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斯臨死時的愿望說起

秦國的宰相李斯被秦二世腰斬于市，夷三族，人生以悲劇落幕。臨行的時候，李斯和他的次子一同被押出獄門。他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這個愿望沒有什么功利屬性，似乎是一個正常人都能做到的，但他臨死前說了這樣的愿望，就顯得與眾不同，或許他真的看到了人生的荒誕性。從他臨死時的愿望說起，似乎可以看到他的一生到底經歷了什么，也可以看到人的一生是否真的具有某種意義。

李斯出生在上蔡，上蔡當時是楚國的領地。他是地方小吏，后來輔佐秦王稱帝，接著實行商鞅的法律，采用縱橫之策，主張以吏為師，廢封建，立郡縣，車同軌，書同文，統一貨幣和度量衡。他還和趙高設計，廢長立庶，逼死公子扶蘇。他功高至偉，卻最終被腰斬于市，怎么說都是人生的悲劇。他主督責之術，行誅罰之令，搞得“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百姓怨憤沸騰，揭竿而起。到頭來他反被宦人所陷，當秦二世登基的時候，李斯上書皇帝，列舉了自己的七宗罪，卻并沒有被皇帝諒解。似乎他的一生是從低谷到高潮，又從高潮到低谷的過程。李斯在老家做小吏的時候，看到廁所里的老鼠饑腸轆轆，還經常提防著被野狗撕咬，又看到糧倉中的老鼠在糧倉里大吃大喝，不會防備野狗的撕咬，于是感嘆道：“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他悟透了環境決定一切的道理，要做倉庫里的老鼠，而不要做廁所里的老鼠。他做到了秦國的宰相，才高八斗，學富五車，遇事“阿順茍合，嚴威酷刑”，但最終還是不行。進入權力系統以后，李斯說話做事并不能一手遮天，需要尋找同道中人，或者說尋找共同利益者，形成鞏固的利益聯盟，甚至可以架空皇帝。而秦二世上位之后，就是怕李斯功高蓋主，把他架空了，就讓李斯做了替罪羊，最終把他殺掉，而且夷三族。

李斯的勢力被連根拔起，最終落得一個天大的悲劇。本來替秦國賣命，而且有很大的功勞，卻最終被殺掉，應了民間那句話，“伴君如伴虎。”李斯在臨行前想與兒子再回到老家上蔡，一起牽著黃犬，出東門去追逐野兔。這種想法和陶淵明的想法類似，只不過他們之間隔了上百年，并不是那么容易溝通的。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可是李斯已經立下了汗馬功勞，就覺得一輩子高枕無憂，起碼可以滿足衣食所需，享受榮華富貴。可是權力系統并非安身之所，很容易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有各種各樣的關系在撕扯，尤其是皇帝，很容易忌憚那些功高蓋主的人，也很容易對他們治罪。老子說：“功成身退，天之道。”李斯立了很大的功，就應該及時隱退，而不能繼續在朝中做官，不然很可能換了皇帝，就要換一朝臣，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他沒有隱退的心理，就很容易被皇帝忌憚，也很容易做了替罪羊。后代的乾隆皇帝死后，深得乾隆皇帝喜愛的大貪官和珅被嘉慶皇帝懲辦，叫做“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和珅貪污的銀子居然是國庫的六七倍，一方面說明由于乾隆好大喜功，胡亂花錢，最終造成國庫虧空的結果；另一方面說明，和珅貪污的銀子確實太多了。嘉慶不得不去懲辦他，因為他完全懂得乾隆的心思，甚至有時候都有可能脅迫嘉慶皇帝。皇權只能讓皇帝一人掌握，不允許旁落，尤其不允許權臣掌控。不然皇帝就成了傀儡，而權臣就成了曹操那樣的人，“挾天子以令諸侯。”

李斯就是當時秦國的權臣，實行嚴刑酷法，沒有絲毫緩和的余地，最終造成了人民的反抗。其實商鞅立法的時候，就已經種下了苦果，而當商鞅犯罪的時候，逃到很多地方，被自己樹立了新法約束，并不能住宿，因為只要收留他的旅館主人，就要和他犯一樣的罪；他也不能吃早飯，因為只要施舍給他飯的人，會和他犯一樣的罪，最終他只能自首。商鞅被車裂，李斯并沒有吸收教訓，而是仍然實行商鞅的新法，也沒有任何緩和的余地，最終被自己推行的新法束縛，當然也就被殺掉了。不管是商鞅還是李斯，都是皇權下的工具，或者說是被皇權利用的工具，幫助皇帝治理天下，卻并不能居功自傲。一旦他們推行的新法出現問題，皇帝就要拿他們是問，而皇帝永遠是正確的，并沒有任何錯誤，也不會承擔任何錯誤。他們似乎成了皇帝手中的跳梁小丑，能辦成大事，功勞就是皇帝的；辦不成大事，責任就是他們的。皇帝要追究他們的責任，他們當然逃脫不了。那么做官就是如此，很有可能被上級利用，被皇帝利用，卻只能甘心被利用，甘心做奴仆。甚至官員之間沆瀣一氣，早就結成了鞏固的利益聯盟，一旦出現上級查辦的官員，這個官員就很可能把所有的罪責攬到自己身上，其他的官員會照顧他的妻兒老小，會盡量疏通關系，讓他的罪責少一些。有了這樣的利益聯盟，就有了貪腐的窩案和串案。

古代書生都講究追求功名利祿，讀書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才學賣給帝王家，要替皇帝分憂解難。說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要修齊治平。可是他們能耐再大，也大不過皇帝的權力。他們要依附于權力，推行自己的思想和學說，連同孔子都這樣干，就更別提后代的諸多弟子了。可是他們依附于權力系統之后，自己的學說和思想就被權力系統改造了，要改造成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和有利于權力系統利益的學說和思想，推行天下，看似他們成了某種學說或思想的宗師，實際上他們的思想已經被改變了。幾乎絕大多數的書生都喜歡這種改變，而且主動要求被改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書生不愿意被改變，不想參與權力系統的運作，因為他們看到了官場的黑暗，就像陶淵明一樣，辭官歸隱，躬耕田園，只求心安理得，不做官場那些黑暗的事，不拼命搜刮民間財富，也不逼良為娼。早知如此，就沒必要到廣場轉一圈再回來，沒必要功成身退。李斯倘若知道自己的結局，肯定不會去做秦國的宰相，而只是在上蔡這個地方，和兒子牽著黃犬去追兔子，感覺很快樂。人生就是如此，要尋找快樂，而功名利祿只是過眼云煙。人生短短幾十年，只有體驗是自己的，其他的都不是自己的。黃粱一夢中的書生枕著道士給他的枕頭睡了一覺，經歷了科舉高中、滿門抄斬的夢境，似乎經歷了一生的時光，現實生活中才過了一小會兒。黃粱飯還沒煮熟，他就醒了。他知道人生應該怎樣度過了，就跟著道士去修道了，不再汲汲于功名富貴。

李斯臨死時的愿望平淡無奇，但說出了他自己的心聲，似乎看透了人生。人生的功過與榮辱，在他臨死前都已經消散，唯有和兒子牽著黃犬去逐狡兔的經歷讓他難以忘懷，也讓他神往，似乎這也是陶淵明的心思。知識分子進入權力系統，成為權力系統內部的高官，必然要依附于權力系統，甚至被權力反噬。這是知識分子的悲劇，這是人生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