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頭的蘇聯：放棄越南，把越軍趕出柬埔寨，只愿中蘇重續“友好”

1979年2月17日，對越自衛還擊作戰全面爆發！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持續十年的中越邊境軍事沖突才逐漸步入尾聲。但是，任何一個熟悉中越戰爭史的讀者朋友都明白，對越自衛還擊作戰表面上是中國和越南之間的戰爭，可實際上，卻是中、越、蘇三國的復雜博弈。

中越戰爭的爆發和蘇聯脫不了干系，同樣，中越戰爭的結束也少不了蘇聯。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此時的蘇聯，已然是日薄西山，衰危腐朽。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正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戰略抉擇。一方面，越南是蘇聯在東南亞的重要盟友，但另一方面，與中國這個龐大的鄰國實現關系正常化，對緩解蘇聯的戰略壓力、推動國內改革至關重要。然而，橫亙在中蘇關系正常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之一，正是越南問題……

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會做出怎樣的抉擇？中國還是越南，對八十年代末的蘇聯而言，這是個不亞于“生存還是毀滅”的重大問題。一段由英國歷史學家披露的冷戰秘辛，或許能為我們揭示答案。

根據英國歷史學家羅伯特·瑟維斯在新書《冷戰的結束：1985-1991》第三十三章中引用的蘇聯檔案，長期以來，戈爾巴喬夫一直掩飾著他對越南及其經濟的悲觀情緒。

自1979年中越戰爭全面爆發后，越南被戰爭拖累的百業凋敝，民不聊生，嚴重依賴蘇聯的援助。蘇聯每年需要向越南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以維持其戰爭機器和基本經濟運行。這對于自身經濟已陷入停滯、國內消費品極度匱乏的蘇聯來說，是一個沉重的包袱。

羅伯特·瑟維斯從俄羅斯檔案館中鮮為人知的文件里獲悉，戈爾巴喬夫私下曾表示越南有高達1000萬的失業人口，在他眼中，越南不僅不是一個有價值的盟友，反而是一個深不見底的經濟黑洞，繼續投入只會被拖垮。

戈爾巴喬夫內心對越南的經濟狀況已然感到悲觀，當越南貨幣大幅貶值時，克里姆林宮內部甚至討論了停止對越援助的可能性。

要知道，戈爾巴喬夫的重心始終是推動國內改革，急需將資源從軍備競賽和對外援助轉向蘇聯國內民生與經濟建設。如果繼續為越南的地區野心買單兜底，配合越南繼續和中國打仗，自然會與戈爾巴喬夫的戰略規劃產生直接沖突。

天平兩端，一邊站著中國巨龍，一邊盤著越南地頭蛇。選擇越南，意味著繼續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陷入與中美同時對抗的戰略困境，且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希望；選擇中國，意味著甩掉一個經濟包袱，破解亞洲的戰略僵局，有可能極大改善對美、對歐關系，為國內改革贏得喘息之機。

因此，對越南“放手”，是蘇聯進行戰略收縮、為自己“減負”的關鍵一招。在巨大的戰略利益面前，蘇聯的天平開始傾斜。

簡言之，戈爾巴喬夫打算削弱莫斯科與河內方面的關系，轉而優先發展與中國的關系，哪怕這會犧牲越南利益。

英國歷史學家羅伯特·瑟維斯寫道：

“鄧小平毫不掩飾他對蘇聯改革政策的懷疑，而戈爾巴喬夫則同樣很謹慎，因為如果莫斯科與北京友好相處，可能會徹底損害與河內的關系。”

戈爾巴喬夫雖然對越南經濟保持著悲觀態度，可越南畢竟是實打實的“小弟”，此時棄車保帥，翻臉不認人，似乎有失蘇聯“老大哥”的風范。

于是，戈爾巴喬夫和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在與我國高層的會談中，雖然承認有必要改善關系，但試圖將話題引向抽象的“關系正常化”和雙邊經貿合作，而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等核心問題則采取拖延、辯解或轉移話題的策略。

1988年12月，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在莫斯科歡迎我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并承諾戈爾巴喬夫希望兩國關系更加緊密。謝瓦爾德納澤還向錢其琛外長表示：

“愿意幫助將越南軍隊趕出柬埔寨”。

這聽起來像是一種善意，但其本質是一種口頭承諾，目的在于觀察中國的反應，如果中國對此表示滿意，那么蘇聯就可能無需付出實質行動，僅憑外交辭令就能換取關系改善。

我國領導人又哪里會被這些空話給欺騙？要知道，1989年5月16日，戈爾巴喬夫與鄧公舉行中蘇領導人高級會晤時，在總結歷史經驗時就說了句八字建議：“多做實事，少說空話。”

鄧公和李鵬總理在與蘇聯領導人交流時，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除非蘇聯改變在越南問題上的政策，停止支持越南的軍事存在，否則中蘇關系很難有實質性改善。

于是，曾經與越南稱兄道弟的蘇聯，選擇了“放手”越南，轉而向中國伸出橄欖枝。只是，傲慢的斯拉夫人或許沒想到，他們明明已經放低了姿態，主動來講和謀求中蘇關系正常化，中國卻堅定拒絕成為蘇聯的“小兄弟”。

在另一段文字中，羅伯特·瑟維斯透露，李鵬總理曾向戈爾巴喬夫發出信息，表示中國永遠不會接受對蘇聯的依賴。也就是說，我國高層表露出的強硬態度是，哪怕不需要蘇聯，中國同樣能解決好越南問題。

李鵬總理這擲地有聲的宣言，可以說是奠定了中蘇合力解決越南問題的基調，更是在最根本的層面上和蘇聯劃清了界限。中蘇關系正常化必須是兩個平等主權國家之間的正常化，而非回到過去“父子黨”、“老子黨”的不平等關系。中國人追求的現代化和改革，是獨立自主的，而不是成為任何國家的附庸。

戈爾巴喬夫立即否認蘇聯會利用越南給中國制造麻煩。李鵬總理也重申，中國希望保持獨立自主，避免成為蘇聯的“小兄弟”。他告訴戈爾巴喬夫，除非克里姆林宮改變其在阿富汗和柬埔寨問題上的政策，否則中國和蘇聯很難實現關系正常化。

可以說，我國老一輩領導層在當時表現出深刻的戰略眼光是無與倫比的，他們清楚地認識到，當下，是蘇聯急著需要改善周邊外交關系，是蘇聯要主動向我國拋出橄欖枝，是蘇聯有求于人，我國又怎會在蘇聯不做出關鍵讓步的情況下，就急匆匆同意實現與蘇聯關系的正常化呢？

對于越南問題，領導層更是表現出卓絕的洞察力。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和我國總理李鵬曾就越南問題進行討論。這個老練狡猾的蘇聯政客試圖說服中國相信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誠意時，李鵬總理卻直截了當地回應道，中國“比蘇聯更了解越南”。的確，曾盡心竭力援助越南，又和越南直接交手了近十年的我國，對越南政府的勃勃野心真是再清楚不過……

鄧小平也毫不掩飾對河內的不信任，他強調，中國方面強烈反對莫斯科支持越南在柬埔寨領土上的軍事存在，除非越南真正撤出所有軍隊，否則柬埔寨不會有和平，中國和越南之間也不會有和平。鄧公甚至直言：“沒有人比他更了解越南領導層。”

在我國領導人看來，越南的真正目標是建立一個受其控制的“印度zhi那聯邦”，而這將直接威脅到中國西南邊境的安全。越南的野心如果不滅，蘇聯對越南野心的援助如果不除，那么中蘇關系正常化，免談！

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正在通過越南和柬埔寨問題來“考驗”蘇聯修復關系的誠意。于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發生了，在越南領導人反對其訪問柬埔寨后，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此后便避免訪問越南。

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避免訪問越南這一極度微妙的外交舉動，被歷史學家羅伯特·瑟維斯解讀為蘇聯領導層選擇優先改善對華關系的明確信號。

蘇聯外交此次明確的戰略轉向，為1989年戈爾巴喬夫歷史性訪華、實現中蘇關系正常化掃清了主要障礙。

1989年5月15日，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的邀請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次訪問是自1959年以來蘇聯最高領導人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于5月16日舉行會晤，宣布中蘇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

與此同時，越南在失去蘇聯的強力支持和援助后，其地區戰略難以為繼，最終不得不從柬埔寨撤軍，從中越邊境撤軍，并尋求與中國關系正常化，歷經近十載的中越戰爭也終于走向尾聲。

大國關系的冷酷現實就如丘吉爾所說的那句：“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模一樣。越南的狼狽收場，向整個世界證明，當盟友的價值低于其帶來的成本時，再“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誼也會在殘酷的國家利益計算面前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