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蘭發達到什么水平？我去了才發現，差距真的太大

出發去格陵蘭之前，我對這個地方的想象，大概和大多數人一樣，停留在幾個關鍵詞上：冰川、北極熊、愛斯基摩人（后來才知道這個稱呼不禮貌，應該叫因紐特人），以及一個模糊的“落后”印象。畢竟，一個大半國土都被冰雪覆蓋，全境人口加起來還不如我們國內一個小縣城多的地方，能“發達”到哪里去呢？

我心里揣著一種近乎“文明世界”的優越感，準備去體驗一種原始的、粗糲的、遠離現代文明的生活。我甚至還帶了足夠多的方便面和充電寶，生怕在那邊吃不慣、用不上電。

然而，從我踏上格陵蘭首府努克（Nuuk）土地的那一刻起，這種想象就開始一寸寸地崩塌。直到我離開時，我才真正理解了標題這句話的含義——“”。

這個“發達”，不是我們習慣意義上的高樓林立、車水馬龍。恰恰相反，這里的“發達”，體現在一種我們似乎已經丟失，或者說從未真正擁有過的社會形態里。而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距”，也并非經濟數據上的鴻溝，而是一種價值觀和生活優先級的巨大錯位。

這趟旅行，與其說是獵奇，不如說是一場對我既有世界觀的溫和撞擊。有三個故事，或者說三個場景，至今還清晰地刻在我的腦海里，它們像三把鑰匙，幫我打開了理解格陵蘭社會邏輯的大門。

第一個沖擊：下午四點的“死亡線”與“不務正業”的格陵蘭人

故事的開端，非常“接地氣”，源于一個壞掉的熱水壺。

我住在努克一間通過Airbnb租來的公寓里，窗外就是典型的格陵蘭風景：色彩鮮艷的木頭房子，星星點點地散落在光禿禿的巖石山坡上，遠處是深藍色的大海和漂浮的冰山。風景是滿分，但生活總有意外。第三天早上，我準備燒水泡茶，結果房東留下的那個半舊的熱水壺，在發出一陣不祥的焦糊味后，徹底罷工了。

對于一個離不開熱水的中國人來說，這簡直是災難。我給房東發了信息，他很快回復，帶著歉意說自己正在外面小鎮回不來，但告訴我城里最大的那家電器商店叫什么，讓我可以去買一個新的，他回來后給我報銷。

我看了看表，下午兩點半。心想，這事兒簡單。在北京，別說下午兩點半，就是晚上九點，想買個熱水壺，打開外賣軟件，半小時內就能送到家門口。退一步講，自己出門去商場，營業到晚上十點也是常態。

我優哉游哉地穿好厚外套，背上包，先去海邊拍了會兒照片，想著三點多過去買，時間綽綽有余。努克不大，我走了大概二十分鐘，找到了那家電器店。然而，當我推門時，卻發現玻璃門紋絲不動。門上掛著一個牌子，上面用丹麥語和格陵蘭語寫著營業時間。我用翻譯軟件一掃，腦袋“嗡”地一下——營業時間：10:00 - 16:00。

下午四點就關門？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了看手機，時間是下午三點五十八分。就差兩分鐘！我使勁敲了敲門，希望能有奇跡發生。一個正在里面收拾東西的店員小哥看到了我，他走過來，隔著玻璃門，面帶微笑地對我搖了搖頭，然后指了指手腕上的表，做了一個“結束”的手勢。

我當時那種心情，混雜著不可思議、懊惱和一種莫名的憤怒。怎么會有這么做生意的？四點鐘，這不正是人們下班后購物的黃金時間嗎？你們不想賺錢了嗎？

我悻悻地往回走，路上不死心地又找了兩家可能賣雜貨的小店，無一例外，要么已經關門，要么正在準備關門。整個城市仿佛被一條無形的“下午四點死亡線”給切斷了，商業活動戛然而止，街道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得冷清。

晚上，我只能用鍋在電磁爐上燒水喝，心里還在憤憤不平地吐槽這種“懶散”和“低效”。第二天，我起了個大早，上午十點一開門就沖進了那家電器店，成功買到了熱水壺。結賬的時候，還是昨天那個小哥，他認出了我，笑著跟我打招呼。我沒忍住，半開玩笑半抱怨地用我蹩腳的英語問他：

“Hey, why do you guys close so early? Yesterday I was just two minutes late. Four o’clock… it’s too early for business, isn’t it?”（嘿，你們為什么關門那么早？我昨天就晚了兩分鐘。四點鐘……對于做生意來說也太早了吧？）

小哥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更燦爛了，他的回答我至今記憶猶新：

“Early? But it’s the time to go home. My kids are out of school. And today the sun is good, maybe I’ll take my boat out for a while. Work is for living, but it’s not life itself, right?”（早嗎？但這是回家的時間啊。我的孩子們放學了。而且今天天氣不錯，我也許會開我的小船出去一會兒。工作是為了生活，但工作不是生活本身，對吧？）

“Work is for living, but it’s not life itself.” 這句簡單得像雞湯一樣的話，從他嘴里說出來，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我當時完全被震住了。

在我的世界里，“效率”、“敬業”、“客戶至上”是被刻進骨子里的信條。我們習慣了996，習慣了24小時在線，習慣了用更多的工作時間去換取金錢和所謂的“成功”。我們把“為美好生活而奮斗”變成了“用全部生活去奮斗”。而在這里，一個普通的電器店店員，卻如此自然地把家庭、個人愛好、和“好天氣”排在了“多賺兩個小時錢”的前面。

后來我才慢慢了解到，這在格陵蘭是常態。夏天，如果天氣絕佳，很多公司甚至會默許員工提前下班，去享受難得的陽光和戶外活動。因為他們知道，在漫長而黑暗的冬季，這樣的機會寥寥無幾。他們工作的節奏，不是由市場的需求決定的，而是由自然的節律決定的。

這難道是“落后”嗎？從商業文明的角度看，是的，極度“落后”。但從“人”本身的角度看，這難道不是一種更高級的“發達”嗎？他們清晰地知道工作和生活的邊界在哪里，他們沒有被消費主義和無休止的競爭所綁架。我們引以為傲的“便利”，其代價是我們每個人都變成了高速運轉的社會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不敢停，也不能停。而他們，似乎從一開始就選擇了另一條路。

這個壞掉的熱水壺，給我上了生動的第一課。原來，我們和格陵蘭的差距，首先是時間的觀念。我們的時間是線性的、是用來填充和交換的；而他們的時間是圓形的、是用來體驗和享受的。

第二個沖擊：一顆天價白菜和冰原上的“富足”

在努克安頓下來后，我面臨的第二個現實問題就是：吃飯。作為一個美食大國的子民，我對吃有著執著的追求。但在格陵蘭，這種追求很快就變成了一種“奢求”。

第一次逛當地最大的超市Brugseni，我感覺自己像是在逛一家奢侈品店。所有的物價，都讓我這個來自北京的“見過世面”的人倒吸一口涼氣。一小盒草莓，大概十來顆，標價80丹麥克朗（約合80人民幣）；一根孤零零的黃瓜，蔫蔫地躺在那里，身價是40克朗；而最讓我震驚的，是一顆看起來并不怎么新鮮、甚至有些脫水的大白菜，居然要65克朗！

我站在蔬菜區，拿著那顆比我臉還貴的白菜，內心是崩潰的。在國內，幾塊錢一斤的大白菜，是北方冬天最樸實、最大眾的食物。在這里，它卻成了不折不扣的“貴族蔬菜”。

整個超市里，幾乎所有我們習以為常的工業制成品和“外來”農產品，價格都非常不友好。一瓶可樂的價格是國內的三倍，一包樂事薯片能讓你的錢包瞬間縮水。這種物價水平，讓我最初的判斷得到了“印證”：看吧，物資匱乏，人民生活成本這么高，這日子得過得多艱難。

然而，當我轉到超市的另一頭——生鮮冷凍區時，畫風突變。

巨大的冰柜里，整齊地碼放著各種我認識或不認識的深海魚類。比我胳膊還長的格陵蘭比目魚（Halibut），真空包裝，價格居然比那顆白菜還便宜；大塊的鱈魚、三文魚，品質極高，價格也相當親民。更夸張的是在肉類區，我看到了在國內被視為頂級食材的麝香牛（Musk Ox）肉、馴鹿（Reindeer）肉，甚至是海豹肉，分量十足地擺在那里，價格遠沒有我想象中那么離譜。

走出超市，這種感受更加強烈。我看到當地人開著皮卡，車斗里放著剛從海里拖上來的魚，旁邊圍著鄰居，你分一條，我拿一塊。我也在朋友的朋友家，參加過一次格陵蘭傳統的“Kaffemik”（一種開放式的家庭聚會，慶祝生日或各種紀念日）。那場面，才叫真正的“豪橫”。

沒有精致的擺盤，也沒有復雜的烹飪。一張長桌上，擺滿了主人家引以為傲的“硬菜”：燉海豹肉、烤麝香牛肉、煙熏三文-魚、鯨魚皮（Muktuk），還有各種風干的魚。每一樣，都是純粹的、來自這片冰冷土地和海洋的饋贈。大家圍坐在一起，用最簡單的方式分享著食物，臉上洋溢的滿足感，是我在任何一家米其林餐廳里都未曾見過的。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我用我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他們的“貧富”，是多么的幼稚和傲慢。我眼里的“富足”，是超市貨架上琳瑯滿目的商品，是想吃什么就能隨時點到的外賣，是一種工業化、全球化帶來的消費選擇的極大豐富。而他們眼里的“富足”，是自家冰柜里塞得滿滿的、足夠吃半個冬天的馴鹿肉，是鄰居敲門送來的一條剛釣上的比目魚，是賴以生存的大自然毫不吝嗇的慷慨。

我們的財富，建立在復雜的商業鏈條和貨幣體系上；他們的財富，直接與土地、海洋和社群聯系在一起。一顆天價白菜，反映的是全球化物流鏈條在延伸到這個孤立之地時高昂的成本，但這并不代表他們“窮”。他們只是對我們所依賴的這套消費體系，沒有那么大的需求。他們擁有我們花錢也很難買到的東西：最新鮮的空氣，最純凈的水源，以及最頂級的、純天然高蛋白食材。

這個差距，是關于“財富”定義的差距。我們追求的是一種可以被量化的、以貨幣為媒介的財富；而他們擁有的，是一種更原始、更具生命力的資源性財富。究竟哪一種更“發達”？我開始覺得，這個問題本身，可能就是一個偽命題。

第三個沖擊：一次“昂貴”的救援和不談錢的社會

如果說前兩個沖擊還停留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層面，那么第三個故事，則讓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格陵蘭社會制度層面的“發達”，那種震撼，至今想起來仍覺得溫暖。

在格陵蘭旅行，徒步是必不可少的項目。我在伊盧利薩特（Ilulissat）冰峽灣附近選擇了一條官方推薦的徒步路線。那天的天氣不算頂好，但也不算差。我一個人，踩著巖石和凍土混合的小徑，一邊驚嘆于眼前巨大的冰山在海面上緩緩漂流的壯麗景象，一邊小心翼翼地前行。

悲劇就在這時發生了。在一處下坡，我腳下的一塊石頭突然松動，我整個人重心失控，狠狠地摔了下去。一陣劇痛從左腳腳踝傳來，我當時就動彈不得了。荒郊野外，四下無人，手機信號時斷時續。一種巨大的恐懼瞬間攫住了我。

我忍著劇痛，掙扎著爬到一個信號稍好的地方，撥通了格陵蘭的緊急救援電話112。電話那頭，接線員的聲音異常沉穩，他仔細地詢問了我的位置、狀況，然后告訴我：“Stay calm, don't move. Help is on the way.”（保持冷靜，不要移動。救援馬上就到。）

在等待的半個多小時里，我的腦子里一團亂麻。除了疼痛和寒冷，一個更現實的問題盤踞在我心頭：救援費得多少錢？在我的認知里，這種動用公共資源的緊急救援，尤其是可能需要直升機的情況，絕對是天價。我開始瘋狂地回憶我的旅游保險條款，祈禱它能覆蓋這筆“巨款”。那一刻，對金錢的焦慮，幾乎壓倒了對傷情的擔憂。

最終，來的不是直升機，而是一輛全地形救援車和兩名救援人員。他們非常專業，檢查了我的傷勢，用夾板固定好我的腳踝，然后小心地把我抬上車，一路顛簸地送到了伊盧利薩特的小鎮醫院。

醫院很小，但干凈整潔，井然有序。醫生給我拍了X光，診斷為腳踝骨裂，需要打上石膏。整個過程，從救援到醫院處置，沒有一個人跟我提過“錢”字，沒有讓我出示護照之外的任何付費證明或保險單。一切都那么順理成章，仿佛救助一個在困境中的人，是一件天經地義、無需討論前提條件的事情。

直到醫生給我打完石膏，開了一些止痛藥，我終于忍不住了，揣著一顆忐忑的心，瘸著腿走到護士臺，用我能想到的最委婉的方式問道：

“Excuse me… about the cost… for the rescue and the treatment… How should I pay? Or who should I contact for the bill?” （不好意思……關于費用……救援和治療的……我該怎么付錢？或者我該聯系誰來獲取賬單？）

那位看起來有五十多歲、和藹可-親的因紐特女護士，聽到我的問題后，露出了一個非常困惑的表情。她扶了扶眼鏡，好像沒聽懂我的話，反問我：

“Cost? Pay? There is no cost. You were hurt. We helped you. That's it.” （費用？付錢？沒有費用。你受傷了，我們幫助你。就是這樣。）

我以為她沒理解我是個外國人，連忙解釋：“But I am a tourist, a visitor here. I am not a citizen of Greenland or Denmark.” （但我是個游客，一個訪客。我不是格陵蘭或者丹麥的公民。）

她的回答，像一顆溫暖的子彈，瞬間擊中了我的內心。她微笑著，用一種理所當然的語氣說：

“It doesn't matter. Here, in Greenland, health is a right, not a business. Everyone who is on our land, if they need help, they get help. You just need to rest and get well.” （這不重要。在格陵蘭，健康是一種權利，不是一門生意。任何一個在我們土地上的人，如果需要幫助，就能得到幫助。你現在只需要好好休息，康復起來。）

“健康是一種權利，不是一門生意?！?/p>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腳踝的疼痛似乎都消失了。那一瞬間，我感受到了一種巨大的、無形的“財富”。這種財富，不是GDP，不是人均收入，而是一個社會所能提供的、最根本的安全感。

后來我了解到，格陵蘭作為丹麥的自治領，實行的是北歐模式的高福利制度。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他們的稅收極高，一個普通人的收入可能有近一半要用來交稅。但這些稅收，最終轉化成了覆蓋每一個人的、堅實無比的社會安全網。這個“每一個人”，超出了國籍的范疇，延伸到了“每一個在這片土地上的人”。

我無法想象，在我們那里，一個外國游客遇到同樣的情況，會是怎樣一番流程。我們當然也會救助，但整個過程必然會與押金、賬單、保險、支付這些詞匯緊密相連。我們習慣了凡事都要先談“錢”，醫療被產業化，救助也被項目化。我們不是沒有善意，但我們的善意，被包裹在層層的制度和流程設計之中，變得不再那么純粹。

在格陵蘭，我看到了另一種社會運轉的邏輯。它建立在一種極高的社會信任和集體共識之上：我們每個人都讓渡出一部分個人財富，來共同構建一個讓所有人（包括陌生人）都能免于恐懼的底線。

這難道不是“發達”的終極體現嗎？一個社會的發達，不在于它能建多高的樓，能跑多快的車，而在于它如何對待最弱勢的群體，如何處理突發的意外，如何定義“人”的價值。

尾聲：差距，到底在哪？

離開格陵蘭的時候，我帶走的，不再是來時那種獵奇和俯視的心態，而是一種深深的敬意和反思。

我終于明白了那所謂的“巨大差距”到底是什么。

那不是物質的差距，而是優先級的差距。我們把效率、增長、財富積累放在了金字塔的頂端；而他們，把時間、自然、家庭、社群和人的基本尊嚴，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

那不是文明程度的差距，而是文明形態的差距。我們正在一條工業化、信息化、消費主義的快車道上飛奔，享受著它帶來的便利，也承受著它帶來的焦慮和異化；而他們，固執地、或者說智慧地，保持著一種與自然共生、與社群共存的、更古老也更人性化的節奏。

我無意去評判哪一種更好，因為每一種模式都有其形成的歷史和地理原因，也都有其自身的優勢和代價。但格陵蘭的經歷，像一面棱鏡，折射出了我們自身發展模式中可能被忽略或被犧牲的東西。

它讓我開始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發達”？什么是“好的生活”？

或許，真正的發達，不是你擁有多少選擇，而是你敢不敢放棄一些選擇；不是你的社會運轉得有多快，而是它能不能在有人摔倒時，溫柔地讓他慢下來；不是你能賺多少錢，而是你病倒時，不用擔心自己會因為沒錢而被放棄。

從這個意義上說，那個下午四點就關門的電器店，那顆六十五塊錢的大白菜，和那場分文不取的緊急救援，共同構成了我對格陵蘭“發達水平”的全部認知。

是的，差距真的太大了。大到讓我覺得，我們或許需要回過頭，向那片遙遠的冰原，學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