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落地北京，沒有先和中方官員會面，而是先去了一場座談會

時隔6年韓國總統再訪華，時隔9年重啟對華國事訪問，李在明1月4日的北京之行本就自帶高光。

但他落地后的第一選擇，卻讓中外輿論集體聚焦：繞開中方官員直接出席旅華韓人韓僑座談會，用“前所未有”定義此次訪問，把“勾畫中韓30年關系里程碑”的基調，先對僑民而非東道主說出。

一邊是朝鮮同日試射導彈的緊張局勢，一邊是韓國國內兩極化的輿論爭議，這場反常規行程的背后，絕非簡單的親民作秀。

要讀懂這步棋，首先得看清李在明的行事風格——他素來以作風果決著稱，且深諳輿論場的運作規律。

與盧武鉉、文在寅等出身首爾核心圈層的左派總統不同，李在明發跡于地方政壇，他的支持者基礎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現狀不滿、尋求變革的群體之上。

此次抵京首站見僑民，可視作他將國內政治中注重“基本盤”與“輿論導向”的策略，延伸至了外交舞臺。

旅華韓僑群體，正是李在明眼中的“雙向紐帶”。這些扎根中國的同胞，既是中韓民間交流的親歷者，也是韓國國內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

李在明在座談會上主動提及半島局勢，強調“中國是韓國推動半島和平統一的重要合作伙伴”，甚至點出北京釣魚臺曾舉辦六方會談的特殊意義，既是向中方釋放合作信號，也是借僑民之口向韓國國內傳遞立場。

畢竟，他在大選期間雖因“務實對華”言論遭保守派猛攻，卻依然保持了穩固的支持率，這說明韓國社會內部對于尋求國家自主與務實外交存在廣泛共鳴，而僑民的反饋，正是撬動國內輿論的關鍵支點。

這場座談會的時機，更暗藏對半島局勢的微妙回應。就在李在明啟程訪華當天，朝鮮向東部海域發射數枚彈道導彈，而此前朝鮮已將“永不放棄核武器”寫入憲法，朝韓關系仍處敏感期。

李在明上任后，對朝政策展現出與前任不同的姿態，這種變化為局勢的緩和提供了可能。

李在明選擇在座談會上先談半島問題，而非留到與中方正式會談，實則是為后續磋商鋪墊基礎。他清楚，半島無核化離不開中國的推動，但韓國尋求從美國獲得核潛艇的訴求又引發中方關切。

如何在中美博弈與朝韓分歧中找到平衡，需要先定調再談細節。而僑民座談會的非正式場合，恰好提供了緩沖空間，既能表達訴求又不至于陷入談判僵局。

反常規行程的背后，還有韓國經濟的迫切訴求。此次隨李在明訪華的，是由韓國主要大企業組成的經濟代表團，這是近年來韓國重啟的大規模經貿組團，足見經濟界對中國市場的重視。

李在明在座談會上直言，中韓在可再生能源、生物技術、數字經濟等領域“擁有無限合作機會”，還主動提及中國在環保科技、電動汽車領域的發展成就，這種務實姿態，意在打破此前韓國部分企業界對華的隔閡心態。

這種務實姿態，精準回應了韓國國內的輿論分歧。目前韓國輿論對此次訪華呈現兩極：樂觀派認為能為韓國開辟新經貿出路，質疑派則援引數據稱“韓國人對華好感度跌至歷史新低”。

李在明用座談會傳遞合作誠意，同時讓經濟代表團隨行站臺，既是向質疑者證明訪華的經濟價值，也是推動中韓合作從“口號”落地為實質協議。

據悉，雙方已敲定圍繞供應鏈投資、知識產權、人工智能等領域簽署備忘錄，韓國股市的相關板塊也因訪華預期提前反應，用市場邏輯印證了合作的必要性。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場行程是李在明“實用外交”的集中體現。他摒棄了尹錫悅政府時期偏向一方的外交模式，轉而尋求更為平衡的對外關系。

恰逢國際局勢動蕩，韓國更需要借助中國這個重要鄰國的影響力，為自身爭取穩定的發展環境。

從提前重申尊重一個中國原則，到在電子入境卡系統中將臺灣標示為“中國臺灣”，再到首站座談會的基調設定，每一步都在釋放“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信號。

當然，李在明的算盤并非毫無阻礙。半島問題的核心矛盾仍未解決，朝鮮對韓國的信任赤字短期內難以填補，外部因素的干擾也始終存在。

中韓關系雖從低谷回升，但要實現“未來30年里程碑”的目標，還需跨越認知差異與外部干擾。

根據行程安排，李在明后續將前往上海，參觀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這不僅是歷史紀念，也是要通過這一象征性地點，進一步夯實雙邊關系的民意基礎，同時彰顯韓國的自主外交意愿。

回望這場反常規的座談會，與其說是外交特例，不如說是李在明的精準布局。它既是對自身政治優勢的運用，也是對半島局勢、經濟訴求、外交轉型的多重回應。

在中韓關系全面恢復的關鍵節點，李在明用一場座談會打破了外交慣例，也為東北亞格局的調整埋下伏筆。

而這場訪問最終能否達成預期，關鍵就在于后續能否將座談會上的誠意，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合作成果，在復雜的國際博弈中走出屬于韓國的務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