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若鄭成功“2次不爽約”李定國，南明可再續100年

南明，這段歷史，提起來就讓人心里堵得慌，全是血和淚，可就在那一片潰敗里，真的有過一道光，差一點點就照亮了整個天，這道光，就系在兩個猛人身上，一個“陸戰之王”李定國，一個“海上霸主”鄭成功。

好多研究歷史的人都說，這倆要是真能東西兩邊一塊兒動手，南明那點家當，怎么也不至于十幾年就敗光了，可惜啊，兩次最好的機會，都因為各種亂七八糟的事兒錯過了，這里頭，鄭成功的選擇，真是那段歷史里最讓人想不通的一聲嘆息。

時間拉回到1653年，那時候南明都快不行了，可李定國的出現，又讓人看到了點念想，這個大西軍出來的將軍，投了南明之后跟換了個人似的，在西南戰場上把清軍打得找不著北，甚至砍了清朝的敬謹親王尼堪，逼得定南王孔有德自己放火燒了自己，歷史上叫“兩蹶名王”，一下子，南明收回了好幾個省，士氣那叫一個高漲，但李定國腦子清楚，光靠西南這點地方，跟清廷耗不起，必須得拉上東南沿海的鄭成功，兩邊夾著打，才有翻盤的可能。

他就派了個最信得過的人，揣著永歷皇帝的信和自己的親筆信，跑了幾千里地去廈門，信里把那個“會師廣東，共圖中原”的大計劃說得明明白白，他從廣西出兵，直接打廣東，鄭成功帶上他的水師從海上登陸，兩撥人在廣州城下碰頭，這可不是瞎想，是當時最靠譜的一個計劃，拿下了兩廣，南明就有錢有糧有地盤，想打可以往北打，想守也能守得住，那個使者到了廈門，差不多是哭著求的，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鄭成功身上。

可鄭成功呢，面對這份關系到國家命運的邀請，反應特別小心，甚至有點不想干，他招待使者規格很高，可一說到出兵這個核心問題，就含含糊糊的，這背后，是他的小算盤，鄭成功他們那幫人，首先想的是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他得保證金門、廈門這兩個老窩的安全，還有海上做生意的線路不能斷，跑到內陸跟清軍主力硬碰硬，風險太大了，再一個，他自己是官宦人家出身，打心底里有點瞧不上李定國這種“流寇”出身，這種派系之見，是南明自己內部的毛病，治不好，最后，李定國的使者等了好幾個月，就帶回去幾句空話，第一次黃金機會，就在這種猜忌和觀望里，悄悄溜走了。

就算被放了鴿子，李定國也沒死心，1654年，他還是自己動手了，又一次進攻廣東，差不多把自己的老本都押了上去，他覺得，只要我在前頭打出個樣子來，鄭成功看到有機會，肯定會來幫忙的，剛開始打得確實猛，很快就把廣州城給圍了，城里的清軍嚇得要死，求救的信一封一封往北京送，整個廣東的局勢，就差鄭成功這最后一根稻草了，李定國在廣州城外苦打了好幾個月，兵都快望穿秋水了，也沒看見東邊海面上飄來鄭家的旗子。

那會兒鄭成功在干嘛呢，他不是像戲里唱的那樣在準備打南京，實際上，他被清軍拖在了福建南部，兩邊為了搶漳州、泉州這些地方，打得你來我往，清廷那個狠招“遷界禁海”，更像一把刀子，直接捅在了鄭成功集團的命根子上，也就是他的海上貿易，對他來說，保住自己的核心地盤和錢袋子，比去幫一個出身不明不白的“盟友”要緊得多，他的選擇，從他自己團隊的利益看，好像也能理解，但從整個南明復興的大局來看，絕對是致命的失誤，最后，李定國因為一個人打太久，兵也累了，糧也快沒了，只能撤退，元氣大傷。

這次合作的失敗，把南明兩個大腿之間那種沒法調和的矛盾，徹底亮了出來，五年后另一場大戰，更是把這種矛盾推到了頂點，1659年，鄭成功把東南地盤穩固了以后，發動了他這輩子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自己帶著十幾萬大軍，順著長江往上打，直奔清廷的心窩子南京，那場面，聲勢浩大，一度打到了南京城下，天下都為之震動，可這完全是一次單打獨斗的冒險，根本沒跟西南的李定國他們商量一下，搞個配合。

鄭成功的南京之戰，更像一場巨大的個人賭博，他想通過一場漂漂亮亮的勝利，一下子坐穩自己“中興第一功臣”的位子，順便把清廷的經濟封鎖給打破，結果呢，戰術上太輕敵，太大意，鄭家軍在南京城下輸得一塌糊涂，精銳部隊損失慘重，這一仗，不光讓鄭成功自己再也沒力氣搞大規模北伐了，也把南明最后那點有生力量給耗光了，當鄭成功在長江上孤注一擲的時候，李定國正在西南苦苦撐著，兩個人的力量沒能在同一個時間點，往同一個方向使勁，反而被清軍一個一個給解決了。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就算當年李、鄭真的在廣東會師了，南明就真的能高枕無憂嗎，答案恐怕也不是，南明內部派系多得跟米一樣，矛盾重重，一個統一的指揮系統就沒建立起來過，李、鄭聯手，也未必能把孫可望和其他各路明軍舊部都捏合成一團，清朝入關十幾年，統治越來越穩，它的國家機器和動員能力，根本不是南明這種軍閥聯合體能比的，所謂的“南北朝”局面，清廷絕對不會眼睜睜看著它出現。

更重要的是，鄭成功的戰略選擇，雖然有他的局限，但也確實是他當時困境的產物，他的鄭氏集團，是個龐大的軍事商業綜合體，活下去是第一位的，清廷的“遷界令”等于釜底抽薪，逼得他必須用激進的辦法找突破口，北伐南京，既是建功立業的野心，也是為了活下去的無奈，把南明滅亡的責任全扣在他一個人頭上，也不公平，這背后，是明朝末年以來就根深蒂固的軍閥割據心態，是整個南明政權從根子上就爛了。

1662年，李定國聽到永歷皇帝被害的消息，悲憤交加，吐血而亡，同一年，剛剛收復臺灣的鄭成功也突然去世，南明最后的兩根擎天柱，在相隔萬里的地方，帶著同樣的遺憾走完了他們悲壯的一生，他們不是沒有機會，但歷史的大潮，最終還是把他們推向了各自為戰的宿命，他們的悲劇，就是南明沒法挽回的命運縮影，那段本可以改寫的歷史，最后只在書本里留下了數不清的“倘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