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病逝54年，鄧小平收到后人來信：生活艱難，希望得到幫助

1979年6月4日，澳門鏡湖醫院的吊唁廳里擠滿了各界人士，花圈幾乎擺到了走廊。前一晚，84歲的孫婉辭世，她是孫中山僅存于港澳的直系子女。外人只看到場面隆重，卻很少想到守靈席間那位頭發花白、眼神倔強的中年女士——戴成功，孫婉的長女，她的處境才是故事的另一半。

吊唁結束后的第三周，鏡湖醫院賬單送來。看著欠費金額，戴成功怔了好久。八年來，她幾乎住在醫院，與母親同吃同住，原先每月來自南光貿易公司的三千港幣補貼能勉強維持；母親走后，這筆錢“隨人而去”，下月起停發。57歲的她沒工作資歷，古董早已典當殆盡，日常花銷卻分毫不少。夜深時，她對朋友低聲說了一句：“再拖下去，只能賣掉母親僅剩的首飾。”

情勢逼人，兩個月后，她用毛筆寫下一封七頁信函，信封上收件人赫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同志親啟”。信里沒有過多悲情，只有一連串清晰的數字：欠費多少，藥費多少，每月基本生活費多少。她寫道：“先父戴恩賽逝去二十四年，先母孫婉甫辭世，現年近花甲，實無繼續謀生能力，懇請政府酌情照顧。”

鄧小平當時日程繁忙，手頭文件堆積如山。秘書遞上這封帶著舊式家族印章的信，他掃了兩眼便放在案頭，次日批示：“請統戰部、僑辦、港澳辦研究，合理解決生活困難，保孫中山后人溫飽。”一句批示，事關一段歷史傳承，也標志著戴成功命運的轉折。

批示很快送至北京西交民巷。時任港澳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廖承志看到后笑了一下，“這是應該做的。”他立刻電話聯系南光公司，提出恢復并適度提高補貼，同時囑咐澳門工聯會安排探望。南光公司隨即決定：補貼數額由每月三千港幣提高至五千，自當月起追補，并派專人負責藥費報銷。

紙面上的數字解決了燃眉之急，故事卻遠不止經濟困境。戴成功的坎坷，多半源自父母那一代。上溯到1896年，孫婉出生在檀香山伯父孫眉的甘蔗園。伯父富裕，她童年不愁吃穿，卻也鮮少見到常年奔波于革命的父親。1906年隨母親盧慕貞暫返香港后，警探盯梢、暗探窺伺成了日常。她記得，夜半母親常帶著兄妹三人匆匆換船，“去遠處投親”是唯一解釋。

清廷覆滅那年，她16歲。父親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只做了兩月便讓位給袁世凱。隨之而來的安排是兄妹遠赴美國。多年后提起那趟旅程，她說：“英文不會講，算術跟不上，最大的依靠就是每周收到父親從上海寄來的短箋。”在哈佛留學的王伯秋受托照顧她，兩人相互吸引，卻因王已有家室、孫中山強烈反對而以離婚收場，這段情事幾乎耗盡她的青春勇氣。

1921年，她與在廣州軍政府任職的醫學博士戴恩賽再婚。婚后，夫妻相伴出使巴西三年，日子雖然忙碌，卻算得上舒心。遺憾的是，抗戰爆發，戴恩賽辭去粵海關監督職務，無收入來源，只能憑變賣古玩糊口。新中國成立后，夫婦遷居澳門，生活漸穩，卻在1955年迎來戴恩賽病逝的打擊。此后，所有擔子落到戴成功肩上。

1964年，為支付母親與自己的醫藥費，她忍痛賣掉父親留下的大宅，搬進一百多平方米的小公寓。蔣介石當年兩次派人勸她母親赴臺，甚至開出“贈金建屋”的條件，都被孫婉一句“我們不欠他”回絕。拒絕的代價便是與臺北方面的經濟支援徹底無緣。所幸，北京沒有忘記這位革命先行者的后人。從1968年起，新華社澳門分社與南光公司維系著每月補貼，直至孫婉去世。

補貼恢復后，戴成功另獲一張澳門工聯會的介紹信，可在屬下診所免費拿藥。她婉拒了職工安置，卻接受了義診，“身子骨硬朗點，才能把母親的遺物整理好。”幾個月后，她把母親珍藏多年的父親手跡捐贈給廣東省博物館，其中包括孫中山1912年親筆寫給盧慕貞的家書。工作人員問她有無其他要求，她擺擺手：“存放祖國，已足夠。”

有人好奇，為何多年困頓依舊守在澳門。戴成功的答案簡單：“母親在這兒長眠，這里就算家。”她租下鏡湖醫院旁邊一間小房，墻上掛著父親題字“天下為公”。來訪者不多，但對每一位年輕學生，她都愿意講祖父、外祖父當年奔走的故事，“別把他們當成神，他們也是人，靠信念撐下來的普通人。”

1980年代初，國家對港澳工作更為重視，統戰部有人建議把戴成功遷往珠海，方便照應。她笑著謝絕，“走得動時常過關看看就好。”此后十余年，小公寓的燈光常亮到深夜，舊式落地鐘聲格外清晰。街坊說，這位老太太日子不富裕，卻總愛給孩子們塞幾顆花生糖，“先輩留下的，不能只是照片，還得是心氣。”

1995年冬天，她在睡夢中安然離世，終年73歲。遺物清點時，除了幾張存折、一摞書信，就是一本厚厚的日記。扉頁寫著一句短短的話：“愿四海承平，勿再流離。”熟悉她的人都明白，字句之間，藏著兩代人走過的艱辛，以及一條始終向前的家國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