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25日深夜,天河公安分局里還燈火通明。會上被反復提及的,是即將開展的全市統一清查,“無身份證、無暫住證、無用工證明者一律帶回核查”,這是與會者抄在筆記本上的一句硬性指令。風聲就此埋下伏筆,三個月后釀成慘劇。
跨年之后,深圳一家電子廠的平面設計師孫某某做出了跳槽決定。憑借在武漢科技學院學到的CAD與CorelDRAW,他拿到了廣州一家服裝公司的試用合同,月薪兩千,比原單位略高。他很快辭職收拾行李,于2003年2月下旬抵達天河黃村,租下與成先生合住的單間,打算熬過三個月試用期后再搬近公司。
3月17日,廣州降溫,黃村街口的小食攤只賣出半鍋牛雜。晚上九點半,孫某某抱著電腦包去附近網吧上網,打算將白天沒做完的效果圖傳給客戶。身份證放在住處抽屜,暫住證還沒來得及辦,這在外來打工者中并不稀奇。
十點五十七分,黃村路口出現臨檢崗,兩名協警攔住孫某某盤問來歷。聽說對方既無身份證也無暫住證,協警直接把他遞交派出所。孫某某爭辯幾句,被喝令閉嘴。值班記錄里,“無身份證、無暫住證、無穩定職業”三行赫然在列,原因不得而知。
十一點十二分,成先生接到室友電話。電話那頭的孫某某聲音急促:“我在派出所,你帶身份證和錢,快點來。”短短十五個字,透著慌張。成先生拉上同事趕到黃村街派出所,卻被告知“身份證也救不了,已列‘三無’”。大廳里有人交完罰款被放走,唯獨孫某某例外,原因無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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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凌晨兩點,派出所把孫某某連同百余名同樣身份不明者送往收容待遣所。檔案再度照抄那三句:無暫住證、無固定居所、無正當職業。凌晨五點,他在電話間向朋友匆匆求助,語速過快,出現結巴。朋友趕來卻被堵在門外,理由是“手續不全”。
上午十時,孫某某以“心動過速待查”名義被轉入廣州市收容人員救治站。這座救治站前身是精神病院,一年前剛改建,院區狹窄,200名病人分散在數個“倉”。三區只有四名精神科醫生,真正維持秩序的是身穿迷彩、手握警棍的護工。規則簡單粗糙:護工發話,倉頭執行,新人進倉先挨打。
18日深夜,身材魁梧且脾氣暴躁的護工喬某嫌孫某某“太吵”,將他從201倉拖向以“打人”出名的206倉,并對倉頭低聲交代:“半小時后動手。”交班前,他又補上一腳,將孫某某踹得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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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點三十分,倉頭一聲令下,八名所謂“正常人”蜂擁而上,拳腳棍棒朝孫某某招呼。有人后來辯解:“不動手就輪到我們挨揍。”監控室護士發現異常,護工上樓象征性制止,卻被喬某一句“繼續”喝退。
被毆二十多分鐘后,孫某某抱被移至205倉,他已無力言語。護士記錄顯示,當夜他“睡眠六小時”,字跡潦草。20日九點,查房護士發現孫某某面色青紫、呼吸極弱,搶救十分鐘宣告死亡。初步證明寫下“腦血管破裂?心臟病猝死?”,并備注“除腳趾外無明顯傷痕”。
廣州市公安局法醫鑒定推翻了這份證明:背部大片皮下出血,多處軟組織損傷,死亡原因為“鈍性暴力反復打擊致創傷性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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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中午,朋友趕到殯儀館,冷柜里推出來的遺體滿背烏青。他們拿著工作證明、畢業證復印件,卻已無處申訴。媒體披露后輿論嘩然,調查組迅速介入。護工喬某及206倉七名施暴者被以故意傷害罪逮捕,三名管理人員因玩忽職守遭撤職查辦,黃村街派出所兩名值班民警受到行政處分。
這起事件促使廣州對收容制度展開整頓。2003年6月,國務院正式廢止《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改行救助制度。孫某某的父母最終獲得民事賠償,但他們帶回武漢的骨灰盒,無法彌補失去兒子的空洞。
那一串冷冰冰的表格數字——“無身份證、無暫住證、無正當職業”——成為壓垮一位青年命運的最后砝碼;而一紙廢止文件,也是在沉痛代價之后才得以落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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