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失敗后，僅剩的400多人結局如何？為何能走出大量名將？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內(nèi)，開國將帥授銜典禮進行到高潮時，有人悄聲念叨：“你看，李先念、王樹聲、程世才、朱良才，都曾是那批從星星峽走出來的人。”典禮場面輝煌，卻也不由讓旁觀者回想十八年前那段幾乎被塵沙吞掉的慘烈歲月。

許多人好奇，同為失敗之軍，為何那支在河西走廊只剩四百余人的殘部，日后卻開出如此之多的“將星”？答案要從一九三七年春天的戈壁風雪說起。

當時西路軍在甘肅高臺、臨澤一線連吃數(shù)仗，主力被馬家軍層層分割。到三月中旬，兵員由出發(fā)時的兩萬銳減至不足兩千。彈藥與糧秣見底，河東紅軍主力又被渭水阻斷，西進、東返皆是死路。石窩山會議上，部隊被迫分成三股，李先念、程世才率左支隊沿電線桿向新疆方向摸索。有人嘀咕：“前面若是戈壁盡頭，我們就埋骨他鄉(xiāng)吧。”李先念只回了兩個字：“必須走！”

九天奔襲，饑渴交加。二十六日傍晚，追兵騎蹄卷起沙塵，左支隊倉促鏖戰(zhàn)，幸而夜幕降臨，才得以脫身。那時統(tǒng)計，剩員四百二十六人，平均每人子彈不足五十發(fā)，棉衣多用麻繩縛于肩背，依稀可見當年川北“赤腳軍”的影子。

轉機在星星峽。四月末，他們在荒涼的界碑旁收到短波回電：“團結一致，去新疆，陳云、滕代遠即來接應。”電文不到二十字，卻讓人如飲甘泉。李先念當場對報務員說：“告訴中央，我們必到！”

與此同時，陳云、滕代遠正押著盛世才撥給的一個營、四十余輛卡車，滿載衣被、肉干與藥品，從迪化出發(fā)。途中數(shù)次與地方武裝交火，行至阜康有士兵勸兩位首長先行避讓。滕代遠擺手：“拖延一天，兄弟們或許就斷糧了。”簡單一句，卻定下生死。

五月一日凌晨，車燈刺破戈壁，四百余名西路軍殘部集結星星峽村口。陳云與李先念握手時，李先念一句“多虧組織”未說完便哽咽。陳云拍拍他的肩：“這點人也能鬧革命，你信不信？”士氣就這樣被重新點燃。

接下來半個月，戰(zhàn)士們干的事只有三件：吃肉，睡覺，換裝。盛世才每天派人送來肥羊七八只，白面、大米堆成小山，還有新制軍服。陳云規(guī)定：“身體沒恢復，槍再好也放不準。”兵員由此迅速回神，氣色肉眼可見地好轉。

裝備也跟著補齊。步槍二百余支、子彈二十萬發(fā)、機槍兩挺、軍餉新疆幣四十余萬。更重要的是，中央隨后來電，要求他們系統(tǒng)學習航空、裝甲、炮兵、通訊等科目。于是，這四百人被拆分成多個學習小組，分赴迪化機場、俄式坦克營、炮校和無線電訓練班。呂黎平回憶：“白天學拆裝機槍，晚上躲在油燈下抄《打靶注意事項》，困得直打盹也舍不得睡。”

一九三八年底，第一批學成人員陸續(xù)返回延安。此后在抗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乃至抗美援朝中，他們擔任炮團長、旅參謀長甚至野戰(zhàn)軍副司令，打出了“戈壁學生隊”的名號。資料顯示，從這四百余人中，建國后授銜的上將一人，中將七人，少將幾十人，數(shù)量之多在各紅軍番號里相當罕見。

原因何在？首先，殘酷淘汰讓幸存者心理素質(zhì)極硬；再者，集中培訓令他們率先接觸現(xiàn)代兵器；最后，邊疆相對獨立的環(huán)境，使他們不受前方戰(zhàn)事羈絆，得以系統(tǒng)消化新知識。這三點交匯，便鑄就了后來令人側目的“名將搖籃”。

當然，也有人未能等到授銜。有七十余名官兵在學習途中病故，或因環(huán)境惡劣客死他鄉(xiāng)。李天煥后來提起這些同袍，只是擺手道：“他們?nèi)粼冢切菎{故事會更精彩。”

西路軍失敗固然沉痛，然而歷史從不在一個節(jié)點停步。那四百個人把慘敗化作磨刀石，將沙塵中的苦澀轉成了建軍史上的光亮一頁。名將的誕生并非傳奇，而是血與火過后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