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學家的“三次轉身”

來源 | 中國民商法律網

作者 | 郭晶晶、杜煥芳

分別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教授

一位法學家的“三次轉身”

——郭壽康與涉外法治建設

從資本主義體系法學轉入社會主義法學研究，從民法轉到國際公法，再從國際公法轉到涉外經貿法與知識產權法，郭壽康一生的學術道路歷經了“三次轉身”。這“三次轉身”，都與時代息息相關。第三次轉身后，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中，郭壽康參與了一系列涉外立法的調研與起草工作，撰寫了一系列與國際法和涉外法治有關的理論文章，在國際組織、國外名校和科研機構傳播中國法治聲音，親歷中國加入《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歷史性時刻……他推動了中國法治建設與國際接軌，是中國涉外法治建設和知識產權法治建設的“拓荒?！薄＝衲晔枪鶋劭嫡Q辰一百周年。

“三次轉身”確立學術方向

1926年7月15日，郭壽康出生于天津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先后就讀于天津培才小學、新學中學。1948年他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獲得法學學士學位，1949年起在北京大學法學研究攻讀研究生。那些年，在諸多學術前輩指導下，郭壽康系統地研習了國內外法學名著，主要是民法學論著，用他自己的話說，“主要是學習資本主義體系的成套法學”。

郭壽康。圖片由作者提供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舊法廢除，社會主義法學體系逐步建立起來。郭壽康用全副精力學習俄語，大量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及蘇聯法學教科書、論文和專著，用馬克思主義的眼光審視資本主義法律體系。1952年，郭壽康研究生畢業，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工作，翻譯了《為壟斷資本服務的資產階級民法》《蘇聯公民的個人所有權》等論著。這些論著基于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論證了資產階級國家法律是維護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核心的經濟基礎及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短K聯公民的個人所有權》指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個人所有權僅限于生活資料，是對公有制的補充。此書批判了資本主義民法理論中的“私法自治”等觀點，為中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民法理論提供了法理借鑒。從資本主義體系法學轉入社會主義法學研究，是郭壽康法學生涯的“第一次轉身”。

郭壽康、韓立余編著的《國際貿易法》。圖片由作者提供

“文革”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停辦，教師赴江西余江“五七干?！眲趧樱鶋劭档姆▽W研究陷入停頓。在干校勞動期間，他利用各種外文版《毛澤東語錄》自學外語，進一步提升了外語水平，為其日后的涉外法治研究奠定了必要的語言基礎。

轉機出現在1971年。那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面向與聯合國有關的國際法學術研究亟待展開。精通英、俄、德、法、日、意六國語言的郭壽康，被國家有關部門選中，與幾位功底扎實的中年教師一起研究國際公法，尤其是與聯合國有關的國際公法問題。他們對聯合國第六委員會和國際法委員會的文件進行整理、收集和研究，供相關部門參考。在此期間，郭壽康做過“國家責任”和“最惠國條款”的專題研究，還在北大舉辦的公安部門外事人員培訓班上講過國際公法課。從國內法轉向國際法，這是他的“第二次轉身”。

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郭壽康重回法律系任教。同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后，已經停滯多年的涉外法治建設被提上議事日程，為了服務國家對外開放的立法與實踐需要，郭壽康又從國際公法轉入新領域——涉外經貿法和知識產權法，歷經“三次轉身”，終成國際法學一代名家。

涉外經貿法治建設的拓荒者

“我國國際經濟法學的孕育和誕生與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同步?！惫鶋劭嫡f，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前那種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的方式，已經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亟待法律手段的調整。他先后參與了對外貿易法、涉外經濟合同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法律的起草與修訂，填補了我國涉外經貿立法的空白。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從1986年到2001年，在這長達十五年的時間里，中國為加入WTO的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以及WTO經歷了漫長的談判。郭壽康深度參與其中，積極從事與“入世”有關的立法起草和教學研究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的情況是時間緊、任務重、人員少，需要什么就搞什么?！?/p>

郭壽康著《郭壽康法學文選》。圖片由作者提供

我國當時的法律法規與WTO規則之間尚存一定差距，加入WTO之后，如何讓國內的法律法規盡快與WTO規則靠攏和接軌，是我國涉外法治建設面臨的首要問題。針對這個問題，郭壽康發表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我國立法的有關問題》等多篇學術論文，提出了前瞻性的觀點。他認為，WTO規則中的一些基本原則，與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的目標相一致。“入世”后，我國立法方面應當采取相應的措施，有關法律法規會經歷立、改、廢三種情況?！傲ⅰ本褪侵贫╓TO規則所要求或允許的、符合市場經濟運作規律的一些新的法律法規。例如，制定服務貿易和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法律?！案摹敝傅氖切薷默F行法律法規中不符合WTO規則的一些內容，或者補充某些規定得不充分的內容。例如，涉及進口數量限制（限額和許可證）、貿易平衡要求和優先購買國內產品的法律法規都要適當修訂?！皬U”指的是廢除那些不符合WTO規則的規定。他同時指出，在與WTO規則接軌時，應盡量維護我國的利益。在郭壽康等人的推動下，2001年“入世”之后，我國開展了大規模立法和修法工作，共立、改、廢了3000多部法律、法規和規章，這也是我國涉外法治建設的重要成果。

為培養適應對外開放需要的國際經濟法律人才，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郭壽康先后主編了《國際技術轉讓》《國際經濟貿易仲裁法》《國際貿易法》《國際經濟法》等教材。這些教材結合我國涉外立法、司法和涉外經濟活動的最新實踐，系統地闡述了這些領域的基本概念、基礎理論和前沿熱點，為國內各大高校的法學學子學習國際法學科提供了有益參考，推動了我國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進程，其中《國際經濟法（第二版）》獲教育部2006年全國普通高等院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開新中國知識產權立法先河

郭壽康親歷了我國知識產權立法的全過程，是唯一一位參加了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三部法律起草的學者。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為促進對外技術交流與合作，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必不可少。為了服務知識產權領域的立法需要，郭壽康又從零起步研究知識產權法。他說，知識產權這門學科，他在大學學習期間從未接觸過，閱讀文獻資料時也沒有遇到過“知識產權”這一法律術語，知識產權立法在國際上是“二戰”后才逐步發展起來的，對我國而言，知識產權的理論研究與立法實踐需要白手起家、新起爐灶。

本文作者杜煥芳（左1）與同事余民才（右1）、韓立余（右2）到家中看望郭壽康。圖片由作者提供

1973年11月，中國代表團以觀察員身份應邀出席了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領導機構會議，新華社在報道中將intellectual property一詞譯為“知識產權”，這一概念有了正式的中文表述。20世紀80年代，曾有學者對這個譯文提出不同意見，如認為“知識”應該是英語中的knowledge，intellectual是指智力而非知識；property也非產權，而是財產，所謂知識產權其實應該翻譯為“智力財產”。不光在概念和定義上存在爭議，在知識產權立法實踐中，矛盾更是層出不窮。由于當時中國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國內亦無相關法律法規，有些著作從國外書店買來直接就在國內翻譯出版了，沒有取得原作者和出版機構的授權。這不僅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形象，也成為中外學術文化交流的一個障礙。

面對當時知識產權領域混亂無序的狀況，郭壽康指出：“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是改革開放的需要，同時也將促進改革的深入和開放的擴大。”為此，他多次訪問WIPO日內瓦總部，在時任總干事鮑格胥等人的幫助下，搜集整理了30多個國家的專利法，編譯了“專利法叢書”和《國外專利法介紹》等文獻資料，為知識產權法治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1981年，郭壽康受邀參與撰寫佟柔主編的《民法原理》一書，在“智力成果編”，他把知識產權明確界定為“法律規定人們對于自己腦力勞動創造的精神財富所享有的權利”，具有無形財產權、須經立法直接確認、專有性、地域性、時間性等特點，主要包括著作權、發明權、發現權、專利權、商標權等。

專利法的起草同樣艱難。1979年3月19日下午，在國家科委召開了專利法起草小組第一次會議，專利法起草和研究工作正式啟動。郭壽康說：“當時的情況是一無資料，二無經驗，可以說是從零開始?！倍移鸩輰＠ǖ淖枇ο喈敶?，從官方到民間都有強烈的反對聲音，“反對的意見大致有兩個：第一，專利是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的，與社會主義的性質不符合；第二，從技術方面看，西方發達國家和我們之間的差距很大，專利更多保護的是外國人的利益。在一個會上，有人對此時搞專利法有意見，認為不是時候，是置國家利益于不顧，照抄外國……我被安排在大會結束時做一個系統發言，針對大家討論的問題，做了比較系統的有針對性的深入分析。后來大家的意見才逐步統一了，認識到專利制度可以為資本主義服務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而且我國改革開放必須與國際接軌，由于沒有專利制度，與國際社會不相協調，吃過很大的虧。”1980年2月，我國派出代表團參加WIPO召開的修訂《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第一屆外交會議，與WIPO總干事、副總干事會晤多次，深入探討了對我國專利法的設想，以及與《巴黎公約》的銜接問題。隨后，在郭壽康的聯系協調下，中國專利局邀請WIPO專家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辦了為期四周的專利法講座，向相關人士普及了專利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最終，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4年3月12日通過了專利法。

著作權法的立法過程則更為曲折。郭壽康回憶，從1979年成立“版權研究小組”到199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著作權法，時間跨度達11年之久。著作權保護的國際條約是《伯爾尼公約》，而加入《伯爾尼公約》必須交納著作權使用費。有關部門做了估算，如果加入《伯爾尼公約》，我國每年要繳納9億美元的巨款，而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很有限，因此有人提議暫不加入《伯爾尼公約》。如果不加入《伯爾尼公約》，那么著作權法便無從談起。郭壽康等經過深入調研與談判，發現可以大大降低著作權使用費。為鼓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作品的創作與傳播，保護我國自主知識產權，促進中外學術文化交流，著作權法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1992年7月1日，中國決定加入《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郭壽康在日內瓦目睹了中國向WIPO遞交加入《伯爾尼公約》申請書的熱烈場面，鮑格胥興奮地表示，在此之前，《伯爾尼公約》共有92個成員國25億人口，中國加入后，《伯爾尼公約》成員國的人口猛增到37億到38億，一天之內猛增50%，刷新了《伯爾尼公約》的歷史，可謂空前絕后。同年1月，中國與美國簽署《中美知識產權諒解備忘錄》，實現中美雙邊著作權關系正?；?/p>

商標法的起步稍晚一些，但通過卻是最快的。在郭壽康看來，這是由于當時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迫切需要規范市場秩序，將行政指令轉變為市場調節，必須充分激發企業的品牌創新意識，形成示范效應，“商標法主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變強行注冊為自愿注冊，第二個是賦予商標注冊人以商標專用權……1982年頒布了商標法，一方面規定了自愿注冊，而另一方面授予了注冊商標專用權”。商標法頒布后成效顯著，完善的商標保護制度既優化了外商在華投資營商環境，增強了外國投資者在華經營與發展的信心，又使得一批“中國馳名商標”得以崛起并走向世界舞臺，“中國制造”開始揚帆海外，飲譽全球。

內引外聯，桃李天下

郭壽康長期活躍于國際法學舞臺，多次以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各類國際談判，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也為中國法學事業培養了許多專門人才。郭壽康的弟子、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立余將老師的這些工作概括為“內引外聯”。

從20世紀80年代起，郭壽康赴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喬治城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德國馬普研究所等二十多所國外大學和學術團體進行學術交流。1985年，郭壽康當選為國際促進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學會（ATRIP）創始會員和執委，成為當時來自亞洲國家的唯一執行委員。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中國人民大學設立版權與鄰接權教席，郭壽康擔任教席主持人，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我國設立的唯一的法學類教席。2004年，郭壽康又被聘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版權與鄰接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教席主持人。

在幾十年的學術生涯里，郭壽康始終關注國外學術前沿，天下風云變幻，盡入其“法眼”。他在20世紀90年代就撰寫了《保護集成電路知識產權的華盛頓條約》，介紹國際條約對包括半導體芯片在內的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的立法手段與保護措施。此文非常具有前瞻性，當前，科技革命與大國博弈交織，這篇文章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更為凸顯。在80多歲高齡時，郭壽康還帶領研究生翻譯了《WIPO因特網條約評注》《版權法與因特網》《版權法導論》等國外知識產權法前沿著作，顯著提升了國內對互聯網版權的認識，為“互聯網+”時代的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理論支持。雖然做了很多有前瞻性的工作，但他戲稱自己是“80后”，“不知道的東西太多，且得學呢！”

1979年，郭壽康開設了新中國第一個專利法研究班，在沒有任何教材的情況下，借助自己積累多年的專利法資料，將研究心得傳授給學員。他不僅介紹了全球幾十個國家的專利法，還提煉出中國專利法起草過程中的各種爭論以及他的個人觀點。1981年，郭壽康在中國人民大學招收民法專業知識產權方向研究生，開中國知識產權高等教育之先河。

1985年，郭壽康聯合鮑格胥向國家教委提出建議，在中國建立知識產權人才教育基地，得到國家教委大力支持。次年，國家教委在中國人民大學設立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招收相關專業畢業生攻讀知識產權第二學士學位，期限兩年，郭壽康擔任中心首屆主任。如今，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被譽為我國知識產權法學教育的“工作母機”。

與此同時，郭壽康及時把中國涉外經貿法和知識產權法的建設情況介紹到國外，宣傳中國法治進步，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獲得了國外法學界的普遍認可。他經常用外文撰寫學術論文，介紹中國知識產權法治建設的歷史沿革和最新進展，以及中國如何對知識產權國際公約進行解釋與適用，使中國的法學研究成果“走出國門”，贏得廣泛理解和國際聲譽。

如今，郭壽康培養的學生大多活躍在國內外的高校、科研機構和實務部門，已經成為各單位的學術精英和業務骨干。郭壽康曾推薦弟子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萬勇赴德國馬普研究所訪學，馬普所前所長施特勞斯（Straus）對萬勇說，郭老的推薦信就像是著名銀行的支票，他們都很信任。萬勇回憶，直到逝世前，郭壽康仍然奮戰在教學一線，“我2007年博士畢業，那時候郭老師已經80多歲，但還在給本科生上課”。

2013年，凝聚其畢生心血的《郭壽康法學文選》出版，已是耄耋之年的郭老在“前言”中深情回顧自己與祖國命運榮辱與共的“三次轉身”：“我們祖國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亞病夫’，發展成為當今欣欣向榮、繁榮昌盛的大好形勢。我個人的專業學習和工作也隨著歷史的發展經歷了三次180°的轉身和變化。每一次轉身后都是重新做起，從頭學習?！睂τ诠系摹叭无D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趙秀文感慨，這都是服從組織分配的結果，服務于國家的發展大局，“反映了一個普通共產黨員對黨組織和黨交給的工作的態度和正能量：一切以大局為重，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學人小傳】郭壽康（1926—2015），天津人。國際經濟法學家、知識產權法學家、法學教育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194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1952年從北京大學法學研究所研究生畢業，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任教。改革開放后參與我國多部涉外法律的調研與制定，參與起草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三部法律，被視為中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奠基之作。曾兼任中國國際法學會和中國國際經濟學會理事、中國版權研究會副理事長、國際版權學會執行理事。著有《郭壽康法學文選》，主編《國際經濟法》《國際貿易法》《知識產權法》等教材。

*本文原載于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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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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