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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醫護群體普遍面臨著諸多心理難題。他們因何困擾?又該如何解困?
撰文 | 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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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在醫院工作的楊思(化名)多了一個身份——執業心理咨詢師。
早在二十多年前,正在醫學院讀本科的楊思就對心理咨詢充滿了興趣,她讀過弗洛伊德的書籍,也曾在大學自學過心理學相關教材。后來,因為在醫院工作中受到心理問題的困擾,她出現無食欲、心悸、發熱、失眠等軀體化反應,于是決定走進心理咨詢室。
2020年,原本在醫院負責科研工作的楊思轉向教學管理,她也因此接觸到更多醫學生,了解他們在成長中的煩惱,在日常生活中,楊思發現身邊的醫護也有著諸多類似的心理難題。
通過一位心理咨詢師朋友推薦,她參加了一項兩年長程心理咨詢師培養計劃和多項短程培訓,并獲得了心理咨詢師專業技能證書。
怎樣去調節臨床工作的壓力?如何解決醫患關系問題?這些是楊思在心理咨詢中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就連許多醫生也不太愿意接受心理咨詢,但我鼓勵大家有條件都去做做心理咨詢。”楊思告訴“醫學界”,心理咨詢可以幫助提升自我覺察能力,也可以讓大家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幫助應對各種情況下的難題。
為醫護做心理咨詢
在醫療行業內部,有一條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鄙視鏈”,通常精神科醫生處于這條鄙視鏈相對較低的位置,“精神科的醫生可能又會看不上心理咨詢師”,楊思對此也深有體會。
然而,多年前走入心理咨詢室的那段經歷,成為了楊思人生中極為寶貴的財富,也改變了她的認知。
楊思本科和研究生就讀于國內老牌醫科大學的免疫學方向,后在國外某知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完成博士學業后,她回到老家的一所三甲醫院工作。彼時的她感受到當地與發達地區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希望把在外面學習到的先進理念帶回去,服務和影響更多的人,推動當地醫療環境變得更好。
當時,醫院里像她這樣在國外讀完博士的人少之又少,也沒有和她專業匹配的獨立臨床學科。領導認為,她在科研方面的能力更強,便安排她到實驗室從事科研工作。
后來,楊思又出國做了博士后,回國后進入醫院管理層,先后在院辦、科研處、教育處等多個部門工作。目前,她在南方某三甲醫院工作。
經過多年在求學與工作之間的來回轉換,楊思深刻感受到了學生時代與工作階段的不同。
在學校時,老師總是期望學生們能夠出類拔萃,好學和優秀是被鼓勵和贊賞的。然而,踏入工作崗位后,這些品質并不一定能贏得所有同事和上司的認可,有時甚至可能招致排擠。
她告訴“醫學界”,當時回到老家工作,自己曾一心為了科室利益,卻遭受了打擊報復。于是,她開始參加一些心理學課程,那時還未正式接觸心理咨詢。后來,為了暫時擺脫壓力環境,她選擇出國做博士后。
回國后,楊思通過競聘進入醫院中層管理。她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績,比如為醫院申請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為醫院爭取到相關科研資助等。
同時,在工作中她覺得自己也得罪了一些人,個人成長被限制了,感受到了巨大的無力感和壓力,甚至出現了軀體化癥狀,如發燒、食欲不振等。于是,她開始接受心理咨詢。
經過多次心理咨詢后,楊思找到了自己這些困擾的出口。“接受咨詢后,我發現在工作中,我能夠更好地找到一個平衡點,既關注他人的需求,又不忽視個人的目標。”楊思說,這對自己的幫助很大。
事實上,楊思與心理咨詢結緣已久。雖然在醫院工作,但她一直對心理學感興趣。她告訴“醫學界”,自己出身于雙教師家庭,從小接觸過弗洛伊德的書,雖然當時看不懂,但對心理學有了初步印象。
上大學時,因為喜歡心理學方面的知識,她請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同學幫忙找來了心理學的本科教材,自學了心理學專業課程。
2020年,她通過朋友推薦,參加了長程和多項短程心理咨詢師培養計劃,獲得了心理咨詢師專業技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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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思參加過的心理咨詢師相關培訓并獲得證書/圖片來源受訪者
楊思告訴“醫學界”,她過去的來訪者群體中,涵蓋了醫生、護士等,其中,有些是他人轉介過來的,還有一些是其他醫院的醫務人員。
楊思提到,面對同一個醫院的醫護來訪者群體,他們通常會詢問能否幫助緩解壓力等問題,但往往不會透露太多具體細節。“由于咨詢倫理的限制,我不能為他們正式開展咨詢。再加上大家都是同事,人、事、物之間關系復雜,他們也不便向我透露太多事情。”
對于醫護來訪者群體,楊思一般只會教他們一些呼吸放松法、漸進式肌肉放松法等方法,有時也會運用一些催眠技巧,為他們進行心理暗示,幫助他們更好地放松和應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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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為何困于心理難題?
經過4年頻繁與醫護群體打交道,楊思發現他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普遍面臨著相似的難題。
高壓是醫護群體面臨的難題之一。楊思介紹,醫護人員在職稱晉升方面普遍感覺壓力大。
此外,因臨床工作本身強度高且要求嚴格,許多患者來到醫院,不僅希望治好病,還想要服務好、給他們一定的情感關懷,患者的高期望值也會為醫護人員帶來很多壓力。
一些醫生甚至因此而深感困擾。楊思就有一位臨床學科的同事,因遭遇了一起患者投訴事件,甚至產生了放棄做醫生的想法。
這位患者來醫院治療臉上褐色曬傷斑點,醫生事先明確告知了治療方式是按斑點數量收費,每個斑點的收費是物價部門規定的,醫院無權自行定價。
治療前,醫生和患者也提前溝通好了要治療的斑點數量和每個斑點的費用,患者當時也同意了。但治療結束后,患者卻投訴醫生,說醫生沒告知他要治療這么多斑點,導致他花了冤枉錢,還說醫院的收費比其他醫院高。
結果,楊思的同事不僅被要求向患者道歉,還要退還部分費用,這位醫生覺得非常委屈。
除了這個例子,楊思也聽說過一些“不講道理”的事情。比如有的醫生上午坐診,中途想去上廁所,患者就會言語攻擊醫生;還有醫生因為戴了假發,被患者投訴說醫生不應該愛美。
不過,楊思發現,向她咨詢醫患關系相關問題的來訪者并不多。“這可能是因為大家在醫患關系上會做一個比較好的情感隔離。”她解釋,醫患關系雖然并非主要矛盾,但實際上對醫護人員影響很大,是他們心理壓力的“底色”。
與此同時,與咨詢醫患關系數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現實中有很多醫護會經常向她咨詢家庭關系的問題。楊思解釋,大多數時候,醫護群體在醫院的壓力會被帶回家中,而放大與家人的矛盾。
“比如在醫院,醫護人員受到委屈時不能發泄,只能不斷溝通解釋,帶著巨大壓力回家后情緒容易失控,平時在家庭中的小矛盾也會因工作中的委屈和壓力而被放大。”她說。
“人人都應該學點心理咨詢的知識”
在我國,醫護在成長發展過程中有多種心理支持方式,比如有部分醫院設立了心理工作室,為臨床一線的醫護服務。
楊思向“醫學界”介紹,目前大多數醫院都設有心理科,醫生、護士都可掛號接受心理治療。不過,盡管國內為醫護人員提供的心理支持方式日益豐富,但楊思仍然察覺到其中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部分醫院在心理支持方面配備得更為完善,相關責任人也更加盡職盡責,然而,由于各醫院的具體情況存在差異,整體上仍呈現出一定的不均衡性。”她說。
此外,楊思還發現,對于醫護群體,人們常常認為他們應當具備自我調節的能力。她也聽到過有業內專家表示,如果一個醫生連基本的抗壓能力都沒有,那就不具備從事這一職業的能力。
楊思接觸的大部分醫生,雖然都承認自己壓力很大,也能夠接受心理咨詢,但他們往往更相信自己可以調節。“這可能與醫生職業有關,他們一直處于權威位置,所以更傾向于相信自己能夠調節好。”
楊思也注意到,有些醫生甚至存在嚴重的失眠問題,會選擇吃藥來幫助睡眠,卻不太愿意選擇心理咨詢。
她向“醫學界”解釋,這可能是因為部分醫生覺得心理咨詢只是聊天,看不到明顯效果,而且每次咨詢50分鐘,通常需要進行十幾次甚至幾十次、上百次,他們缺乏足夠的耐心去進行更多的探索。“因此,有醫生也會在進行心理咨詢過程中選擇放棄,即出現脫落現象。”
不過,從楊思角度看,她覺得人人都應該學點心理咨詢的知識,或者找個心理咨詢師。
“因為這樣可以提升自我覺察能力,學會調節情緒,還可以更深入地探索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以及在特定場景下自己的習慣模式,繼而培養足夠的彈性來擁抱這個世界的種種,讓自己不斷成長,成熟。”
例如,當醫生在某次手術中失敗后,可能會陷入自我否定的情緒中,認為自己能力差、沒有價值。但如果他們接受過心理咨詢,培養了覺察能力,就能夠看到自己沮喪、挫敗等情緒背后“我很糟糕”的觀念,并意識到這種觀念并不完全正確。
“他們可以提醒自己,自己已經在醫院擔任醫生,這本身就是能力被認可了,從而緩解對自我的否定,避免產生嚴重的心理問題。”楊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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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醫學界
責任編輯: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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