，《條例》的出臺，標志著行政執法監督工作從政策推動、實踐探索正式邁入規范化、法治化新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執法監督進入全面法治化的新發展階段。

踐行決策部署，回應時代需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法治政府建設，對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提出一系列明確要求。行政執法工作直接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社會公平正義及黨和政府形象。然而，實踐中，亂收費、亂罰款、亂檢查、亂查封等執法亂象仍時有發生，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等問題亦未根除。這不僅損害企業合法權益、干擾市場秩序，更侵蝕法治權威與政府公信力。在此背景下，《條例》應運而生。它將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法治政府建設目標與執法監督的有效實踐進行有機結合，實現了從政策性指導到法律性規制的升華。

總體來看，《條例》進一步完善機制、規范程序、強化責任，通過立法形式將實踐中行之有效的行政執法監督措施、協調機制等經驗做法予以制度化規范化，這充分彰顯了國家以法治方式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堅定決心。

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

《條例》緊扣“放管服”改革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要求，通過制度化監督為市場主體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發展環境。

《條例》第十一條明確將“亂收費、亂罰款、亂檢查、亂查封”及“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等突出問題納入監督范圍，為企業依法維權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第十二條進一步將行政裁量權基準等執法標準制度的執行情況列為監督重點，旨在從源頭上規范行政裁量權，推動解決長期存在的“類案不同罰”問題，增強執法行為的統一性與可預期性，切實提升市場主體的制度安全感。

此外，《條例》第二十條建立企業訴求快速響應與重點監督機制，規定對“企業和群眾反映強烈、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典型性、代表性行政執法突出問題”進行重點監督，并明確監督機構應對通過涉企行政執法訴求溝通機制、政務服務便民熱線等渠道反映的問題線索及時研判。這構建了遏制執法擾企、保護企業合法權益的制度屏障，有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續激發市場活力與社會創造力。

規范執法行為，保障公民權利

《條例》始終貫徹“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原則，通過細化監督范圍與完善監督程序，切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在監督范圍設定上，《條例》第十一條不僅關注執法亂作為，還將“有案不立、推諉扯皮”等不作為問題納入監督范圍。這體現了對公民訴求響應與權利救濟的全面保障，防止公民因執法機關怠于履職而求助無門。同時，為保障監督能夠觸及真實、深入問題，《條例》第二十二條賦予監督機構調閱資料、約談負責人等多種調查手段，確保監督能夠深入執法一線、觸及真實問題。

在監督處理環節，《條例》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九條構建了從“督辦函”“意見書”到“決定書”的梯次處理機制，并規定“能夠當場糾正的督促立即糾正”，這有利于提升糾錯效率與權利恢復的及時性；第三十二條進一步將監督延伸至執法人員，如可建議對其作出調離崗位、取消資格等處理，實現“對事”與“對人”監督相結合。

總體來看，上述環環相扣的制度設計，彰顯了《條例》致力于約束執法權力、防止權力濫用的價值導向，有利于實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執法決定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強化數字賦能，提升監督效能

面對行政執法面廣量大的現實挑戰，《條例》以前瞻性視野積極擁抱數字治理潮流，以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推動監督模式創新，在第三十七條明確要求“提升全國行政執法監督信息一體化水平”，并“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對行政執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快速預警，實現精準、高效、實時監督”。這標志著行政執法監督正式進入“數智治理”新階段，其通過構建全國一體化、互聯互通的監督信息平臺，可以實現海量行政執法數據的實時歸集、智能分析與風險預警，將被動響應轉變為主動發現，將事后監督轉變為全程監督。

同時，在此基礎上，《條例》對原有的監督方式進行升級賦能，如第十八條規定的執法案卷評查、第十九條規定的執法質效評議等，將在信息化支撐下更加高效、客觀。數字化監督不僅可以大幅度提升監督的覆蓋面與穿透力，也為跨區域、跨部門執法協調提供技術支持，有利于實現監督“全方位、全流程、常態化、長效化”目標。

健全協同體系，凝聚系統合力

依循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系統性、整體性特征，《條例》著力健全黨內監督主導、各類監督貫通協同的治理體系，如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行政執法監督要加強與監察監督的貫通協同，健全信息共享和線索移送機制，推動“對事監督”與“對人監督”有效銜接。同時，要求行政執法監督與政府督查、行政復議等建立健全工作溝通和信息共享機制，并對已進入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程序的爭議明確不重復監督，既避免資源浪費，又引導當事人依法尋求救濟。

此外，《條例》第二十三條還規定，可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新聞工作者等參與監督活動，為社會監督、輿論監督提供制度接口。這些多層次、立體化的設計，體現了《條例》堅持系統觀念、推進體系治理的現代法治思維，有助于打破監督壁壘、整合監督資源，形成監督合力。

夯實制度保障，確保長效運行

為保障行政執法監督的權威性、獨立性與可持續性，《條例》以專章形式構筑了扎實的支撐保障體系。在動力機制方面，《條例》第三十四條將監督結果作為法治政府建設成效評價的重要內容，與政府績效考核掛鉤，為監督工作的落地提供強有力的組織激勵與問責抓手。在能力保障層面，《條例》第三十五條強調國家統籌加強監督隊伍建設，配備相適應人員并加強教育培訓，為履行監督職責提供人力與能力基礎。在源頭規范層面，《條例》第三十六條授權國務院監督機構研究制定行政執法規范化建設標準，從事前環節推動執法質量提升。在資源支撐層面，《條例》第三十八條明確要求將行政執法監督工作所需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給予穩定的財政支持。這共同構筑了行政執法監督制度長效運行的堅實基礎，確保其不因人員、經費或重視程度的變化而虛化、弱化。

可見，《條例》不僅是一部規范行政執法監督行為的程序法，更是一部促進行政執法規范、保障公民權利、優化營商環境的實體法。它從我國國情出發，將黨的領導和法治原則、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權力監督與權利保障、傳統手段與現代科技有機融合，構建起一套系統完備、科學規范的行政執法監督法律制度。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